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嘉三大家
元嘉（424—453）是南朝宋文帝年号，共30年，学界常以元嘉代指刘宋文学。元嘉是南朝少有的安定时期，《资治通鉴》评宋文帝刘义隆云：“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62]此期也是古诗发展的转折点，许学夷曰：“太康五言，再流而为元嘉。然太康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至谢灵运诸公，则风气益漓，其习尽移，故其体尽俳偶，语尽雕刻，而古体遂亡矣。”[63]指出元嘉诗歌刻意追求艺术技巧，用字精工，讲究对偶，对景物精心雕刻，汉魏古诗浑厚之气至此不存，标志着汉魏古诗传统的终结和近体抒情传统的开端。历代诗家对元嘉诗歌的这种新变特征并无异议，主要争论是围绕“元嘉三大家”[64]的地位高下而展开的。
最早推崇颜延之、谢灵运的是齐代文宗沈约，《宋书》评谢灵运曰：“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65]评颜延之曰：“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66]《谢灵运传论》论历代文学之变迁，于刘宋独标颜、谢：“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67]沈约把谢灵运、颜延之视为潘岳、陆机之后成就最大的诗人。《宋书》虽提及鲍照，但未与颜、谢并论。
梁代萧子显对鲍照较为重视，《南齐书·文学传论》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68]又把当时创作分为“三体”，一是“出灵运而成”，一是“鲍照之遗烈”，另一类的特点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即用典繁复，对仗精工，与颜延之诗风比较接近。至此，鲍照得以跻身于颜、谢之列。不过，萧子显的观念并非文坛定论，刘勰和钟嵘在论及刘宋诗歌时，仍然延续了沈约的定位。《文心雕龙·时序》云：“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69]未提及鲍照。钟嵘《诗品》列谢灵运为上品，颜延之、鲍照为中品，其《序》云：“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70]也是以谢灵运居首，颜延之其次，鲍照尚不能鼎足而三。
唐宋时，鲍照地位不断提升，一度取代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鲍谢”。杜甫《遣兴五首》云：“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曰：“忍待江山丽，还披鲍谢文。”高度褒奖鲍照。之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元嘉体”明确把三人并称，《诗评》则重新排列了三人座次，谓：“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71]至此，鲍照的诗坛地位大大提升。
明代众多诗话和古诗选本延续了严羽对“元嘉三大家”的座次安排，鲍照越来越受重视，甚至偶尔取代谢灵运，被视为最优秀诗人。如李攀龙《古今诗删》选谢灵运诗16首，颜诗5首，鲍诗多达19首，位居宋人之首。不过《古今诗删》这种观念并未成为共识。另一部著名古诗选本《古诗归》入选谢灵运25首，高于颜延之的14首和鲍照的18首，仍然把谢灵运视为元嘉最优秀的诗人。
清代诗论家对元嘉诗歌的评价仍然集中在“三大家”，仅从古诗选本来看，鲍照被公认为此期最优秀的诗人。下表是清代五部古诗选本对三人的入选数量：
由上表可知，鲍照诗歌入选数量均高于谢灵运，在清人心目中，鲍照显然被视为元嘉最优秀的诗人。
与诗选不同，乾嘉时期的众多诗话和论诗杂著对“三大家”诗坛地位的看法并不一致。乔亿《剑溪说诗》云：“汉魏诗浑然无涯埃，至谢康乐始有致力处，千古标准，不专在游山诗也。”[72]黄子云《野鸿诗的》云：“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73]两人似乎是承继沈约、钟嵘等南朝传统观念，对谢灵运开创一代诗风的作用赞赏有加。不过，乔亿、黄子云这种独推谢灵运的主张并非诗坛主流观念，多数诗论家从辨体的立场出发，把谢灵运和鲍照视为元嘉最优秀的两位诗人。沈德潜《古诗源·例言》云：“诗至于宋，体制渐变，声色大开。康乐神工默运，明远廉隽无前，允称二妙。延年声价虽高，雕镂太甚，未宜鼎足矣。”[74]明确强调谢灵运和鲍照为元嘉两大家，颜延之不足以并称。《古诗源》评颜延之曰：
