三、格调派
清人在论及沈德潜为代表的诗学群体时，并无“格调派”之称。或基于沈德潜为江苏人而称为“吴派”，如阮葵生《茶余客话》云：“诗道陵夷，厥分二派：一曰吴派，谓以盛唐为宗。……一曰浙派，谓以南宋为宗。”[24]或基于诗学宗旨强调其“格律”内涵，如钱泳《履园丛话》云：“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然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也。”[25]
最早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格调派”的是铃木虎雄。1911年，铃木在《艺文》杂志发表《论格调、神韵、性灵之诗说》一文，后被收入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铃木似乎没有把“格调说”和“格调派”加以区别，第三编第三章“格调说”论述了明七子四大家的诗学主张，在第五章第二节“沈德潜及其诗说”中指出：“沈氏诗论的立足点可以说是温和的格调派，是兼采格调、神韵二说的精华部分而成。”[26]在第十节“随园对其他诸派的抨击”中列举格调派，并强调：“这里所说的格调派，即主要对明七子而言。”[27]可见，铃木虎雄在论沈德潜时，只是强调其诗学主张属“格调说”，并没有从流派的角度加以论述，故未涉及流派成员、宗旨、流变等内容。
郭绍虞沿袭了铃木虎雄“格调说”与“格调派”混用的做法，在发表于1938年《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的《性灵说》中，郭绍虞指出：“近人每谓他的诗论是格调派神韵派和考证诗的反动，实则随园对于神韵说还相当的推崇，而且王渔洋的时代较早，神韵一派在当时已成强弩之末，只有沈归愚所创导的格调派，却正在幸运的时期，假使说他对于当时诗坛的反抗，那么无宁指格调一派为较为近理。”[28]虽提及沈德潜所代表的格调派，但内涵与格调说并无差别。之后，郭绍虞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五篇第三章“格调说”中，收录申涵光、毛先舒、叶燮、沈德潜、宋大樽、宋咸熙、潘德舆等众多诗家，其论沈德潜曰：“昔人之述归愚诗论者，或举其温柔敦厚，或称其重在格调，实则仅得其一端，归愚诗论，本是兼此二义的。”[29]不再称沈德潜为格调派，也未涉及流派成员组成和发展流变。
朱则杰明确以“格调派”命名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清诗史》第十章单列“沈德潜与格调派”一节，在评述此派诗学宗旨之后，朱则杰又对流派成员做了明确论述：“他早年在家乡苏州，曾结举‘城南诗社’和‘北郭诗社’，联系了一批同行辈的诗人。同时，他又带出了许多学生。其中比较著名的如王鸣盛、王昶、钱大昕等七人，时称‘吴中七子’……沈德潜的再传弟子如黄景仁，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0]这些论述似乎承继徐珂而来，《清稗类钞》“诗学名家之类聚”云：“受业者，其初以盛锦、周准、陈櫆、顾诒禄为最著。其后则有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黄文莲、赵文哲、吴泰来之‘吴中七子’。……再传弟子则有武进黄景仁，私淑弟子则有仁和朱彭。乾、嘉以来之诗家，师传之广，未有如德潜者。”[31](https://www.daowen.com)
严迪昌《清诗史》未明确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格调派”。严著列“耆儒晚遇的沈德潜”一章，只是指出沈德潜为诗坛领袖，并对其“格调说”加以阐释，进而指出“吴中七子”、毕沅、曾燠均与沈德潜诗学渊源较深。[32]
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则明确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流派，此书专列“格调诗派”一章，刘世南指出：“它的产生，正是为了矫正浙派末流的缺点”，“另外，对清初的神韵说，沈氏也有所补充”，“同时，也针对新兴的性灵派”。[33]刘世南对沈德潜所代表的格调派理论主张和创作成就的分析颇为偏激，如言“反正奴才要做得稳也是不容易的”，“格调说的内涵，无非是内容要关乎教化，出之以比兴手法”，“统观他的‘襟抱’与‘学识’，不过是一套腐朽的封建奴化思想”。[34]相对而言，对此派成员和流变论述得较为简略。
王顺贵《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是研究格调论的专著，王顺贵把沈德潜视为清代格调论的集大成者，把薛雪、李重华、乔亿、黄子云、潘德舆视为清盛期其他格调论者，把刘熙载、朱庭珍、王闿运定位为清代格调论的嗣响。[35]在措辞上，王顺贵很少使用“流派”这样的表述，只是基于个人的理解重新建构了清代格调说的谱系。
综合来看，清人在论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时，并未明确称为格调派，此派命名乃是现代学者的产物。结合诗学宗旨、成员和影响来看，这个群体可以称为流派。明代与清代格调派共同特征是重视对各种诗歌体裁的体制规范和审美特征的分析，寻求具有“本色”之美的“第一义”作品，为后学指明师法对象。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沈德潜颇重儒家诗学传统，即兼有温柔敦厚和格调二义。二是明七子所推崇的最高格是汉魏古诗和盛唐近体，基本上是各种诗体的创始之作。沈德潜则注意到后世诗歌的成就，把师法对象拓展到中晚唐和宋代诗人。三是同为学古，明七子以“神似”古人作为最高追求，所谓“置于古人集中，与古人体制风格一致”，这容易导致复古有余、创新不足。沈德潜是以“神韵”作为最高境界，倡导生动传神和缥缈悠远的审美效果，能够部分弥补复古之弊。清代格调派前期盟主是沈德潜，后期是王昶，主要成员包括沈德潜未仕时的诗友和出仕之后的众多追随者。除《清稗类钞》所提及的诗家外，王昶《湖海诗传》明确提及的属于此派的诗人还有王庭魁、吴璜、吴照、程际盛、沈景熊、何青、王文潞、朱宗大、邵志纯、项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