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分期”的演进及其双重内涵
有唐289年，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时代审美思潮和创作主体的变化，诗歌创作在不同时期很自然地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历代学者出于对唐诗发展历程理解的不同，曾把唐诗的发展归纳为不同的阶段，其中“四唐分期”说影响最为深远。从本义来看，“初”“中”“晚”分别指事物发展的起始、中间和后期三个阶段，仅具有客观的时代先后意义；“盛”指兴盛、盛大，蕴含有浓厚的主观价值倾向。由于初、盛、中、晚并不都是纯粹的时代概念，能否客观反映唐诗发展的历程就成为历代诗论家争议的焦点。明清以来关于唐诗分期的众多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四唐分期”而进行的，这场争论使“四唐分期”所蕴含的时代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紧张关系得以调和，促成了“四唐分期”不断趋于牢固和完善，最终使它成为文学史和唐诗研究著作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论断。
（一）从时代世次向价值评判的转化
对唐诗发展历程的总体考察始于唐末。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云：“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矣。”[103]大致按时代先后胪列20多位诗家，在评判之中已包含着隐约的分期意识。如“国初”接近于后世习称的“初唐”；所言王昌龄之后的几位诗人除韦应物外，其余均为后世所习称的盛唐诗人，接近于“盛唐”；之后所举大历十才子和元、白分别是大历和元和时期的代表诗人，所举刘禹锡、杨巨源、贾岛、无可、刘得仁也是传统意义上中晚唐知名诗人。不过，司空图既没有明确地划分唐诗发展的阶段，所举诗家也难以反映唐诗的概貌，与成熟的唐诗分期理论尚存在很大距离。
五代刘昫《旧唐书》对唐诗发展历程的概括也比较模糊。由于作者距唐未远，此书保留了大量的唐诗史料，许多诗人事迹及美谈由此而传。不过，涉及唐诗不同时期的艺术风貌时，《旧唐书》极少加以概括，如《文苑传序》云：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104]
刘昫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分期似乎很不完善，唯言唐太宗贞观时期“同乎三代”，又言高宗、则天朝“尤重详延”，仅仅涉及通常意义上的初唐，其他时期全未提及。从文体来看，刘昫更重视经国大业之文，对吟咏情性之诗有所忽视。从诗人来看，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崔颢、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被收入《文苑传》，魏徵、张九龄、高适、韩愈、张籍、孟郊、李贺、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因爵位单独立传，不过，一些唐诗发展史上标志性人物岑参、刘长卿、韦应物、王建、贾岛、许浑、皮日休、陆龟蒙等未被提及。在论及各位诗人的艺术成就时，刘昫基本上是点到为止，缺少深入阐发。如评沈佺期曰：“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105]评王维曰：“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106]杜甫本传全文引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对杜甫在唐诗史上的地位加以阐发。除此之外，其他诗人的传记很少论及其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开拓作用和地位。清人在论《旧唐书》时曾指出此书较多地引用国史原文[107]，诗人列传部分也是如此，评论性的内容十分缺乏，尤其是后世所习称的“四唐分期”，此书尚未涉及。
入宋之后，伴随着创作上师法唐诗，宋人对唐诗的研究日趋深入，成就之一就是对唐诗发展轨迹及不同时期艺术风貌的考察，如《新唐书·文艺传叙》云：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108]
《传叙》把唐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时沿袭齐梁余风，“四杰”为代表；玄宗时改变了前代文风，复归雅正，张说、苏颋为代表；大历、贞元时，在韩愈提倡下，唐文达到了鼎盛。与《旧唐书》不同，《新唐书》所言“文章”更重诗歌，所言“三变”已经包含着比较明确的唐诗分期意识，这种史家意识对后人宏观把握唐诗的发展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传叙》又言“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视其为“一世冠”，同样涉及这些重要诗人的历史定位。从这些论述可以感到，《传叙》已经意识到众多诗人独到的艺术追求，并试图对唐诗流变发展的脉络加以系统地整理。不过，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唐代诗人的艺术特色与各期诗风的流变有所关注，但就唐诗整体风貌的把握而言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比如其注意到了陈子昂在转变六朝诗风中的作用，评论道：“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109]对陈子昂改变六朝文风的功绩把握得相当准确，但尚未从初盛唐诗风演变的角度加以论述。对中唐大家白居易，《旧唐书》把他与元稹合传，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两人在中唐诗风演进中所起的倡始作用。而《新唐书》把白居易归为谏官之中，更重视其事功；安排元稹与李逢吉、牛僧孺同传，在牛李党争的背景下批评元稹节操的瑕疵，这种安排并不利于揭示两人的文学成就。