颜诗，惠休品为镂金错采，然镂刻太甚，填缀求工，转伤真气，中间如《五君咏》、《秋胡行》，皆清真高逸者也。○士衡长于敷陈，延之长于镂刻，然亦缘此为累。《诗》云“穆如清风”，是为雅音。[75]
所言颜诗“镂刻太甚”，大致指喜用古事、对偶精工之弊。又评谢灵运、鲍照曰：(https://www.daowen.com)
前人评康乐诗，谓东海扬帆，风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约经营惨淡，钩深素隐，而一归自然。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建安诸公，都非所屑，况士衡以下。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追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千古并称，厥有由夫。[76]
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五言古亦在颜、谢之间。抗音吐怀，每成亮节。其高处远轶机、云，上追操、植。[77]
沈德潜认为谢诗与汉人、陶渊明发自天性的自然不同，而是通过经营安排、琢磨锻炼所达到的自然，标志着新一代诗风的兴起。谢诗之前，诗风总体上是古朴平淡的；谢诗之后，诗人们开始追求声色之美。谢诗之高，在于其追琢词句而又能合于自然。沈德潜还指出，鲍照乐府诗具有慷慨不平之气，与曹操、曹植的沉郁高古是一致的。
赵文哲也有相似的看法，《媕雅堂诗话》云：“谢康乐（灵运）善谈名理，其写山水之趣，凿险锤幽，迥非后人思议所及，妙在仍出以自然，故有初日芙蓉之目。学五古者不可不以此为根柢。……鲍明远（照）踔厉风发，独出无前，或嫌豪气未除，施于乐府为宜。”[78]把谢灵运视为五古大家，于鲍照则肯定其乐府的成就。郑虎文《训士八则》“论诗”云：“自宋以下，渐事雕华，风格稍替，然宋则康乐、明远，齐则元晖，梁则江淹、何逊，隽永深秀，并各冠冕一代。”[79]同样把两人视为宋诗典范。此外，齐召南《评选诗十三首》[80]、舒位《向读文选诗爱此数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论其世凡作者十人诗九首》[81]、顾光旭《论诗四首》标举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等四位诗人[82]，也未提及颜延之。总体而言，在乾嘉众多诗论家看来，颜延之已经难孚元嘉大家之盛名，而谢灵运和鲍照各有所长，是元嘉诗歌最优秀的两位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有少数诗家开始对谢灵运进行严厉批评。汪师韩《诗学纂闻》云：
《南史》齐武陵王煜诗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其称述安仁、士衡、延之，盖不免局于时尚；而谓康乐不辨有首尾一语，卓识冠绝千古。余尝取其全集读之，不但首尾不辨也，其中不成句法者，殆亦不胜指摘。[83]
汪师韩批评谢诗“首尾不辨”“不成句法”，即结构不当，用词繁芜，冗长沉闷，性情不彰，[84]主要从艺术上着眼。而潘德舆则立足于人品否定谢诗，《养一斋诗话》云：
颜、谢并称，谢诗更优于颜。然谢则叛臣也，颜生平不喜见要人，似有见地，然荀赤松讥其外示寡求，内怀奔竞，干禄祈进，不知极己，文人无行，何足持哉。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85]
潘氏视谢灵运为叛臣，人品卑下，其诗自然不符合诗教原则，价值有限。
汪师韩和潘德舆对谢灵运的批评貌似有些片面，却与整个乾嘉诗坛的主流审美观念基本一致。一方面，随着儒家诗学观念逐渐成为官方主流话语，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以人品高下评定诗品成为乾嘉诗坛共识，潘德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把由晋入宋的谢灵运视为“叛臣”，进而否定其诗作。另一方面，从严羽、明七子到沈德潜，格调诗学理论一直绵延不绝，通过辨体的方式衡量历代诗家自然是乾嘉诗人的通常做法。就五言古诗而言，汉、魏和晋代陶渊明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五古作品。谢灵运五古讲究用字、对偶精工，题材由传统的抒情转向写物，已经不同于传统五古的古朴浑然，受到非议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