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诗大家
由于时代审美风尚和创作思潮的差异，历代诗论家对唐诗大家的认定多有不同。下面以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和李商隐为例，探讨乾嘉诗学所建构的唐诗大家体系的特点。
（一）陈子昂大家地位的消解
陈子昂在诗坛甫一出现即发出耀眼的光芒，挚友卢藏用《陈氏别传》载：“（子昂）初为诗，幽人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文宗矣！’”[166]卒后，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称赞道：“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167]几乎推为圣人。虽然颜真卿、释皎然认为卢氏誉之太甚，特加驳正，不过，仍有众多诗家对其青眼有加。杜甫《陈拾遗故宅》云：“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168]韩愈《荐士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169]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云：“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170]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171]均大加推崇。此外，《独异志》曾载陈子昂毁琴赠文之事，虽属小说家言，真伪莫辨，但由于《太平广记》的收录，此事流传颇广，对提升其诗坛地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对陈子昂的评价更趋理性色彩，多立足于文风流变衡量其地位。《新唐书》本传曰：“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172]强调其改变初唐文风之功。欧阳修《书梅圣俞诗稿后》云：“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173]已把陈子昂置于唐代最优秀诗人之列。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陈子昂的评价，《斋居杂兴二十首序》云：
余读陈子昂《感（寓）［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174]
又《朱子语类·论文下》云：
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175]
朱熹对《感遇》诗的推崇乃是承袭白居易，但特别强调李白对陈子昂的尊慕和效仿，标志着陈子昂作为盛唐开启者的唐诗大家形象的初步定型。由于朱熹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定位渐成宋元诗家共识。如刘克庄评李白《古风》曰：“此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176]方回《瀛奎律髓》首列作品即陈子昂《度荆门望楚》，并评道：
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白帝》、《岘山》二首极佳，已入怀古类，今揭此一诗为诸选之冠。[177]
又评《白帝怀古》曰：
律诗自徐陵、庾信以来，亹亹尚工，然犹时拗平仄。唐太宗时，多见《初学记》中，渐成近体，亦未脱陈、隋间气习。至沈佺期、宋之问，而律诗整整矣。陈子昂《感遇》古诗三十八首，极为朱文公所称。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精。此一篇置之老杜集中，亦恐难别，乃唐人律诗之祖。[178]
方回所言“唐之诗祖”“唐人律诗之祖”乃受朱熹和刘克庄的启发，不过朱、刘所论侧重五古，方回则通过与杜甫的比较，认为陈子昂五律的成就同样巨大。《瀛奎律髓》多次以陈子昂为例说明盛唐律诗的特征，如评《晚次乐乡县》曰：“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学者详之。”[179]“旅况类”又入选此诗，并评曰：“起两句言题，中四句言景，末两句摆开言意。盛唐诗多如此。全篇浑雄齐整，有古味。”[180]“送别类”入选《送崔著作东征》，评曰：“平仄不粘，唐人多有此体。陈子昂才高于沈佺期、宋之问，惟杜审言可相对。此四人唐律，在老杜以前，所谓律体之祖也。”[181]“边塞类”入选《和陆明甫赠将军重出塞》，评曰：“盛唐诗浑成。‘晓风吹画角’犹‘池塘生春草’，自然诗句，亦是别用一意。”[182]“释梵类”入选《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评曰：“盛唐人诗，多以起句十字为题目，中二联写景咏物，结句十字撇开，却说别意。此一大机括也。”[183]均把陈子昂视为唐代最优秀的诗家，并开启了盛唐近体的创作。
