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说理的特殊性
乾嘉诗家普遍认为理可以入诗，但认为玄言诗与理学诗直接议论说理的方式决不可取，诗歌说理应具有特殊性。
首先，诗歌说理应当立足于其抒情本质特点，并追求含蓄不尽的审美效果。文章说理追求的是透彻明晰的表达效果，诗歌说理则立于情感的抒发，并善于营造余味深长的表达效果。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亦议论之佳者。[90]
所谓“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即诗歌要富有审美趣味，不可像文那样进行抽象地说理议论，否则就粗鄙不堪。沈德潜还对杜甫、邵雍等人的诗歌说理进行分析：
读《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缋，笼盖宇宙，铿戛韵钧，而横纵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91]
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东坡则云：“两手欲遮瓶里雀，四条深怕井中蛇。”言外有余味耶？[92]
杜甫善于将说理融入抒情和叙事之中，能够充分展示其忧国忧民的精神，并给读者更加深厚的审美感受。邵雍《冬至吟》直接阐释阴阳变化，苏轼《三朵花》叙述了人生阅历和感慨，均不足取。翁方纲《杜诗“精熟文选理”理字说》云：
自宋人严仪卿以禅喻诗，近日新城王氏宗之，于是有不涉理路之说，而独无以处。夫少陵“熟精文选理”之理字，且有以宋诗近于道学者为宋诗病，因而上下古今之诗，以其凡涉于理路者皆为诗之病，仅仅不敢以此为少陵病耳。然则孰是而孰非耶？曰：“皆是也。”客曰：“然则白沙、定山之宗《击壤》也，诗之正则耶？”曰：“非也，少陵所谓理者，非夫《击壤》之流为白沙、定山者也。”客曰：“理有二欤？”曰：“理安得有二哉？顾所见何如耳。”[93](https://www.daowen.com)
翁方纲指出杜诗言理与陈献章、庄昶诗歌学习《击壤集》不同，邵雍、陈献章、庄昶诗歌言理是直接议论，没有兼顾诗歌的特殊性，缺少诗歌特有的韵味和美感，故不值得效法。
王夫之和叶燮也曾论及诗歌说理与古文有明显不同，王夫之《古诗评选》评鲍照《登黄鹤矶》云：“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94]叶燮《原诗》云：“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95]他们认识到诗歌说理不同于经学家对文理的阐释，不可直接道出，但对诗歌说理特殊性的具体表现缺少明确论述。乾嘉诗家则注重阐发诗歌说理的特殊表现，对诗歌说理论述得更加明确。
其次，乾嘉众多诗家反对诗歌说理变成语录讲义，贵有理趣。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云：
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陶渊明“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圣人表章《六经》，二语足以尽之。杜少陵“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天地化育万物，二语足以形之。邵康节诗，直头说尽，有何兴会？至明儒“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真使人笑来也。[96]
沈德潜所谓的“理趣”，也就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艺术手法揭示物理或事理，且能够引起读者的回味与想象。如杜甫《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为所游之景，却蕴含天地化育万物之意，与邵雍纯粹议论说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枚《随园诗话》云：
诗家有不说理而真乃说理者。如唐人《咏棋》云：“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咏帆》云：“恰认己身住，翻疑彼岸移。”宋人：“君王若看貌，甘在众妃中。”“禅心终不动，仍捧旧花归。”《雪》诗：“何由更得齐民暖，恨不偏于宿麦深。”《云》诗：“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许鲁斋《即景》云：“黑云莽莽路昏昏，底事登车尚出门？直待前途风雨恶，苍茫何处觅烟村？”无名氏云：“一点缁尘涴素衣，瘢瘢驳驳使人疑。纵教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未涴时？”[97]
袁枚同样认同诗歌应立足于形象性的描写来表达人事物理。类似主张在乾嘉诗家中相当普遍，张谦宜《茧斋诗谈》曰：“善谈理者，不滞于理，美人香草，江汉云霓，何一不可依托，而直须仁义礼智不离口，太极天命不去手，始谓之谈理乎？……文章名理，世鲜兼长。诗非不要理，只是人不能于诗中见理耳。”[98]诗歌应当依托美人、香草等事物来说理，不能直接下理语。可见，乾嘉诗论家认为诗歌可以说理，但义理的表现应当以艺术形象的塑造为基础，又要具有趣味之美，这是对“诗言志”传统观念的重大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