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主流话语的确立

相较“诗言志”，“诗教”堪称乾嘉时期官方主流话语论诗歌本质时更加常用的范畴，几为“诗道”之代称。赵青藜《文学胡御云遗诗集》云：“《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一言而蔽《三百》，直一言立天下万世诗学之准。”^[33]孙原湘《籁鸣诗草序》云：“尝谓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时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至兰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进，而风格又一变矣。”^[34]查揆《杜诗集评序》曰：“自语录作而禅理尽，笺注纷而诗教衰。何则？道在矢橛者，非形象所能胶；趣在咳唾者，非语言所得捃。”^[35]均以“诗教”代指“诗道”。(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