杨士弘《唐音》也强调陈子昂与盛唐诗人的联系。此选把唐诗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仅正音按体编选，其中五古、五律入选陈诗。其《五古序》云：“五言古诗盛唐初变六朝，作者极多，然音律参差，各成其家。所可法者六人，共诗一百一十九首。”[184]六人分别是陈子昂、薛稷、储光羲、王维、孟浩然和常建。《五律序》云：“五言律诗唐初作者虽多，选其精纯者十四人，共诗七十六首。”[185]十四人分别是陈子昂、杜审言、王维、贾至、孙逖、沈佺期、祖咏、储光羲、孟浩然、高适、岑参、殷遥、王湾和常建。结合始音仅列“初唐四杰”的情况，不难看出杨士弘有意区分陈子昂与“初唐四杰”的联系，特意把他定位为“正音”。
综观唐宋元时期众多诗论家对陈子昂的评价，其共同之处是有意把陈子昂与其他初唐诗人加以区分，重视其五古、五律对李白、杜甫等盛唐大家的引领作用，从盛唐诗风开启者的角度赋予其唐诗大家的诗坛地位。
对陈子昂评价的转折点发生在明代高棅所编《唐诗品汇》。此书按体编选，以时代世次分唐诗为九品，其《凡例》云：“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186]陈子昂身为初唐诗人，列为“正始”本属自然。现存陈子昂诗作涉及体裁是五古、七古、五绝、五律和五言排律，只有五古被列入“正宗”，其余均为“正始”，包括方回极为推崇的五律，《唐诗品汇》仅入选八首，与骆宾王、崔湜、祖咏、李颀、张籍并列第三十七位，已称不上大家。至此，唐宋以来笼罩在陈氏身上的光环开始暗淡。
前后七子论诗延续了严羽、高棅的辨体思路，但对最高典范的认定更趋极端。何景明《海叟集序》云：“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如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体必从汉魏求之。”[187]此处“古体”与“歌行近体”对举，当指五言古诗。何景明认为汉魏五古才算最高典范，李白、杜甫两位盛唐大家的五古并不值得师法，陈子昂五古自不待言。之后，李攀龙《古今诗删》沿袭了这一思路，《唐诗选序》曰：“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188]明确否定了陈子昂五古的典范地位。对方回所盛称的陈子昂五律，《古今诗删》仅入选三首，与李峤、张九龄、祖咏、严维并列第十一，至此，陈子昂的唐诗大家地位消失殆尽。
李攀龙之后，众多诗论家开始从艺术风貌、创作技巧等诸多方面详细阐释陈诗的缺陷。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陈正字陶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而天韵不及，律体时时入古，亦是矫枉之过。[189]
许学夷《诗源辩体》云：
五言自汉魏流至元嘉，而古体亡。自齐梁流至初唐而古、律混淆，词语绮靡。陈子昂始复古体，效阮公《咏怀》为《感遇》三十八首，王适见之，曰：“是必为海内文宗。”然李于鳞云：“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何耶？盖子昂《感遇》虽仅复古，然终是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也。且其诗尚杂用律句，平韵者犹忌上尾。至如《鸳鸯篇》、《修竹篇》等，亦皆古、律混淆，自是六朝余弊，正犹叔孙通之兴礼乐耳。[190]
王世贞和许学夷均认为陈氏虽提倡复古，但创作实践与汉魏经典作品有着明显差别，其原因在于陈子昂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显然，王世贞等人心目中的典范是各种诗体初兴时期的作品，被宋人极端推崇的陈子昂五古已背离汉魏五古传统，不再具有最高典范的地位。
明代后期，随着诗坛不断质疑七子派五古仅宗汉魏这种极端论调，陈子昂的地位一度得以提升。钟惺云：“《感遇》诗，正字气运蕴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各有至处，皆出前人之上。盖五言古诗之本原，唐人先用全力付之，而诸体从此分焉，彼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本之则无，不知更以何者而看唐人诸体也？”[191]冯班《钝吟杂录》云：“陈子昂上效阮公感兴之文，千古绝唱，格调不用沈宋新法，谓之古诗。唐人自此诗有古、律二体。”[192]不过，钟惺、冯班对陈子昂的维护并没有成为诗坛的共识。与此相对，也有不少人接纳了明七子区别汉魏与唐代五古的观念，进而对陈子昂有所贬斥。