与《新唐书》相似，宋代诗选和诗话对唐诗发展历程的梳理日渐明确。王安石所选《唐百家诗选》是著名唐诗选本之一，《序》云“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该书共20卷，先列明皇、德宗，次按时代世次分列薛稷、刘希夷、王适等104家诗人。尽管此书选诗宗旨与后世盛行的“诗必盛唐”迥然不同，但就编选体例而言远较唐人选唐诗完备，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展示历代唐诗的成就。另外，宋代诗话也开始关注唐诗不同时期的艺术风貌，尤袤《全唐诗话原序》曰：
唐自贞观来，虽尚有六朝声病，而气韵雄深，骎骎古意。开元、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风》、《雅》。迨会昌而后，刻露华靡尽矣。往往观世变者于此有感焉。徒诗云乎哉！[110]
尤袤视“贞观”为唐诗第一阶段，其后“开元”“元和”成就巨大，“会昌而后”渐趋衰落，按时代先后列出唐诗发展的四个时期，虽然杜甫、刘长卿、韦应物等天宝和大历时期的著名诗人未能进入其视野，但对唐诗不同阶段的划分却十分清晰。
与前人按照客观时代先后勾勒唐诗发展历程不同，严羽对唐诗的分期包含着鲜明的主观价值标准，标志唐诗分期从时代世次开始转向价值评判。《沧浪诗话》有三处明确论及唐诗的分期：《诗辨》云：“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又云：“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111]《诗体》云：“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自注：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自注：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自注：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自注：元、白诸公）。晚唐体。”[112]严羽把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大历、元和和晚唐五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代表诗家加以界定，然后明确表示“以盛唐为法”。可以说，严羽分期已经包含了对唐代不同时期创作风貌的归纳及价值高下的评判。严羽使用“盛唐诗”这一概念时，既指“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包含着客观的时代先后的内涵；又指“第一义”“临济下”，赋予其最高格、诗法正宗的内涵，包含着浓厚的主观价值高下的评判。自此，唐诗分期理论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严羽之后，继续沿着价值评判的思路勾勒唐诗发展历程的是宋末元初的方回，其《瀛奎律髓》按题材分登览、朝省等49类，每类诗先五律后七律，每体之中先唐后宋。此选尽管以指导创作为宗旨，但评点之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分期理论。首先是“中唐”概念的提出。在评点时，方回多次把“中唐”与“盛唐”“晚唐”并举，如评陆游《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忆旧游有赋》曰：“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此篇虽陈、杜、沈、宋，亦不过如此。”[113]评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曰：“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114]明确把中唐与盛唐、晚唐并称，且限定为“大历以后，元和以前”，至此“中唐”概念趋于成熟。
另外，方回对唐诗不同时期艺术风貌的概括相当细致。如对盛唐，其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曰：“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学者详之。”[115]评崔颢《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曰：“盛唐人诗，师直为壮者乎？”[116]又在“旅况类”中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曰：“起两句言题，中四句言景，末两句摆开言意。盛唐诗多如此。全篇浑雄齐整，有古味。”[117]认为盛唐诗具有浑然、豪壮、高古的特点。对于中唐，其评张祜《金山寺》曰：“大历十才子以前，诗格壮丽悲感。元和以后，渐尚细润，愈出愈新。而至晚唐，以老杜为祖，而又参此细润者，时出用之，则诗之法尽矣。”[118]评白居易《百花亭》曰：“此贬江州司马时作。大抵中唐以后人多善言风土，如西北风沙，酪浆毡幄之区，东南水国，蛮岛夷洞之外，亦无不曲尽其妙。”[119]中唐诗歌风格细润，题材日常化，更趋新变。对于晚唐，方回评贾岛《雪晴晚望》曰：“晚唐诗多先锻景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此作似乎一句唱起，直说至底者。”[120]评李商隐《江村题壁》曰：“三、四好，五、六亦是晚唐。义山诗体不宜作五言律诗。不淡不为极致，而艳而组不可也。”[121]评李频《送凤翔范书记》曰：“晚唐诗鲜壮健，频却有此五、六一联。”[122]评陈师道《寄外舅郭大夫》曰：“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九僧’者流，为人所禁，诗不能成，曷不观此作乎？”[123]晚唐诗风格绮丽，更重技巧，题材趋于闲适。可以看出，方回通过选诗和评注对唐代诗歌整体风貌的梳理相当细腻。
