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与乾嘉诗家的唐诗经典观
《唐诗三百首》是至今盛行不衰的著名唐诗选本，据朱自清、金性尧考证，编者原名孙洙。[264]其《题辞》云：“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题。”[265]按“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前著名唐诗选本有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钟惺和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面对前代这些著名诗选，哪部选本是孙洙主要的参考对象？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所建构的唐诗经典体系有哪些特点？这部选本为何成为当今最为盛行的唐诗选本？下面试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一）《唐诗三百首》对《唐诗别裁集》初刻本的借鉴
对《唐诗三百首》影响最大的前代诗选是《唐诗别裁集》，这似乎已是学界习论。其实，《唐诗别裁集》有初刻本与重订本之别，初刻本成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重订本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秋。从《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春来判断，孙洙参考的应该是初刻本。由于《唐诗别裁集》最通行的是重订本，研究者很少注意到初刻本，因此，目前对两书关系的梳理自然存在不少失误，泛泛地说《唐诗三百首》是以《唐诗别裁集》为蓝本编选也是不准确的。本节首先立足于《唐诗别裁集》初刻本，从编选体例、入选篇目、诗作评点和选诗宗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重新考察。
就编选体例而言，《唐诗三百首》共八卷，按体裁编选，卷一选五言古诗、乐府，卷二、卷三选七言古诗，卷四选七言乐府，卷五选五言律诗，卷六选七言律诗、乐府，卷七选五言绝句、乐府，卷八选七言绝句、乐府，这种按体编选的体例与《唐诗别裁集》基本一致。一般来说，诗选的编排体例不外乎体裁、题材、诗家等几种方式，选家采用某种体例往往具有特定的用意。按体裁编选是近体诗成熟之后才出现的，宋代除刘辰翁《王孟诗评》之外，多数诗选仅选一种体裁。元杨士弘《唐音》“正音”始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分体编排，涵盖众体，但“始音”和“余响”以人系诗，不再分体。明高棅《唐诗品汇》按五古、七古（附长短句）、五绝（附六言）、七绝、五律、七律（附排律）编排，按体编撰的体例贯彻始终。明代格调派兴起之后，按体裁编选逐渐成为众多选家展示唐诗成就的常用体例，它们大多按照先古体再近体、各体以诗人先后为序的方式编选，这种体例能够明确显示唐诗各种体裁的成就，有利于读者更好地效仿。《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都有指导后学的用意，故均采用按体编选的体例。
值得注意的是孙洙对乐府诗的安排。孙洙之前，诗歌选本对乐府的处理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把乐府单列，这种体例是承认乐府“入乐可歌”的独特性，如王夫之《唐诗评选》首列乐府歌行，然后依次为五古、七古等；二是把乐府杂入各体之中，这种体例是鉴于后代乐府诗的音乐因素已经丧失的实际，如《唐诗别裁集·凡例》所言：“唐人达乐者已少，其乐府题，不过借古人体制，写自己胸臆耳，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故杂录于各体中，不另标乐府名目。”孙洙独标乐府系于各体之后，又把乐府根据古体和近体诗的格律分别附录于后，虽然不符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以来对乐府的分类，却与《唐诗别裁集》把“乐府杂录于各体中”的体例基本一致。
从入选篇目来看，《唐诗三百首》共入选310首作品[266]，其中225首见于《唐诗别裁集》，相合率高达73.9%，如此高的比例应该是孙洙参照《唐诗别裁集》的结果。特别是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和杜秋娘《金缕衣》两首，现存唐人选唐诗、《唐音》、《唐诗品汇》、《古今诗删》等著名唐诗选本均未曾关注，沈德潜最先选入《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将其选入应是受到沈德潜的影响。