毛先舒云：“李于鳞云：‘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两‘其’字竟作‘唐’字解，语便坦白。子昂用唐人手笔，规模古诗，故曰‘弗取’，盖谓两失之耳。”[193]王士禛云：“沧溟先生论五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此定论也。常熟钱氏但截取上一句，以为沧溟罪案，沧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绪，较诸《十九首》、陈思、陶、谢，自然区别。”[194]翁方纲则进一步申明道：“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者，正谓其无《选》体之五言古诗也。先生乃谓讥沧溟者，不合其下句观之，而但执唐无五古一句以归咎于沧溟，沧溟不受也。”[195]不难想象，这些诗论家对陈子昂的诗坛定位自然不会太高。王士禛进而从诗品出于人品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陈子昂谄事武后，人品低下。其《香祖笔记》云：
子昂五言诗力变齐梁不须言，其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其辞谄诞不经；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彠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子昂后死贪令段之手，殆高祖、太宗之灵假手殛之耳。[196]
潘德舆进一步发挥了王士禛的论断，认为其人其诗皆不足取，《养一斋诗话》云：
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于古；陈子昂之《感遇》，且居然复古也。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之谄武曌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皆宜斥之为不足道，而后世犹赞之诵之者，不以人废言也。夫不以人废言者，谓操治世之权，广听言之路，非谓学其言语也。籍与子昂诚工于言语者，学之则亦过矣！况吾尝取籍《咏怀》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皆归于黄、老无为而已。其言廓而无稽，其意晦而不明，盖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达也。……杜公尊子昂诗，至以《骚》、《雅》忠义目之，子乌得异议？曰：子昂之忠义，忠义于武氏者也，其为唐之小人无疑也。[197]
与王士禛、潘德舆强调人品不同，也有众多诗论家从阅读体验出发否定了陈子昂五古的典范地位。王夫之《唐诗评选》曰：“正字《感遇》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似诗，何有于古？”[198]叶燮《原诗》曰：“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199]王氏论诗重“兴”，“狱词”“讲义”正是指诗歌缺少特有的韵味；叶氏论诗重“变”，“蹈袭”“失自家体段”正是不善通变之失。两家论诗宗旨虽然不同，但均认为陈子昂难孚大家声望。因此，王夫之《唐诗评选》“五古”仅入选陈子昂《送客》，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完全不选陈子昂五古，朱熹极端褒奖的《感遇》诗似乎退出了经典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诗坛对陈子昂的否定并不是压倒性的，以明代胡震亨和清代沈德潜为代表，也有诗论家虽然沿袭了明七子辨体的思路，但由于他们所确立的最高典范比较宽广，所以陈子昂仍有一定的诗坛地位。胡震亨《唐音癸签》云：
唐人推重子昂，自卢黄门后，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则云：“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韩退之则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独颜真卿有异论，僧皎然采而著之《诗式》，近代李于鳞，加贬尤剧。余谓诸贤轩轾，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耳。正如夥涉为王，殿屋非必沉沉，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200]