总体来看，严羽与方回都不满意南宋后期“四灵”、江湖诗人为矫正江西之弊而师法晚唐的风气，但两人却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严羽推崇盛唐、倡导“兴趣”；方回则是通过重新提倡江西诗派来矫正时弊。尽管两人在对待江西诗派的立场上存在根本的差异，但涉及唐诗分期、各期艺术风貌和价值判断时却多有相合，表现为唐诗分期之中蕴含着价值高下的评判。严羽评盛唐诗为“第一义”、大历以还之诗为“小乘禅”、晚唐之诗为“声闻辟支果”；方回称陈、杜、沈、宋“流丽绵密”，中唐诗“善言风土”，“盛唐人诗气魄广大，晚唐人诗工夫纤细”（《瀛奎律髓》卷四十二评李白《赠昇州王使君忠臣》）[124]，初、盛、中、晚均涉及价值高下，而非单纯的时代先后。正如严羽所言：“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125]认为盛唐人诗、晚唐人诗并不能够等同于盛唐诗、晚唐诗。至此，晚唐以来以时代世次为主要内涵的唐诗分期开始具有了价值评判的意味。
但严羽和方回的唐诗分期观念在元代及明初的影响十分有限，除杨士弘外，其他诗论家在涉及唐诗分期时仍然沿袭严羽之前的习惯做法，比较侧重自然的时代先后次序。袁桷《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云：“李商隐诗，号为中唐警丽之作。其源出于杜拾遗，晚自以不及，故别为一体。”[126]视李商隐为中唐名家。其《题乐生诗卷》云：“诗于唐三变焉，至宋复三变焉。”[127]《题闵思齐诗卷》云：“唐诗有三变焉，至宋则变有不可胜言矣。”[128]两次提到唐诗有“三变”，但袁氏诗文集中并无“三变”具体内涵的论述。苏天爵虽言及“盛唐”，内涵与后期“四唐”中的“盛唐”完全不同。其《西林李先生诗集序》云：“夫自汉、魏以降，言诗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时，李、杜擅其宗，其他则韦、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温、李之新，郊、岛之苦，亦各能自名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制作矣。”[129]明初诗论家沿袭了元人的做法，侧重对诗人个体风貌的描述，缺少对唐诗发展的宏观考察，不过他们的涉及面更加广阔一些。王祎《练伯上诗序》云：
唐初，袭陈、隋之弊，多宗徐、庾，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皆溺于久习，颓靡不振。王、杨、卢、骆，始若开唐晋之端。而陈伯玉又力于复古，此又一变也。开元、大历，杜子美出，乃上薄《风》《雅》，下掩汉、魏，所谓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与杜相颉颃；复有王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以及钱、郎、苗、崔诸家，比比而作。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诗道之盛，于是为至，此又一变也。然自大历、元和以降，王建、张籍、贾浪仙、孟东野、李长吉、温飞卿、卢仝、刘叉、李商隐、段成式，虽各自成家，而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窘于寒苦，或流于靡曼，视开元遂不逮。至其季年，朱庆馀、项子迁、郑守愚、杜彦夫、吴子华辈，悉纤弱鄙陋而无足观矣，此又一变也。[130]
王祎把王昌龄视为初唐诗人，大历十才子、韩柳、元白均视为“诗道之盛”，而张籍、王建、贾岛、孟郊又归入晚唐，均与后世“四唐”观念根本不同。宋濂《答董秀才论诗书》也对唐诗进行了综合的考察，认为“唐初承陈、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颓靡不振”，开元、天宝、大历时期，“诗道于是为最盛”，元和之后，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贾岛、刘禹锡、杜牧、孟郊、卢仝、李贺、李商隐等人，“虽人人各有所师，而诗之变又极矣”。[131]这些诗论家多是按照时代先后展开论述，尽管对各家诗风和地位的论述相当全面，不过，更多是凭借自己的阅读体验来阐发对唐代各期诗人的理解，并没有刻意探讨其间所蕴含的诗运升降规律。严羽、方回对唐诗流变的分析并没有被他们所关注，这也客观上印证了杨士弘《唐音》的巨大价值。
（二）时代观念与价值观念的调和
继严羽、方回之后，元代杨士弘和明代高棅堪称对唐诗分期理论做出巨大贡献的里程碑式人物。
杨士弘所编《唐音》是以推尊盛唐为特色的唐诗选本，该选把唐诗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始音只列初唐四杰，正音、遗响所列诗人跨越唐代各个时期。其《凡例》言：
《始音》不分类编者，以其四家制作初变六朝，虽有五、七之殊，然其音声则一致故也；
《正音》以五、七言古律绝各分类者，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虽各成家，然体制声响相类，欲以便于观者；
《遗响》不分类者，以其诸家之诗，篇章长短参差，音律不能谐合，故就其所长而采之。[132]
“始音”初变六朝创作之风，“正音”是音律能够自成一家，“遗响”则是音律不能谐合，主要从音律角度对唐诗进行分类。杨士弘在《自序》中表达了对前代唐诗选本的不满：
及观诸家选本，载盛唐诗者，独《河岳英灵集》。然详于五言，略于七言，至于律、绝，仅存一二。《极玄》姚合所选，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维、祖咏，亦皆中唐人诗。至如《中兴间气》、《又玄》、《才调》等集，虽皆唐人所选，然亦多主于晚唐矣。王介甫《百家选唐》，除高、岑、王、孟数家之外，亦皆晚唐人诗。《吹万》以世次为编，于名家颇无遗漏，其所录之诗，则又驳杂简略。他如洪容斋、曾苍山、赵紫芝、周伯弼、陈德新诸选，非惟所择不精，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也。[133]