从作品评点来看，在现存不多的孙洙评点中，有不少乃是借鉴《唐诗别裁集》。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唐诗别裁集》有四处重要评点，于“海客谈瀛洲”评道：“引起。”于“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评道：“‘飞度镜湖月’以下，皆言梦中所历。”于“洞天石扉，訇然中开”评道：“一路纵横变灭，恍恍惚惚，是梦境，是仙境。”于“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评道：“因梦游推开，见世事皆成虚幻也。”[267]《唐诗三百首》分别于四处评道：“先作陪”，“入梦游”，“倘怳迷离，纯是梦境，与实写游山景态者迥别”，“二句结穴，点明作诗之旨”[268]。其对诗歌层次和主旨的分析显然是借鉴《唐诗别裁集》。又如杜甫《阁夜》，《唐诗别裁集》评“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曰：“结言贤愚同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付之寂寥而已。”[269]《唐诗三百首》则评曰：“贤愚同归于尽，则寂寥何足计矣。”[270]两选的措辞基本相同。类似的还有孙洙对杜甫《丹青引》《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的评点，也有明显因袭《唐诗别裁集》的痕迹。
从主要选诗倾向和审美情趣来看，《唐诗三百首》与《唐诗别裁集》也非常接近。两选书名皆透露出以《诗经》为最高典范之意，《唐诗别裁集》乃取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别裁伪体亲风雅”而定名，《唐诗三百首》虽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之俗谚而命名，但人所共知，《诗经》又称“诗三百”，孙洙以“三百首”为名隐隐透露出继承《诗经》的特殊用意。就选诗宗旨而言，沈德潜选诗首重传统儒家诗教，《唐诗别裁集序》曰：“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诗，有优柔平中顺成和动之音，亦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由志微噍杀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诗教之本原，犹南辕而之幽、蓟，北辕而之闽、粤，不可得也。”《唐诗三百首》同样遵循这一传统观念，其评郑畋《马嵬坡》曰：“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271]也是把儒家传统诗教作为入选的核心标准。评《月夜忆舍弟》曰：“录少陵律诗止就其纲常伦纪间，至性至情流露之语，可以感发而兴起者，使学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几养正之义云。”[272]明确指出所选作品是合于纲常伦纪的“至性至情之语”。
除了选诗宗旨，两选对唐诗大家的推举也多有相合。《唐诗别裁集》入选总量居前十位的诗人分别是：杜甫（240首）、李白（137首）、王维（103首）、韦应物（63首）、岑参（56首）、刘长卿（55首）、韩愈（38首）、柳宗元（36首）、孟浩然（35首）、李商隐（35首）。《唐诗三百首》入选总量居前十位的诗人分别是：杜甫（36首）、李白（29首）、王维（29首）、李商隐（24首）、孟浩然（15首）、韦应物（12首）、刘长卿（11首）、杜牧（10首）、王昌龄（8首）、李颀（7首）、岑参（7首）。相同者有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岑参、刘长卿、孟浩然、李商隐等8人，其中杜甫均高居两选前列。严羽以来，李、杜并称几成诗坛定论，尽管历代诗论家就两人艺术风貌及诗学地位的高下有过争论，但在选本领域，李、杜一直高居选诗总量的前两位。在《唐诗别裁集》中，杜甫入选240首，远远高于李白的137首。《唐诗三百首》入选杜甫的36首虽然数量仅比李白的29首多7首，但李白在此选中已与王维并列第二，两选都对杜甫更加推崇一些。
总体来看，《唐诗三百首》综合了《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和《唐诗别裁集》以来的格调派的唐诗经典观念，五古最推崇李白、杜甫、王维和韦应物，七古最推崇李白、杜甫和李颀，五律最推崇杜甫、孟浩然和王维，七律最推崇杜甫和李商隐，五绝最推崇王维，七绝最推崇李白、王昌龄、杜牧、李商隐，并采用辨体的方式标明各种诗体的“第一义”之作，从而为读者指明了作诗的门径。
（二）《唐诗三百首》的特殊选诗倾向