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铿然独异，剥极将复之候也。杨素幽思健笔，词气清苍，后此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为胜、广云。[201]
两人均以陈胜、吴广来喻陈子昂，在他们看来，真正建立王朝基业的汉高祖无疑属于李白、杜甫等盛唐大家。在《唐诗别裁集》中，陈诗入选28首，总量居第十四。其中五古入选19首，居第六；五律入选6首，与韦应物、郎士元并列第十四位。显然，陈胜、吴广之喻的重点是把陈子昂视为变革六朝诗风之发轫者，与代表最高成就的唐诗大家尚有距离。
从陈子昂唐诗大家地位的确立和消解来看，朱熹和李攀龙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严羽、高棅以来形成的“四唐分期”观念是导致其地位下降的主要因素。
朱熹强调陈子昂对李白的开启作用，把他定位为盛唐诗风的开启者。方回沿袭了朱熹的策略，又树立其“律诗之祖”的地位，从而建构了陈子昂和杜甫的联系。自此，陈子昂成为李白、杜甫两位唐诗大家的先行者，得以跻身于唐代第一流诗人之列。
李攀龙所代表的七子派对陈子昂大家地位的消解并不完全是主观臆断。按照“四唐分期”和“古体宗汉魏，歌行近体宗初盛唐”的明七子核心论诗观念，陈子昂作为初唐诗人只能以歌行近体获得大家地位。但从创作实际来看，陈子昂现存诗歌120多首，其中《山水粉图》为杂言，《春台引》《彩树歌》《喜马参军相遇醉歌》为歌行，成就最高的体裁是五古和五律，其中五古约60首，数量最多。明七子论五古以汉魏为最高典范，陈子昂失去了作为唐诗大家的最有利条件。至于五律，明七子以初盛唐为最高典范。陈子昂五律共计30余首，多作于应酬、赠答等集体创作的场合。初唐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皆以五律而著称，其中杜五律近30首，几占其全部诗作的四分之三，沈近60首，宋近80首，不但五律数量较多，而且句律极严，均是五律定型的关键人物。三人皆有在朝为官和遭贬外放的经历，在朝作品以应制、酬唱题材为主，风格工整流丽，声律和谐；遭贬外放之后，题材转向迁谪、行旅、离别，往往能感发人意。相较而言，陈子昂五律成就并不十分突出，同样难孚大家声望。因此，尽管李攀龙以极端的方式对陈子昂加以否定，但主要依据陈子昂为初唐诗人这一客观事实，故能引起众多诗论家的响应。
相较朱熹和李攀龙的极端臧否，胡震亨和沈德潜的陈胜、吴广之喻颇值得关注。此喻似针对元好问“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202]而发。范蠡之功是重建越国，元好问借此以喻陈子昂对盛唐诗风的开启。陈胜、吴广之功首倡叛秦，大业完成需待项羽、刘邦，故胡震亨和沈德潜借此以喻陈子昂对初唐文坛齐梁诗风的终结。这种定位仍是立足于陈子昂的初唐人身份，但有助于弥补明七子极端复古的偏颇，故被后世广为接受。彭庆生《陈子昂诗注序》评价陈子昂道：“登上高峰的旗手是光荣的，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也是可敬的。”[203]正是承继胡震亨和沈德潜之论。
陈子昂地位的起伏反映出时代审美思潮和个人审美倾向对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影响。一般而言，唐诗经典的建构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诗作自身的艺术价值是经典建构的前提条件，时代审美风尚和政治思潮是经典建构的土壤，发现人则是经典走向读者的主要媒介和关键因素。陈子昂最早获得广泛好评是在安史之乱后，面对战后的凋零，以儒学济世成为众多文人的共同追求。陈子昂由于提倡风雅兴寄，且一度拥有崇高的声望，故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标举，成为复兴儒道的旗帜。朱熹对陈子昂的推崇正是这种思潮的延续，并导致陈子昂唐诗大家地位的确立。明清时期，诗学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处理文道关系，而是通过对各个时期诗歌艺术风貌的辨析，为学诗者寻找可供效法的典范。随着高棅《唐诗品汇》“四唐分期”的深入人心，陈子昂作为初唐人的客观事实不断凸显，宋人附丽在他身上的盛唐开启者的光环也就不断消退，最终只能以齐梁余风终结者的身份出现在明清诗坛。
（二）李、杜优劣论
杜甫在世之日，其诗坛地位不足与李白并称。李白、高适、岑参等盛唐名家多有寄赠杜甫之作，但内容多是朋友相思、感世不遇之情，对杜诗的推崇并不明显。天宝之后，杜甫的诗坛地位逐渐提升，但由于与时代诗风的巨大差异，大历诗人很少主动规摹学习杜诗，故王赞《玄英集序》云：
唐兴，其音复振。陈子昂始以风气为主，而寝拘四声，五七字律。建中之后，其诗益善，钱起为最，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时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204]