杨士弘评价了前代诸多唐诗选本，透露出其心目中的理想唐诗选本应具备三个特点：一是体裁完备，不能“详于五言，略于七言”；二是各期兼取且重视盛唐，不可“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三是选录名篇佳作，不可“驳杂简略”。这三点，尤其是“推尊盛唐”的选诗观，是此选最重要的特点。
杨士弘在《唐音》中相当明确地对唐诗进行了分期。此选前有“《唐音》姓氏”，共列175位诗人，并以世次进行分类：“上自武德至天宝末六十五人为唐初盛唐诗人”，涵盖王绩至张志和等65人；“上自天宝至元和间四十八人为中唐诗人”，涵盖皇甫冉至刘禹锡48人；“上自元和至唐末四十九人为晚唐诗人”，涵盖贾岛至吴商浩49人；“上方外及闺秀等自唐初至唐末通得一十三人并无名氏者皆附遗响之末”，涵盖灵澈至无名氏13人。[134]这个姓氏表把唐诗分为唐初盛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并明确而系统地列出各位诗人所属时代。
另外，《唐音》的卷数安排也蕴含着对唐诗的分期。此选刻本甚多，卷数安排多有不同，但在元代和明代早期刻本中，“正音”部分按体编选，其中五古、七古、五律、五绝均明确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入选姓氏所列“唐初盛唐诗人”，下卷入选“中唐诗人”。七律、七绝分为上中下卷三部分，上卷入选“唐初盛唐诗人”，中卷收“中唐诗人”，下卷收“晚唐诗人”。这种安排与书前姓氏表一样，也包含着明确的分期意识。
《唐音》虽然把唐诗分为3个时期，但由于“始音”仅收初唐四杰，实际是已经把“初唐”独立出来，这对后来高棅《唐诗品汇》四唐分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明清人以初、盛、中、晚论唐诗，实肇始于《唐音》。
不过，杨士弘在“《唐音》姓氏”和卷数安排中对唐诗进行的分期虽然明显受到了严羽、方回的影响，但所言盛唐、中唐、晚唐是就时代先后而言的，其侧重点与严羽等人把盛唐首先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并不完全相同。《唐音·正音序》说：
是编以其世次之先后，篇章之长短，音律之和协，词语之精粹，类分为卷，专取乎盛唐者，欲以见其音律之纯，系乎世道之盛。附之以中唐、晚唐者，所以弃其遗风之变而仅存世也。[135]
《序》中所言“盛唐”实为盛唐诗人的作品，由于时代之鼎盛导致其创作呈现出“音律之纯”的特点。盛唐诗人之外，中唐、晚唐诗人受其影响，只要呈现出“音律之纯”也可列入“正音”之中。可见，在杨士弘的诗学体系中，盛、中、晚首先是一个时代先后的概念，内涵与严羽等人所言有很大的差异。杨士弘对唐诗高下也有价值的判断，他所使用的是“始音”“正音”“遗响”，其中“正音”涵盖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诗人诗作，并不能等同于“盛唐”。
因此，严羽和杨士弘对唐诗进行分期时，各期内涵不尽相同。严羽按时代先后把唐诗分为五个时期，最终归结为“以盛唐为法”，分期观念代表了价值高下的标准；杨士弘作为选家，在选本中是把“四唐”作为时代先后概念来使用的，以始音、正音和遗响来表示价值高下。客观而论，诗人创作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而呈现出共同的时代风格特征，但由于才能、气质、学识和习染的不同，又会呈现出独特的风格特征，艺术成就也难免有高下之别，身处“盛唐”时期的诗人不一定必然创作出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盛唐诗”，杨士弘标榜“正音”正是为了弥缝“四唐分期”说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的矛盾。
与杨士弘相似，高棅在编选《唐诗品汇》时也力图把“四唐”所蕴含的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这两个不同的标准统一起来。《唐诗品汇总叙》云：《总叙》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4个时期：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玄宗先天二年（713），共95年。又被分为“贞观、永徽之时”和“神龙以还，洎开元初”两个阶段。前期所举诗人有虞世南、魏徵、初唐四杰、刘希夷、上官仪，后期所举诗人有陈子昂、李峤、沈佺期、宋之问、苏颋、张说；盛唐为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共43年，所举诗人有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常建；中唐为大历、贞元时期，共39年，所举诗人有韦应物、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皇甫曾、秦公绪、李嘉佑；晚唐自宪宗元和元年（806）至唐亡（907），共101年，被分为“元和之际”和“开成以后”两个阶段。前期所举诗人有柳宗元、韩愈、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贺、卢仝、孟郊、贾岛，后期所举诗人有杜牧、温庭筠、李商隐、许浑、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这是高棅从时代先后的角度对唐诗的分期，“四唐”具有明确的时代世次内涵。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136]
但在《唐诗品汇》正文之中，高棅又采用“九品”的方式对诗人加以排比，赋予“四唐”价值高下的内涵。《凡例》云：