虽然《唐诗三百首》对《唐诗别裁集》有所继承，但是并不意味着《唐诗三百首》对格调派唐诗经典观亦步亦趋地因袭。毕竟经典的建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代审美风尚和选家的个人审美旨趣也会直接影响经典的建构，作为深谙唐诗艺术的选家，孙洙对作品的取舍自然不乏特殊的审美趣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唐诗大家序列的建构来看，《唐诗三百首》对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更加推重。就入选总量居前20位的中晚唐诗人而言，《古今诗删》仅有韦应物、刘长卿、钱起、刘禹锡等4家；康熙《御选唐诗》有钱起、白居易、刘长卿、韦应物、张籍、刘禹锡、许浑、李商隐等8家；《唐诗别裁集》有刘长卿、钱起、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6家；《唐诗三百首》则有韦应物、刘长卿、卢纶、白居易、柳宗元、张祜、韩愈、刘禹锡、元稹、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12家，其中李商隐高居第四。《唐诗三百首》之前的著名唐诗选本中，李商隐固然也曾获得一些好评，但限于其晚唐的身份，入选总量很少进入前五。如《唐音》入选李商隐诗作27首，居第十位；《唐诗品汇》入选48首，与柳宗元并列第二十三位；《古今诗删》入选3首，在前20位之外；康熙《御选唐诗》入选22首，居第十六位；《唐诗别裁集》入选35首，居第九位。《唐诗三百首》入选李商隐作品24首，高居第四位，这是对传统唐诗大家体系的重大修正。(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从对各期唐诗的评价来看，《唐诗三百首》在推崇盛唐的同时，对初唐诗有所贬低，对中晚唐更加重视。《唐诗三百首》显著降低了初唐诗的地位，呈现出区分初、盛，崇盛抑初的特点。众所周知，初唐诗人成就最高的诗体首推七言歌行，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甚至认为杜甫这种体裁的成就也不如初唐四杰。此后诗论家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何氏之论，但对初唐七古多刮目相看，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李峤《汾阴行》、宋之问《明河篇》、郭震《古剑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均是历代公认的七古名篇。但是，以上名篇除《登幽州台歌》入选《唐诗三百首》之外，其他传统名篇均被黜落。从所选七古篇目来看，《唐诗三百首》共入选42首，其中李白、杜甫各9篇，李颀6篇，王维、岑参各3篇，孟浩然、高适各1篇，盛唐共计32篇，比例高达76.2%，表现出明显的极端推崇盛唐的倾向。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清代以来矫正七子诗风的延续。由于明七子于七古极端推崇初唐，随着明末以来声势浩大的反对明七子的诗学活动，清代诗论家对极端推崇初唐七古有所不满，开始重视盛唐七古的典范价值。孙洙对初唐七古的黜落，其实正是这种诗潮的延续。二是指导初学的需要。《唐诗三百首》原为指导初学而编，初唐七古长篇多感叹人生不遇、年华易逝，充满沧桑悲凉之感，孙洙大概认为七古长篇最适合表达的题材是叙事，值得效法的七古正宗作品是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杜甫《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这类以叙事见长之作。因此，尽管孙洙仅选入王勃、骆宾王、杜审言、沈佺期、王湾、宋之问、张九龄、陈子昂等8家初唐诗人，所选作品却多为五律，明清格调派所公认的初唐大家卢照邻、杨炯、张若虚、刘希夷的七古名篇全部落选。从指导初学创作这个角度而言，孙洙选诗所透露的观念与明清主流思潮有所不同。
《唐诗三百首》对中晚唐诗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中晚唐诗人的标举，还体现在相较《唐诗别裁集》所新增的作品。与《唐诗别裁集》初刻本相比，《唐诗三百首》新增作品81首，按照传统的四唐分期，属盛唐者共18首，中晚唐者多达63首，无初唐诗，相对于前代选本，孙洙对中晚唐诗歌更加看重一些。
第三，从对唐诗典范作品的推举来看，《唐诗三百首》与《唐诗别裁集》都重视儒家诗教传统，对那些关乎人伦世用、具有政治内涵之作颇为重视。但是，《唐诗三百首》对一些没有太多政治内涵，但情趣盎然、艺术感染力较强的作品同样推崇。如增选的13首七律都是中晚唐作品，其中元稹《遣悲怀》与李商隐的《无题》最值得关注。《遣悲怀》三首是元稹悼亡诗中传诵最广的一组作品，但著名选本《唐音》《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均不选这组作品（笔者注：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时增入1首）。钟惺、谭元春《唐诗归》评白居易曰：“元、白浅俚处皆不足为病，正恶其太直耳。诗贵言其所欲言，非直之谓也。直则不必为诗矣。”[273]对这类直抒胸臆的作品自然不太欣赏。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微之诗云：‘潘岳悼亡犹费词。’安仁《悼亡》诗诚不高洁，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娄百事乖’，元九岂黔娄哉！‘也曾因梦送钱财’，直可配村笛山歌耳。”[274]也批评这组诗过于浅近俚俗。孙洙对这组诗却情有独钟，不但全部入选，且评道：“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275]可知他关注的是情感抒发得真切动人，并不介意表现方式及所属时代。