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众多唐诗选本不选杜诗也能说明这一点。首次盛赞杜甫为“当今一人”的是樊晃，其编撰《杜工部小集》，《序》曰：“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205]元和之后，众多诗家不断对杜诗极力推崇，李、杜并称逐渐成为诗坛习论。[206]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诗论家的目的是推崇杜甫，又多以李白为参照对象，无形中促成了李、杜优劣之争，并造成杜优于李的印象。总之，晚唐五代时，杜甫地位已经大大提升。如光化三年（900）韦庄编《又玄集》，列杜甫为卷首。五代韦縠选《才调集》，虽不选杜诗，但《自叙》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207]可知此期杜甫已引起广泛关注，且能够与李白并称。
宋代论李白、杜甫与唐人不同，扬杜抑李十分明显[208]，故南宋后期的严羽《沧浪诗话》特意强调：“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李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209]这种观念被广为接受，明清两代虽不乏极端崇李或崇杜之人，但主流观念与《沧浪诗话》一致。
乾嘉时期，从涉及李白、杜甫的诗学文献的数量来看，杜甫远远多于李白。据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此期见存杜诗学文献有50部，散佚文献58种，高居唐人之首。此外，在以乾隆名义编写的《御选唐宋诗醇》中，杜甫名列首位。这些似乎昭示着乾嘉诗家更加看重杜甫。不过，一旦深入到众多诗家的具体论述，不难发现他们在论及杜甫诗歌的伟大成就时，总不忘强调李白，极力避免给人以崇杜贬李的错觉。如《御选唐宋诗醇》论李白曰：“有唐诗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谭艺家迄今奉为矩矱，无异议者。然有同时并出，与之颉颃上下，齐驱中原，势钧力敌，而无所多让：太白亦千古一人也。”[210]又如浦起龙曾撰《读杜心解》，对杜甫推崇备至。其《唐人诗》曰：“明皇开元、天宝中，杜甫复继出，上薄《风》、《骚》，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应、徐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世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测。”[211]也是认为两人各有所长，不宜强分高下。
基于李、杜难分优劣的认识，众多乾嘉诗家针对唐、宋崇杜贬李之论加以分析。如乔亿《剑溪说诗》“书元稹论李、杜优劣论后”曰：
李、杜诗自元稹之论出，古今谭艺之士，先杜后李者，莫不然矣。以韩退之于二公，辄并举不小为轩轾，虽不敢议，乃终弗于从。盖由子美学博而正，其所为诗，大则有关名教，小亦曲尽事情；加以诗之法度，至杜乃大备。太白神游八表，学兼内典，见之于诗，多荒忽不适世用之语；又才为天纵，往往笔落如疾雷之破山，去来无迹，将法于何执之？后之从事于斯者，但随其分之浅深，功之小大，皆于杜有获也，诸体可兼致其力。而太白历千余年，所云问津者，率皆短制，或一二韵之飘洒，其庶几焉。至于大篇，入笔驱辞，能得其山奔海立之势而音韵自若者谁与？五岳名山，九州之胜概也；蓬、瀛、方丈，海上之仙踪也。以言乎游历，一身无遍及要荒，而五岳之真形，八方之异气，怪禽幽兽，山鬼跳梁，可惊可愕于丛薄深箐之中，世每不绝于传闻，以高僧畸士独往之徒流播人间也。彼三山、五城、十二楼，太史公述之，而谁其一至与？故未蹑蓬、瀛、方丈，谓高于五岳，非也。知有五岳，谓尊于蓬、瀛、方丈，亦非也。李、杜之诗，固若是焉已矣。以是知杜可宗，李不可轻拟，可不可于李、杜云何先后哉！[212]
乔亿认为杜甫以法度见长，学诗者不管天分才力如何，都能从杜诗中得到收获；李白天才纵逸，常人因天资所限很难因袭效仿。李白如海上仙山，杜甫如世间五岳，高下难分。王鸣盛《蛾术编》“杜子美”认同元稹对李杜优劣的论断，云“千古公论至微之始定”，但迮鹤寿不认同王鸣盛对元稹评杜的认可，其辨析道：“至以元微之论李、杜之优劣为定论，尤非。李有李之天才，杜有杜之学力，各擅所长，何分优劣？况子美诗无非一片忠君爱国之心所结而成，奈何以铺陈排比赏之邪？若仅赏其铺陈排比，则集中甚多牵强凑集之句。如《寄临邑舍弟》诗‘利涉想蟠桃’……尤为拙率，其病即在铺陈排比也。”[213]驳斥元稹以“铺陈排比”尊杜抑李之论。
吴乔则从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维护李白，其《围炉诗话》曰：