诸体集内定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傍流诸品目者，不过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别诸卷，使学者知所趋向，庶不惑乱也。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137]
按《凡例》所言，正始与初唐，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与盛唐，接武、正变与中唐，余响与晚唐，具有相对一致的关系。这里的“四唐”不仅表示时代的先后，也表示成就的高下。试看《唐诗品汇》五古一体“傍流”之外诗人的入选情况：
正始：太宗皇帝、虞世南、魏徵、王绩、许敬宗、岑文本、杨师道、刘孝孙、凌敬、赵中虚、董思恭、王绍宗、上官仪、张文琮、章怀太子、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刘庭芝、卢崇道、乔知之、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李适、薛稷、郑愔、徐彦伯、吴少微、邢象玉、李邕、苏颋、张说、赵冬曦、韦嗣立、崔日知、韦元旦、崔湜、韦述、张九龄、洪子舆、豆卢回、齐澣、王丘、苏晋、孙逖、玄宗皇帝；
正宗：陈子昂、李白；
大家：杜甫；
名家：孟浩然、王维、王昌龄、储光羲、李颀、常建、高适、岑参、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
羽翼：崔颢、陶翰、刘眘虚、薛据、崔曙、李嶷、綦毋潜、王湾、崔国辅、张谓、卢象、祖咏、王季友、贺兰进明、阎防、萧华、崔宗之、魏万、张潮、裴迪、丘为、张子容、万楚、包融、蔡希寂、沈颂、韦镒、贾至、萧颖士、李华、颜真卿、王缙、奚贾、赵微明、沈徽、沈千运、于逖、张彪、孟云卿、元结、独孤及、丁仙芝、沈如筠、吴象之、杨谏、林琨、谈戬、刘复、杨俊、戴休珽、宋昱；
接武：德宗皇帝、郎士元、皇甫冉、李端、卢纶、司空曙、令狐峘、朱长文、余延寿、顾况、刘太真、朱放、窦参、姚系、刘湾、李希仲、苏涣、戎昱、李益、于鹄、戴叔伦、长孙佐辅、杨凌、崔元翰、刘商、杨衡、武元衡、羊士谔、权德舆、刘禹锡、李观、杨巨源、孟简；
正变：韩愈、孟郊；
余响：王建、张籍、陈羽、杨贲、陆长源、李涉、白居易、欧阳詹、鲍溶、吕温、李贺、贾岛、姚合、杜牧、许浑、李商隐、马戴、陈陶、温庭筠、刘驾、储嗣宗、李群玉、司马礼、于濆、邵谒、陆龟蒙、朱景玄、张乔、曹邺、罗隐、韩偓、王贞白、李建勋。
以上安排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由于高棅把中晚唐界限定为元和之初，故韩愈、王建、张籍、白居易等诗家被归入晚唐；二是按照高棅的时代观念，本属于初唐的陈子昂被归为“正宗”，本属于中唐的刘长卿、钱起、韦应物和晚唐的柳宗元被归为“名家”。结合《唐诗品汇总叙》关于“四唐”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唐诗品汇》中，“四唐”首先代表时代先后顺序，是一个时间概念。高棅不但明确划分了四唐所代表的时期，并对各个时期活动的诗人加以罗列，作为时代世次观念的“四唐”说自此定型。其次，高棅也注意到严羽以来唐诗分期说中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不尽吻合的矛盾。与杨士弘《唐音》标榜“正音”不同，高棅是通过把唐诗划分为九品来调和这种矛盾的。作为时代概念的“盛唐”又包含四个不同价值的品级，就这样，一方面，初、盛、中、晚各期诗人分别创作了初唐诗、盛唐诗、中唐诗和晚唐诗，另一方面，高棅立足于各人创作实际成就，把初、中、晚诗人归属于正宗、大家、名家或羽翼的品级。从这种安排来看，高棅似乎努力把作为时代先后观念的“四唐”与作为价值高下的“四唐”调和起来，既认为初、盛、中、晚各期诗人分别创作了初唐诗、盛唐诗、中唐诗和晚唐诗，又注意到两者的割裂情况，认为陈子昂、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等少数诗人能够突破时代的局限，但与唐代庞大的创作队伍相比，这点特例并不足以改变整体的时代风貌。因此，高棅的“四唐”说基本内涵是：唐代各个时期的诗人创作了具有不同时代艺术风格的作品，作为时代概念的“四唐”和作为价值标准的“四唐”是基本吻合的。
高棅《唐诗品汇》把之前作为价值标准的“四唐”说改造成一个表示时代先后的概念，这种改造有利于对“盛唐”更加精细地把握，使严羽以来“诗必盛唐”的观念落实到了具体的诗人诗作上。由于这种观念与明代前后七子所代表的复古诗论的核心观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契合，所以终明之世，此选颇受重视。但是，《唐诗品汇》这种做法的缺点也相当明显：从分期来看，高棅对中晚唐的分限与严羽所建立的传统不一致，且同一诗人在不同诗歌体裁中处于不同的时期似乎又显得自相矛盾；从创作实际来看，作为时代先后的“四唐”和作为价值高下的“四唐”并不完全吻合，正如晚唐时期诗人李商隐同样能够创作出符合盛唐典范的作品，盛唐时期的严武、张巡成就并不是十分突出。因此，一旦明确把这两个标准等同起来，这个矛盾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难以回避或掩饰。
（三）对“四唐分期”的反思与完善(https://www.daowen.com)
鉴于“四唐分期”所固有的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不尽吻合的情况，后人在编撰唐诗总集时一般采用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是不再刻意强调“四唐”分期，而以客观的时代先后为序。如清代彭定求等编撰《全唐诗》，其《凡例》曰：
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入仕之年为主。处士则以其卒岁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其他或同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不必仍初盛中晚之旧，割裂年代，前后悬殊。[138]