《唐诗三百首》还特意入选了李商隐的《锦瑟》《春雨》和6首《无题》，这些作品的主旨多有争议，如钱良择《唐音审体》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曰：“义山无题诗，直是艳语耳。杨眉庵谓托于臣不忘君，亦是故为高论，未敢信其必然。”[276]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评《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曰：“窥帘留枕，春心之摇荡极矣。迨乎香消梦断，丝尽泪干，情焰炽然，终归灰灭。不至此，不知有情之皆幻也。乐天《和微之梦游诗序》谓：‘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义山诗即此义，不得但以艳语目之。”[277]或认为是艳语，或认为是真情，或认为以男女托兴君臣。《唐诗别裁集》于李商隐“无题”一概摒弃，仅欣赏李商隐咏史七律，可见沈德潜重视的是那些关系国家政教的题材，并不认为这类诗是比兴寄托之作。孙洙也认为这类诗并非比兴寄托之作，其评《锦瑟》曰：“义山悼亡之作，集中屡见，此亦是也。”[278]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曰“其时”，“画楼西畔桂堂东”曰“其地”，“身无彩凤双飞翼”曰“形相隔”，“心有灵犀一点通”曰“心相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曰“此楼西堂东相遇之景”，[279]都是把这些诗视为相思、悼亡、怀人的典范而选入的。可见，孙洙心目中的唐诗典范包括元稹、李商隐这类至情至性之作，并不拘泥于表现方式是否含蓄蕴藉、表达效果是否具有言外之意、情感内涵是否关系人伦教化。因此，在《唐诗三百首》所建构的经典体系中，既有深刻反映现实、符合儒家诗学传统的杜甫《丽人行》《兵车行》《春望》这类名篇佳作，也有无关诗教宏旨的作品，如表现李白旷放不拘的《将进酒》、表现朋友之谊的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描写春景的孟浩然《春晓》、抒写孤寂情绪的白居易《问刘十九》等，就取法范围而言，反较《唐诗别裁集》为宽。
综上所述，《唐诗三百首》在沿袭推尊盛唐诗学传统的同时，其独特经典观表现为大大降低了初唐诗的地位，相应提升了中晚唐诗歌的地位。《唐诗三百首》对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艺术感染力非常重视，众多没有太多政治内涵的经典名篇得以彰显，并由此导致晚唐诗人李商隐入选总量高居第四位，改变了《唐诗品汇》《古今诗删》以来传统诗学所建构的唐诗大家体系。如今，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已经成为诗歌品评的重要标准，“四唐分期”虽然被广为接受，但已经不再独尊盛唐，韦应物、刘长卿、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杜牧等众多中晚唐诗人已被公认为唐诗大家，均与《唐诗三百首》对明清格调派唐诗观的改变直接相关。
（三）《唐诗三百首》与乾嘉唐诗学的新变
《唐诗三百首》既是孙洙个人审美趣味的体现，也是乾嘉唐诗学新变的缩影。就推尊盛唐、不废中晚而言，这其实是清代中期诗学的共识。严羽所提倡的“以盛唐为法”在后七子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那里达到了极致，全书入选740首，盛唐多达445首，占总量的60.1%。此后，性灵派、竟陵派及清初诗学的主流观念均抨击明七子极端推崇盛唐的诗学观念，中晚唐诗歌越来越受重视。传统推尊中晚唐的选本《才调集》《三体唐诗》和《唐诗鼓吹》重新受到关注，偏重中晚唐的诗选纷纷问世。[280]到了乾隆中期，代表官方诗学立场的《御选唐宋诗醇》共收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和陆游6家作品，中唐诗家白居易和韩愈以及宋代诗人苏轼、陆游得以并称，这种定位宣示了唐宋诗之争和初盛、中晚之争两个传统诗学命题论争的官方立场。自此以后，不管是专门的中晚唐诗选，还是四唐兼选或唐宋合选的选本，在肯定盛唐典范的同时均不否定中晚唐诗歌的典范意义和价值。如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时，较初刻本新增诗作474首，其中初盛唐91首，中晚唐383首；删除141首，其中初盛唐83首，中晚唐58首，对中晚唐同样重视。[281]值得注意的是，重订之后，一些诗人的排位发生了变化。初刻本入选前十位的诗人是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岑参、刘长卿、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和孟浩然，盛唐和中晚唐各占5位。而在重订本中，前十位诗人是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白居易、岑参、刘长卿、李商隐、韩愈和柳宗元，盛唐4位、中晚唐6位。至于其他一些中晚唐著名诗人，如刘禹锡、张籍、王建和李贺等，在重订本中的入选数量都有显著增加。《唐诗三百首》推尊盛唐、不废中晚的倾向不但与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的立场基本一致，也符合整个乾隆时期的诗学发展潮流。