苏子由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言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言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唐人李、杜首称，甫有好义之心，白不及也。”予谓宋人不知比兴，不独《三百篇》，即说唐诗亦不得实。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之，非促促然诗人之作也。饮酒学仙，用兵游侠，又其诗之寄兴也。子由以为赋而讥之，不知诗，何以知太白之为人乎？[214]
吴乔针对苏辙崇杜贬李之论而发，他认为李白诗作具有比兴寄托的特点，包含着作者济世情怀，对贬李之论予以驳斥。
陈文述继承严羽，论述了李、杜诗风的不同，其《读李杜集书后》：
李诗如飞龙，杜诗如香象。香象蹴踏莫敢当，飞龙变化难名状。李诗如老鹤，杜诗如奇鹰。老鹤瘦羽横八表，奇鹰健翮摩千层。李诗静，杜诗动，李诗轻，杜诗重。静如云霞舒卷游虚空，动如江海波涛生
洞，轻如落花飞絮飘回风，重如奇峰叠嶂森长陇。李诗谨严杜豪纵，消息微茫谁解诵。长歌《洗兵马》，三复《蜀道难》。沉香亭上托讽谏，杜鹃声里摧心肝。学到两公诗境尽，品到两公诗论定。万丈光芒双管劲，李是诗仙杜诗圣。画舸锦袍，空山麻鞋，寒瘦饭颗，飘零酒杯。李诗《离骚》杜变《雅》，我读公诗泪盈把，茫茫万古谁知者。[215]
陈文述通过一系列比喻说明了李、杜诗风的巨大差异，李诗继承《离骚》，想象奇特，变幻莫测，纵横驰骋，豪放不羁；杜诗继承变《雅》，悲慨满怀，心系国事，肃穆博大，沉郁顿挫。虽风格不同，但一为“诗仙”、一为“诗圣”，难分高下。
相对而言，沈德潜等诗家则从辨体的角度详细阐述李、杜诗歌的特点，对两人为何难分优劣做了比较深刻地回答，有助于客观全面地把握两人的艺术成就和地位。(https://www.daowen.com)
沈德潜认为，李、杜五古、七古和五律这三种体裁的创作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属正宗，值得师法。对五古，《唐诗别裁集·凡例》云：“陈伯玉力扫俳优，直追曩哲，读《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张曲江、李供奉继起，风裁各异，原本阮公。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为最。”[216]又言：“苏、李、《十九首》以后，五言所贵，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材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卨，生平种种抱负，无不流露于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者也。新宁高氏列为大家，具有特识。”认为李白学习阮籍，杜甫宪章汉、魏、六朝且能自成一家，成就都非常可观。对七古，沈德潜评李白说：“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217]评杜甫说：“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大白以高胜，少陵以大胜，执金鼓而抗颜行，后人那能鼎足！”[218]又评李白五律道：“逸气凌云，天然秀丽，随举一联，知非老杜诗，非王摩诘、孟襄阳诗也。”[219]评杜甫五律道：“杜诗近体，气局阔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处，尤在错综任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斯足凌轹千古。”[220]从以上评语可见，沈德潜对李白这三种诗体无绳墨可循和杜甫集前人大成的特点均赞赏有加。
李白、杜甫的七律、五排和绝句，成就差别巨大。沈德潜评价杜甫七律曰：“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缋，八音和鸣，后人如何仿佛？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瞠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221]把杜甫视为七律集大成的诗人，成就在正宗王维之上，并对杜甫“格变”的特点大加赞赏。《凡例》论五言排律云：“少陵出而瑰奇宏丽，变动开合，后此无能为役。”把杜甫视为五言排律的最高典范。沈德潜还详细分析了杜甫五排的艺术成就，《唐诗别裁集》评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云：“有气象，有神力，开合变化，自中规矩。长律以少陵为至，元、白动成百韵，颓然自放矣。”[222]总之，从“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后此无能为役”这些评价来看，杜甫在这几种诗体的成就是盛唐其他诗人不能望其项背的。比较而言，李白的绝句成就颇高，沈德潜评李白曰：“五言绝右丞、供奉，七言绝龙标、供奉，妙绝古今，别有天地。”[223]评杜甫说：“少陵绝句，直抒胸臆，自是大家气度，然以为正声则未也。宋人不善学之，往往流于粗率。杨廉夫谓学杜须从绝句入，真欺人语。”[224]把李白的绝句视为正声，杜甫则不足师法。