按此则知《全唐诗》不再采用初、盛、中、晚这种时代断限，而是以诗人登第之年为主，登第之年无考则以入仕之年为主，入仕之年无考则以卒年为主，卒年无考就通过参考唱和赠答之作附在相关诗人之后。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完全按照时间为序，标准一致，也不会出现歧义，比较适用于以搜罗全面为旨归的总集。但对于去芜取精的唐诗选本而言，这种体例既不利于宏观把握近三百年唐诗的发展面貌，又不利于以唐诗为典范的学诗者取法高格，因此很少被选家们使用。
二是仍然强调“四唐”，不过更侧重其时代内涵，把初、盛、中、晚作为唐诗发展的四个时期，再通过四个时期相关诗人成就的论述来体现推崇盛唐的诗学主张，而不是如高棅那样直接把盛唐完全等同于正宗、大家、名家和羽翼，此以钟惺、谭元春所编《唐诗归》为代表。
《唐诗归》共36卷，前5卷为初唐诗，次19卷为盛唐诗，次8卷为中唐诗，最后4卷为晚唐诗。以时代为序，各期诗人系于相应时代之下。其中每卷明确标示出“四唐”，诗人具体归属如下：
初唐：太宗皇帝、章怀太子、虞世南、魏徵、杨师道、马周、李百药、王绩、朱仲晦、上官仪、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于季子、杨衡、杜易简、刘允济、韦成庆、崔融、李崇嗣、乔知之、王适、薛稷、张循之、吴少微、长孙正隐、陈子昂、杜审言、刘希夷、李峤、沈佺期、宋之问、崔湜、郑愔、郭元振、阎朝隐、卢僎、张说、苏颋、张敬忠、宋璟、萧嵩、姚崇、李邕、卢崇道、袁恕己、阎丘均、贺遂亮、王琚、张谔、张九龄、王翰、韦述、贺知章、苏晋、徐安贞、袁晖、孙逖、蔡瑰、常理、刘元叔、辛弘智、徐安期、沈祖仙、符子珪、王训、张烜、梁献、庾光先、司马承祯、长孙皇后、则天皇后、徐贤妃、郎大家宋氏；
盛唐：玄宗皇帝、王湾、尹懋、万齐融、贺朝、张若虚、包融、刘眘虚、张子容、卢鸿、孙思邈、李适之、崔惠童、储光羲、王维、王缙、裴迪、崔兴宗、慕容承、丘为、孟浩然、王昌龄、陶翰、卢象、高适、崔颢、常建、岑参、祖咏、万楚、王之涣、张旭、王
、贾至、李颀、崔国辅、崔曙、綦毋潜、阎防、丁仙芝、张潮、李嶷、薛维翰、阎丘晓、李白、张谓、王季友、杜甫、元结、萧颖士、李华、严武、奚贾、李康成、张巡、颜真卿、刘方平、蒋冽、毕耀、梁锽、李琪、任华、宋昱、金昌绪、杨颜、余延寿、殷遥、薛业、楼颍、常非月、杨谏、沈颂、梁德裕、朱斌、郑绍、沈千运、孟云卿、张彪、元季川、赵微明、陶岘、张志和、独孤及、冷朝光、吴象之、刘复、张轸、朱琳、景云、司马退之、吴筠、杨贵妃、元载妻王韫秀；
中唐：刘长卿、钱起、皇甫冉、皇甫曾、韩翃、秦系、李穆、韦应物、卢纶、顾况、耿
、王建、李端、严维、李益、权德舆、司空曙、戎昱、于鹄、崔峒、羊士谔、畅当、姚系、李湛、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欧阳詹、鲍溶、陈闰、薛存诚、杨巨源、李正封、戴叔伦、韩愈、柳宗元、裴度、吕温、姚合、陈羽、朱长文、李观、朱放、徐凝、令狐楚、孟简、张籍、贾岛、卢仝、李廓、李约、孟郊、李贺、杨衡、张祜、周贺、窦庠、窦巩、张建封、王涯、皎然、僧无可、僧灵一、僧法振、灵澈、清江、刘采春、虎丘鬼、无名氏、
女郎；
晚唐：杜牧、许浑、雍陶、朱庆馀、李商隐、温庭筠、刘威、刘得仁、许琳、郑巢、段成式、薛能、赵嘏、马戴、项斯、曹邺、陈陶、李频、于武陵、李群玉、杜荀鹤、许棠、方干、唐求、周朴、聂夷中、郑谷、王周、皮日休、陆龟蒙、刘驾、皇甫松、刘畋、谭朋、石召、顾在镕、喻凫、祝元膺、司空图、李昌符、戴司颜、吴融、韩偓、王贞白、韦庄、黄滔、张蠙、张乔、李中、李咸用、孙光宪、王驾、沈彬、伍乔、崔道融、崔涂、齐己、释泚、贯休、女郎崔公达、任氏、无名氏。
初、盛、中、晚在《唐诗归》中仅代表时代先后，所选各期诗人也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排列，故而避免了高棅“四唐分期”说时代次序与价值标准不能完全吻合的不足。
不过，在具体的评点中，钟惺和谭元春使用的初、盛、中、晚并不仅仅代表时代先后，同样蕴含着对不同时期唐诗的艺术风貌及价值高下的评判。下面是钟惺关于“初唐”的一些论述：
太宗诗，终带陈、隋滞响，读之不能畅。人取其艳而秀者，句有余而篇不足。[139]
初唐至陈子昂，始觉诗中有一世界，无论一洗偏安之陋，并开创草昧之意，亦无之矣。以至沈、宋、燕公、曲江诸家，所至不同，皆有一片光大清明气象，真正风雅。[140]
子问五言古，深健气厚，又脱尽唐初浮滞，朴中藏秀，心目快然矣。今人但知其律体耳。[141]
钟惺认为初唐诗早期带有六朝绮艳余风，之后陈子昂、沈佺期等人开创出唐人新貌，呈现出清明气象，已经具有他理想中的朴、厚的审美特点。对于盛唐，钟惺评道：
读王、储《偶然作》，见清士高人胸中皆似有一段垒块不平处，特其寄托高远，意思深厚，人不能觉。然储作气和，而王作骨傲，储似微胜。[142]
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常建清微灵洞，似厚之一字不必为此公设。[143]
古人虽气极逸，才极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诗者。读太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有斤两，有脉理。今人把太白只作一粗人看矣，恐太白不粗于今之诗人也。[144]
读初、盛唐五言古，须办全副精神，而诸体分应之。读杜诗，须办全副精神，而诸家分应之。观我所用精神多少分合，便可定古人厚薄偏全。[145]
他认为盛唐诗既内容深厚，又充满个性灵心，能够充分表现诗人的性情面貌，代表了诗歌创作的典范。其评中、晚唐道：
汉、魏诗至齐、梁而衰，衰在艳，艳至极妙，而汉、魏之诗始亡。唐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盛之诗始亡。不衰不亡，不妙不衰也。[146]
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人朴处皆俊。文房气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147]
