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晋诗高峰
历代诗家均认为晋诗是继汉魏之后的第二个高峰，但对于这个高峰是处于西晋还是东晋却存在争议。唐前诗论家比较推崇西晋诗，随着陶渊明地位的提升，晋诗高峰逐渐转至东晋。乾嘉诗家延续了宋人对陶渊明的推崇，对西晋代表诗人陆机的批评更加严厉。
沈约较早对西晋诗歌予以高度推崇，《宋书·谢灵运传论》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42]指出潘、陆辞采华美的新变特征，且以汉魏为喻。钟嵘《诗品序》云：“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43]专论太康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视为“文章中兴”。宋代之后，西晋诗家的崇高地位开始动摇。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44]明确认为两晋不如汉魏，且举陶渊明、谢灵运为两晋代表诗人（笔者注：严羽把阮籍和谢灵运都归为晋代诗人，与传统定位不同）。此后诗家论及晋诗盛衰，或两晋并称，或独标东晋陶渊明，西晋已经不再成为汉魏之后的第二个高峰。胡应麟《诗薮》云：“当涂以后人才，故推典午。二陆、二潘、二张、二傅外，太冲之雄才，茂先之华整，季伦之雅饬，越石之清峭，景纯之丽尔，元亮之超然。方外则葛洪、支遁，闺秀则道韫、若兰。自宋迄隋，此盛未睹。”[45]所举涵盖两晋众多诗家。而沈德潜尤为推崇东晋，《古诗源·例言》云：“壮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轩轾；二陆、潘、张，亦称鲁卫。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峻上，尽掩诸家。钟记室季孟于潘、陆之间，非笃论也。后此越石、景纯，联镳接轸。过江末季，挺生陶公，无意为诗，斯臻至诣，不第于典午中屈一指云。”[46]把陶渊明视为两晋首屈一指之诗人。
两晋诗坛高峰转移的实质是陶渊明和陆机诗坛地位的变化。钟嵘把陆机与曹植、谢灵运相提并论，分别视为建安、太康和元嘉三个时期的代表。《诗品》评陆机曰：“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47]基于才气学识和辞藻华美两方面的原因对陆机高度推崇，这正是六朝文坛的主流审美风尚。也正是这个原因，萧统《文选》收陆诗52首，总量居全选之首，且远远多于陶渊明的8首。不过，随着时代文风的变化，陶渊明地位不断提升，陆机却日趋下降。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48]认为陆机低于陶渊明、阮籍和左思。王世贞《艺苑卮言》云：“陆病不在多而在模拟，寡自然之致。”[49]指责陆诗缺少自然风致之美。
乾嘉诗家对晋诗的评价延续了严羽以来的观念，把陶渊明视为最优秀的诗人，对陆机的批评愈加严厉。沈德潜《古诗源》评陆机：
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齐、梁，专工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兹特取能运动者十二章，见士衡诗中，亦有不专堆垛者。○谢康乐诗，亦多用排，然能造意，便与潘、陆辈迥别。○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苏、李、《十九首》，每近于《风》，士衡辈以作赋之体行之，所以未能感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殊非诗人之旨。[50]
沈氏特意强调了陆机所开创的诗风对后世创作的不良影响，批评陆诗“词旨敷浅”，并指责“诗缘情而绮靡”之论。《古诗源》入选陆机诗作11首，与左思并列第十二位，但如果考虑到左思现存诗15首、陆机现存诗约110首的话，不难发现沈德潜轻陆倾向十分明显。与此相对，他对陶渊明可谓推崇备至，《古诗源》云：