综合来看，沈德潜遵循辨体思路，详细阐释了李白、杜甫在不同诗歌体裁上的创作成就和诗坛地位。与严羽《沧浪诗话》仅侧重于风格而言，沈德潜对李、杜优劣的辨析更加精细，元稹以来的李、杜优劣论在此得到相对圆满的阐释。
（三）白居易诗坛地位的提升
白居易诗歌数量众多，影响颇大，但后世著名的唐诗选本对白诗多无好评。杨士弘《唐音》仅入选白诗4首，列于遗响。高棅《唐诗品汇》五古与七古部分列白诗为余响，五绝、七绝、五律、七律部分列白诗为接武，并引用了宋人对白诗的评论：“苏东坡云：乐天善长篇，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而易厌矣。”[225]又言：“《西清诗话》云：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耳。”[226]所谓“不能变风操”“终带风尘”，自然和风雅传统尚隔一层。之后李攀龙《古今诗删》和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均不选白诗，受此影响，沈德潜《唐诗宗》仅入选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七绝一首，《凡例》谈及不选白诗的原因时说：“后如张、王之恬缛，元、白之近情，长吉之荒诞诡奇，飞卿之秾纤秀丽，皆一时杰作，恐途径多歧，俱未入选，此中微意可参《唐诗宗》。”[227]可见沈德潜是特意不选白氏诗作。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增选白居易三首七绝，选诗和评价并无明显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评刘禹锡七律时涉及白居易，其云：
中唐七律，梦得可继随州，后人与乐天并称，因刘、白有唱和诗耳，神彩骨干，恶可同日语？[228]
认为白居易的七律与刘禹锡不可同日而语，评价极低。
两选之后，沈德潜在论诗专著《说诗晬语》中有关白居易的评论共三条。此书著于雍正九年（1731），与成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前后的《唐诗宗》、《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相比，大约相距15年。其评白居易曰：
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谕”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惟张文昌、王仲初乐府，专以口齿利便胜人，雅非贵品。[229]
大历十子后，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萧山毛大可尊白诎刘，每难测其指趣。[230]
长律所尚，在气局严整，属对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开阖相生，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使语排而忘其为排，斯能事矣。唐初应制、赠送诸篇，王、杨、卢、骆、陈、杜、沈、宋，燕、许、曲江，并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鸿丽，一变故方，后此无能为役。元、白滔滔百韵，俱能工稳；但流易有余，镕裁未足，每为浅率家效颦。温、李以下，又无论已。七言长律，少陵开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况学步余子？[231]
第一条着重评白氏“讽谕诗”，“亦风人之遗意也”，多有肯定之意；第二条是从《唐诗宗》十七卷本和《唐诗别裁集》十卷本而来。前言“恶可同日语”，是认为白远不如刘，此言“未可同日语也”，语气虽缓，但意思相近；第三条评论七言长篇，“流易有余，镕裁未足，每为浅率家效颦”，固然有指责之意，更多是指向后来不善学者。从这些评论来看，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比早年有些缓和，但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率易”“浅易”“流易有余，镕裁未足”这些措辞与司空图、苏轼直至明七子等人的立场基本一致。