看晚唐诗，但当采其妙处耳，不必问其某处似初、盛与否也。亦有一种高远之句不让初、盛者，而气韵幽寒，骨响崎嵚，即在至妙之中，使人读而知其为晚唐。[148]
认为中晚唐诗走向衰落，主要表现为注重创作技巧，情感缺少深厚之气。“淡”是情感不够浓厚，“俊”是字法句法更为高妙，但整体却缺少盛唐人的灵心与深厚之味。由于此选以评点详细而著称，因此关于唐诗各个时期风貌的描述是相当细致而明确的。《唐诗归》这种解决《唐诗品汇》矛盾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唐诗选本往往不再强行把“四唐”所包含的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标准完全对应起来，而是侧重通过诗人诗作的评点来概括各期唐诗的总体风貌并间接体现价值高下的评判。
随着明末清初反七子和竟陵诗潮的兴起，众多诗论家明确反对“四唐”论诗，转而强调各位诗人的艺术风貌和价值。钱谦益《唐诗英华序》：
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晩。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谓初、盛、中、晩者，论其世也，论其人也。以人论世，张燕公、曲江，世所称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惋，似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后，同调讽咏，尤多暮年之作，则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阳唱和之作，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赠，同左掖梨花之咏，则钱起、皇甫冉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抑人以时降耶？世之荐樽盛唐，开元、天宝而已，自时厥后，皆自郐无讥者也。诚如是，则苏、李、枚乘之后，不应复有建安有黄初；正始之后，不应复有太康有元嘉；开元、天宝已往，斯世无烟云风月，而斯人无性情，同归于墨穴木偶而后可也。[149]
钱氏认为诗人往往跨越多个时代，机械地把某位诗人划分为某个时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另外，时代先后不能等同于艺术价值的高下，并非古人皆优，今人皆劣。在钱谦益的影响下，清初众多诗论家均对七子派划分“四唐”表示不满，不过他们否定“四唐”的理由却各有不同。吴乔《围炉诗话》云：
或问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鲁之诗同在《颂》，文王、厉王之诗同在《大雅》，闵管、蔡之《常棣》与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刘之《豳风》与刺卫宣、郑庄之篇同在《国风》，不分时世，惟夫意之无邪，词之温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论唐诗，则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见耳。不惟唐人选唐诗，不分人之前后，即宋、元人所选，亦不定也。自《品汇》严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余响诸名目，但论声调，不问神意，而唐诗因以大晦矣。[150]
吴绮《胡枢巢诗集序》云：
夫诗因世降，而历代之风气不同；律本心声，而诸家之体制各别。譬之五色，玄黄不能相混以成文；若比八音，竽瑟不能代宣而入听。乃欲以彼易此，续短为长，是天地昭日月而少风雷，有丘壑而无江海。理唯一致，类写万殊，恶乎宜哉！言之谬矣！不知初、盛、中、晚，递有其时；即李、杜、钱、刘，各成其是。[151]
朱彝尊《王先生言远诗序》云：
顾正、嘉以后，言诗者本严羽、杨士弘、高棅之说，一主乎唐，而又析唐为四，以初、盛为正始、正音，目中、晚为接武、遗响，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将以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至谓唐以后事不必使，唐以后书不必读，则惑人之甚者矣。[152]
汪琬《国朝诗选序》：
古之为诗者，问学必有所据，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师承，无唐宋一也。今且区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继又区唐与宋而二之，何其与予所闻异也。[153]
吴乔以《诗经》不以世次而分风、雅、颂为喻，认为四唐分期模糊了人们对唐诗价值的判断。吴绮和朱彝尊则认为言为心声，时代不同，诗歌风貌自然有所差异，把唐诗分为高下不同的四个时期是不恰当的，一味宗唐也不利于真情实感的抒发。汪琬认为诗歌中有效的表达技巧是没有时代限制的，强行分出四唐，再予以褒贬，这种态度显然有失客观。综合来看，他们认为“四唐”仅仅是一个客观的时代分期，不应该附丽高下褒贬的价值观念，故对七子派“诗必盛唐”的核心理论表示不满，转而强调诗歌抒情的本质特点。
尽管反对声音如此强烈，但从他们的论诗话语中，不难发现传统“四唐分期”说巨大的影响力。如钱谦益《唐诗英华序》一方面对“四唐分期”的做法大加驳斥，另一方面又称赞顾有孝《唐诗英华》编次有法，事实上这部选本正是明确按照初、盛、中、晚对唐诗进行编次的。与钱氏不同，不少诗论家仍然大力鼓吹“四唐”，如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为四卷，分论各期诗人，而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也对钱谦益等人反对“四唐”的看法加以反驳：