《唐诗三百首》对杜甫的推崇同样顺应了清代中期诗学思潮的发展。自宋末严羽提出李白、杜甫不当划分优劣以来，两人在众多选本中一直高居前两位。《唐诗三百首》中李白与王维并列第二位，杜甫高居第一的地位被凸显出来。而乾隆时期代表官方立场的《御选唐宋诗醇》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其评李白道：“有唐诗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谭艺家迄今奉为矩矱，无异议者。然同时并出，与之颉颃上下，齐驱中原，势均力敌，而无所多让，太白亦千古一人也。”[282]扬李的同时蕴含着浓厚的崇杜意味。这种定位一方面缘于儒家诗教不仅是官方提倡的主流思潮，也是沈德潜、孙洙等传统文人自觉遵奉的评价标准，以忠君爱国为主要特色的杜甫比李白更合乎这个标准。另一方面，相对于李白的天才奔放，杜甫诗法严密，体制多变，开启了后世诗歌创作的众多法门，从指导后学的编选目的来看，杜诗更为适合一些。
《唐诗三百首》对那些没有太多政治内涵，但情趣盎然、艺术感染力较强作品的推崇也与清代中期诗学思潮的新变相一致。就官方主流思潮而言，儒家诗教为论诗唯一宗旨，如乾隆《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云：“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不过，这种极端的论断并不具有普遍性。此期，不仅有声势浩大的性灵派的崛起，即使是官方诗学立场浓厚的格调派也不再强调单一的政治伦理价值标准，如沈德潜《〈练江诗钞〉序》云：
夫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予独有取于司空表圣所云“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与道俱往，著手成春”者，盖其说以自然为宗。而皮袭美自序其《松陵集》又云：“穿穴险固，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是两家者，皆有惩于形模、沿袭之弊而发焉者也。……明代前后七子号称复古，其后形模者众，渐失自然之趣，而沿袭之弊遂至陈陈相因。由是徐、袁、钟、谭，纷然矫枉，诗道乃不复振甚矣。诗贵以自然为宗，以奇变为用也。[283]
“以自然为宗，以奇变为用”就是要求诗歌创作不能形模古人而失去自然之趣，导致性灵不存。在《题方西畴诗册》中，沈德潜又说：“画西施之貌，规孟贲之目。近人作诗少性灵，汉魏三唐唯刻鹄。摹腔窃句步后尘，不作子孙作奴仆。”[284]不难发现，沈德潜也重视自然和性灵，与袁枚性灵说多有相合。不过，沈德潜所提倡的真情须合乎儒家伦理传统，包含着道德的内涵，实为“真”和“雅”的结合。其《〈施觉庵考功诗〉序》说：“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其于诗教，日以傎矣。”[285]真情还需要积淀和升华，不能有感即书，否则就违背了诗教。因此，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时，大量增入被传统诗论家评为浅露直白甚至流于俚俗的白居易新乐府类作品。《唐诗三百首》的审美观念比较接近清代中期的性灵说，重视诗歌所抒发的真实情感及其表现形式的工巧奇妙，并不苛求其道德伦理内涵。相对于《唐诗别裁集》初编本，孙洙所增选的李商隐《无题》、孟浩然《春晓》、白居易《问刘十九》和大量赠别诗、怀人诗、闺怨诗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内涵，却均体现出非常高超的艺术技巧，情感表达的真实自然、不落窠臼、风趣动人成为筛选经典的重要标准，实现了“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的目的。
总之，《唐诗三百首》体现了乾隆中期以来推尊盛唐、兼及中晚的诗学倾向，刘长卿、李商隐、杜牧等中晚唐诗人的大家地位依靠此选而更加稳固。它在沿袭推尊诗教传统观念的同时，又能打破这个传统的局限，不少清新自然、至情至性之作得以彰显。孙洙的评点侧重于总结作法，较少涉及唐诗发展流变及各期风貌的总体论述，这是出于指导初学创作的编撰目的。今天，《唐诗三百首》指导初学的实际功用已日渐淡化，但它对诗歌艺术审美特质的重视却非常契合当代的文学观念。正是由于孙洙这种独特、宽广且富有前瞻性的审美趣味，从而使这部选本对唐诗大家和唐诗名篇的推举颇为后人所接受，并成为当今流行最广的唐诗选本。
综上而言，乾嘉诗家对唐诗流变的看法主要继承严羽、明七子以来的“四唐分期”说，但不再拘泥于独尊盛唐的极端立场。乾嘉诗家对唐代不同时期众多诗人艺术风貌的辨析更加细致，对各期诗人地位的定位较为圆融，一些中、晚唐诗人被赋予诗坛大家的地位，众多中、晚唐作品也被视为效法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