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入诗的可能性
较早主张诗歌可以说理的是批评严羽、明七子并提倡宋诗的诗论家，他们认为说理与抒情并非截然对立，理无处不在，诗歌自然可以说理。冯班《钝吟杂录》云：“诗者，讽刺之言也，凭理而发，怨悱者不乱，好色者不淫，故曰‘思无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与寻常文笔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79]诗歌“凭理而发”，故理不可少。周容《春酒堂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严沧浪之言，无不奉为心印。不知是言误后人不浅。请看盛唐诸大家，有一字不本于学者否？有一语不深于理者否？严说流弊遂至竟陵。”[80]也对严羽“非关理”之论提出批评。叶燮《原诗》云：“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一：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则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契诸情，契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81]把宇宙万物视为理、事、情三个要素的统一，诗歌可以抒情、叙事，当然也可以明理，充分阐释了以理入诗的理论根据。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诗歌可以说理几为诗坛共识。因考据学虽然以文字训诂、名物典章考证为研究对象，但目的是求得对儒家经典义理层面的准确把握。受此影响，诗文领域也出现了追求义理、考证和辞章合一的风尚，对说理的认识也远较前代深刻。翁方纲《志言集序》云：“昔虞廷之谟曰：‘诗言志，歌永言。’孔庭之训曰：‘不学诗，无以言。’言者，心之声也。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82]他先引“诗言志”“言为心声”等传统论断，指出诗歌只是内心情志的表现，其特殊性只是注重声律的和谐，最后强调“一衷诸理”，视“理”为裁断、衡量万物之准则，诗歌自然也不能违背“理”。翁氏从诗歌发生的角度强调了“理”对于诗歌的重要性，传统文论“文原于道”中“文”包括诗，“道”同于理，“诗言志”就这样悄然变为诗言“理”。其《韩诗“雅丽理训诰”理字说》又云：
近有疑此篇理字者，故不得不为之说。曰理者，综理也，经理也，条理也。《尚书》之文，直陈其事，而诗以理之也。直陈其事者，非直言之所能理，故必雅丽而后能理之。雅，正也，丽，葩也，韩子又谓诗正而葩者是也。凡治国家者谓之理，治乐者谓之理，治玉者谓之理，治丝者谓之理，故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得与失，皆理也。又曰：“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形与系，皆理也。又曰：“风雅颂为三经，赋比兴为三纬，经与纬皆理也。”理之义备矣哉！然则训诰者，圣王之作也，理则孰理之欤？曰：作是诗者，不知也，及其成也，自然有以理之。此下句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此即理字自注也。理者，圣人理之而已矣。凡物不得其理则借议论以发之，得其理则和矣，岂议论所能到哉？至于不涉议论而理字之，浑然天成，不待言矣。非圣人孰能与于斯。[83]
翁氏认为“理”的基本含义是整理、治理、处理，与国家政治相关。《尚书》直陈其事，国史有感于得失而作诗，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得到治理。因此，“理”是圣人之文的主要表现对象。表面来看，翁氏只是重申文学的政教传统，要求诗人关注国计民生，所论乃是儒家传统观念，但就深层而言，翁氏从理论上说明了“理”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借以肯定了以理入诗的价值。
基于“理”与国家政治的密切关系，“理足”自然成为优秀诗作的标准。陈文述《颐道堂诗自叙》云：“余之从伯元先生游也久，萧君之馆余者今亦八年，所得绪论为多。先生之论诗也，曰：‘作文之道不尽自文出，作诗之道亦不尽自诗出，自古未有不求根柢于六经诸史而可以自立者。’萧君之论诗也，曰：‘诗必理足而后意足，意足而后气格生焉，篇终而不识命意之所在，是理不足也，是妄作也。’两君之论诗如此，虽不可以赅汉魏唐宋以来之诗人，然持论其最胜矣。”[84]陈文述引阮元、萧抡之论，把六经诸史视为作诗的基础，所言“理足”“意足”均指作品所包含的与国家政治相关的现实功用，这与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四种高妙”中的“理高妙”“意高妙”颇有不同。姜夔重在艺术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陈文述则是基于诗歌的政教社会功用。
与此同时，乾嘉诗家还列举大量诗作论证优秀作品可以谈理。张谦宜曰：
文章名理，世鲜兼长。诗非不要理，只是人不能于诗中见理耳。理无不包，语无不韵者，《三百篇》之《雅》、《颂》是也。不必以理为名，诗妙而理无不通者，《离骚》以迄汉、魏是也。但求词佳不堕理窠者，两晋、六朝以讫三唐是也。只求理胜不暇修词者，程、朱、邵子辈是也。风气日下，得一层必失一层，若天限之，生古人以后者，何处下手？(https://www.daowen.com)
诗中谈理，肇自三《颂》。宋人则直泄道秘，近于钞疏，将古法婉妙处，尽变平浅，反觉腐而可厌。[85]
袁枚《随园诗话》云：
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文选》：“寡欲罕所缺，理来情无存。”唐人：“廉岂活名具，高宜近物情。”陈后山《训子》云：“勉汝言须记，逢人善即师。”文文山《咏怀》云：“疏因随事直，忠故有时愚。”又，宋人：“独有玉堂人不寐，六箴将晓献宸旒。”亦皆理语；何尝非诗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语，便令人闻而生厌矣。[86]
张谦宜、袁枚通过列举经典中实例，表明《诗经》以后历代均不乏言理上乘之作，理不能入诗显然不符合创作实际。尤其是杜甫，乾嘉众多诗家都注意到杜甫说理的特征，并对此大加称赞。沈德潜评杜甫《诸将五首》道：“五章议论时事，感慨淋漓，而辞气仍出以丁宁反复，所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87]又评《述古》道：“古今治乱判于此，此议论之纯乎纯者，谓作诗必斥议论，岂通论耶？”[88]翁方纲《杜诗“精熟文选理”理字说》云：
杜之言理也，盖根极于六经矣。曰“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易》之理也；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书》之理也；曰“春官验讨论”，《礼》之理也；曰“天王狩太白”，《春秋》之理也。其它推阐事变，究极物则者，盖不可以指屈，则夫大辂椎轮之旨，沿波而讨原者，非杜莫能证明也。[89]
翁氏采用常见的摘句批评方式，详细论述了杜甫“推阐事变，究极物则”的说理特点及表现。这类论述对“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传统观念的批驳相当有说服力，理可以入诗逐渐成为乾嘉诗学被普遍接受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