论诗者谓初盛中晚之目，始于严沧浪而成于高廷礼，承讹踵谬，三百年于兹，则大不然。夫初盛中晚之诗具在，格调声响，千万人亦见，胡可溷也？又谓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王维亦盛亦初，钱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如此论人论世，谁不知之？夫所谓初盛中晚者，亦不过谓其篇什格调中同者十八，不同者十二，大概言之而已，非真有鸿沟之画，改元之号也。学者谓有初盛中晚之分，而过为低昂焉，不可也。如谓无低昂而并无初盛中晚之名焉，可乎哉？自前人为此言，周元亮复广而伸之，甚哉其势利之见也。[154]
叶氏指出，既不能把“四唐分期”所包含的时代先后顺序与价值高下观念完全等同起来，也不应完全否定“四唐分期”。
乾嘉时期，仅有极个别诗论家否定“四唐分期”，但他们的主要用意是批评明七子极端复古之论[155]，绝大多数诗论家仍然非常认同这种观念。例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相关评点中，指出初唐终结者是张九龄，中唐开启者是刘长卿，晚唐开启者是李商隐。初唐代表诗人有初唐四杰、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张九龄等；盛唐代表诗人有李、杜、王、孟、高、岑，涉及通常意义上的山水田园和边塞诗派两大流派；中唐代表诗人有刘长卿、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张籍、王建、李贺等，晚唐有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许浑等，时代断限相当明晰。在明确时代先后内涵的同时，沈德潜对各期诗歌独特的艺术风貌也有详细说明，《唐诗别裁集》评杜审言《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云：
初唐五言律不用雕镂，然后人雕镂者正不能到，故曰“大巧若拙”。陈、杜、沈、宋，足以当之。[156]
评李白《鹦鹉洲》云：
以古笔为律诗，盛唐人每有之，大历后此调不复弹矣。[157]
评刘长卿曰：
中唐诗渐秀渐平，近体句意日新，而古体顿减浑厚之气矣。权德舆推文房为“五言长城”，亦谓其近体也。[158]
评李商隐《韩碑》云：
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近诗余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独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159]
沈德潜这种观念堪称乾嘉诗坛共识，绝大多数诗论家既认同严羽以来的四段之分，也承认四期作品各有独特的风貌。杭世骏《闻鹤轩唐诗选序》云：
唐运盛于贞观、开元，乱于天宝，中兴于元和，至太和而凌夷衰微，此一代盛衰升降之大概也。而诗亦因之。高仲礼撰《唐诗品汇》，区一代而为初、盛、中、晚，修川郭浚彦深选其中初、盛古诗，详加诠释，厘为一编。[160]
翁方纲《石洲诗话》云：
初唐之高者，如陈射洪、张曲江，皆开启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韦苏州、柳柳州、韩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变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总归盛唐。而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读唐诗之准的。[161]
从乾嘉诗坛使用“四唐分期”的情况看，众多诗论家一方面承认“四唐”具有时代世次和价值评判的双重内涵，另一方面，又不断提升中、晚唐诗歌的地位。如袁枚《随园诗话》云：“杜紫纶先生选《唐人叩弹集》，专尚中、晚。学者从兹入手，可免粗硬槎枒之病。”[162]赵文哲《媕雅堂诗话》云：“吴汉槎（兆骞）学盛唐之王、李，而上或染指初唐四子，下或滥觞中唐元、白，竟体精研，允堪程序。”[163]郑虎文《训士八则》云：“七律易为难工，宜就其性之所近而造焉。如学盛唐，少陵为上，摩诘次之；学中唐，梦得为上，微之次之，香山又次之；学晚唐，玉溪、樊川为上，温、许次之。”[164]赵翼《瓯北诗话》评高启诗云：“五古、五律，则脱胎于汉、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则参以中唐；七绝并及晚唐。要其英爽绝人，故学唐而不为唐所囿。”[165]均体现出鲜明的兼取中、晚唐的观念。
综上所述，源于严羽、方回和杨士弘的“四唐分期”说与宋代史学家、诗选家按照时代先后次序勾勒唐诗发展历程的做法相比，有利于揭示唐诗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故被后人所关注。《唐诗品汇》之后，以“四唐分期”为基础，明清诗论家对唐诗风貌的描述经历了三个阶段：明代七子派注重辨体，对唐诗各个时期的艺术风貌和价值高下的辨析更为细致，相应放大了“四唐分期”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不尽吻合的缺陷。明末清初，在抨击七子派诗学背景下，钱谦益、朱彝尊等众多诗论家认为“四唐”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世次与价值观念的矛盾，并不符合唐诗发展的实际，也容易导致为迎合盛唐而流于虚假的流弊，为此反对其中包含的价值观念，主要从时代先后的角度使用“四唐分期”。乾嘉时期，众多诗论家有意淡化“四唐分期”所蕴含的价值高下意味，使其成为代表唐诗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艺术风貌的诗学观念。“四唐分期”说的主要贡献是诗论家在分期过程中对各期诗人艺术风貌的细致辨析，这种辨析启发人们从整体风貌上认识和理解唐诗的流变，有利于揭示唐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艺术特点和差异，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直至今日，“四唐分期”观念依旧深入人心，堪称最富有生命力和诗学影响的传统诗学观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