渊明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有不独步千古者耶？钟嵘谓其原出于应璩，成何议论！清远闲放，是其本色，而其中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唐人王、储、韦、柳诸公，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51]
沈德潜指出，“清远闲放”为陶诗本色，又强调“其中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此评与苏轼“质而实绮，癯而实腴”[52]基本同义，均指陶诗平淡处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在平常的事物描写中蕴含有丰富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又是和陶渊明高洁的理想密不可分的。《古诗源》入选陶诗多达63首，总量高居首位。显然，在沈氏看来，陶诗最接近风雅精神。郑虎文《训士八则》云：“诗学宜知正宗也。……左太冲、刘越石、郭景纯，典午之盛。过江而后，笃生渊明，超晋轶魏，浸淫乎汉氏矣。”[53]认为陶渊明直继两汉，高出魏、晋。可见，陶渊明堪称唐前诗人最杰出的典范，乾嘉诗家对此毫无异议。
陶诗以平淡自然而著称，乾嘉诗家在沿袭苏轼“癯而实腴”侧重于思想内容的分析之外，还注重从法度技巧的角度称赞陶诗。如张玉谷《古诗赏析》评《命子》曰：
题名《命子》，而前路历叙家世源流，至第八章方入正面，似乎太缓，不知述祖德正以颂孙谋，皆为后两章己之望子厚集其势，不嫌辞费也。至通体叙次之虚实相生，繁简互用，整散错出，正喻夹写，章法亦复美备。[54]
前代诗论家很少论及陶氏《命子》这首四言诗，张玉谷认为此诗具有严密的章法，前六章历叙祖宗功德，第七章写自己的颓废和对生子的渴望，第八章写给儿子命名的含义，最后两章望子成才。在叙述祖宗功德时，对功业最显著的远祖陶舍、曾祖陶侃、祖父陶茂叙述较详，其他则略写。可见，陶诗的修辞、章法均经过精心安排。赵文哲也有类似论断，《媕雅堂诗话》云：“陶公（潜）之诗，元气淋漓，天机潇洒，纯任自然。然细玩其体物抒情、传色结响，并非率易出之者。世人以白话为陶诗，真堪一哂。”[55]指出陶诗绝非轻率随意而作，乃精心而为。
此外，乾嘉众多诗家对陶渊明高洁人品纷纷赞颂，仰慕之意溢于言表。如王昶《舟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四十六首》论陶渊明：
欲试弦歌亦偶然，何堪束带小儿前。不须更说河山感，乐处分明继昔贤。（陶渊明）[56](https://www.daowen.com)
法式善《诗龛十二像·陶彭泽》云：
弹琴不弹琴，饮酒非饮酒。篱下几丛菊，门外五株柳。诗在天地间，适然为我有。[57]
舒位《向读文选诗爱此数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论其世凡作者十人诗九首》云：
云浮鸟倦早怀田，乡里儿来巧作缘。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五株柳树羲皇上，一水桃花魏晋前。只有东坡闲不过，加餐遍和义熙年。（陶渊明）[58]
陈文述《画屏怀古诗》云：
吾爱陶渊眀，托兴惟酒杯。桃源忘魏晋，莲社期宗雷。作吏不称意，长歌归去来。[59]
孙原湘《读渊明集》云：
半隐神仙半隐耕，桃花（原）［源］记自分明。种桑久已非吾土，采菊聊还竟此生。剑术未忘歌壮士，玉瑕何碍赋闲情。一篇归去来辞在，惭愧储、王学未成。[60]
顾光旭《论诗四首·陶靖节》云：
陶公羲皇上，远我遗世情。北窗弄和风，太音本希声。道腴化为液，冲澹含晶莹。履霜知天寒，木落知松贞。赠答寓形影，意与樽垒倾。遥遥千载心，孤云纵复横。[61]
他们都极力歌颂了陶渊明高蹈于世、不慕荣利的高逸情怀，并视陶渊明为文人理想的化身。
总体而言，乾嘉诗论家对晋诗的评价基本延续了明七子以来的定位，把东晋陶渊明视为晋诗乃至整个古诗的最高典范。与宋人基于平淡推崇陶诗不同，乾嘉诗论家也非常重视揭示陶诗内涵风格的多样性以及淡泊名利的高逸情怀，陶渊明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人诗学理想和人格理想的最高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