但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唐诗别裁集》重订本对白居易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入选作品来看，十卷本《唐诗别裁集》仅入选白居易诗作4首，重订本却入选61首，名次也提高到第五位。五古、七古部分所选多为讽谕诗和长篇叙事诗，五律、七律和五言长律部分入选了一些闲适诗和“元和体”作品，可以说兼顾到了白居易各类作品，其评价也与以前迥异：细究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沈德潜认为白居易在“忠君爱国，遇事托讽”方面与杜甫完全一致，同样遵从儒家诗教之典范；对白居易浅易的风格，沈氏认为“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并未否定这种风格，反视为得杜甫之神；对“刘、白”这一习称，以前认为白不如刘，此时却言“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总体来看，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重订本中对白居易已由以前的总体否定变为相当推崇，地位也由以前的旁流支脉成为诗坛大家，其原因与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强调儒家诗教和推崇白居易有密切关系。
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232]
白乐天同对策，同倡和，诗称元、白体，其实远不逮白。白修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语纤，又流于涩。东坡品为元轻白俗，非定论也。[233]
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实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234]
从选本的角度而言，首次把白诗和李、杜、韩相提并论的是《御选唐宋诗醇》。此前的选本无不对白诗毁誉相杂，唯《御选唐宋诗醇》认为白诗源于杜甫且得杜诗之神。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序》曰：“唐人诗篇什最富者无如白居易诗，其源亦出于杜甫。”又曰：“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235]其实乾隆更为关注的是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其《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指出：“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236]站在执政者的立场，最为重视诗歌内容对社会的教化作用，艺术成就的高下反而位居其次，故白氏得以和李、杜、韩相提并论。这类主张对沈德潜修订《唐诗别裁集》有重大影响，其《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谈到增入白诗时说：“白傅讽谕，有补世道人心，本传所云‘箴时之病，补政之缺’也。”已经忽略了白诗浅易直切的特点，远离了他早期一贯倡导的思想内容和审美形式并重的审美理想。又言：“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也强调白诗承继杜诗而来，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与《御选唐宋诗醇》的论述基本一致。《御选唐宋诗醇序》还谈到杜牧对白氏的指责，其曰：
杜牧讥其纤艳淫媟，非庄人雅士所为。夫居易之庄雅，孰与牧？牧诗乃纤艳淫媟之尤者，而反唇以訾居易乎？[237]
乾隆对杜牧指责白诗进行了严厉驳斥，认为白诗的“庄雅”远胜了杜牧。沈德潜也对杜牧评语加以辨析，评白居易《买花》曰：
乐天《和答微之诗序》云：“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盖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激。与足下为文，所长在此，所病亦在此。”玩此数言，白傅已自定其诗，杜牧之讥之，直是隔壁语耳。[238]
沈德潜同样认为杜牧的评价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白居易的特点，只是“隔壁语”。此处所引白居易《和答微之诗序》给人的感觉是白居易早就有自知之明，维护之意十分明显。可见就整体的评价而言，重订本《唐诗别裁集》继承《御选唐宋诗醇》，把白居易和杜甫联系起来，赋予了白氏唐诗大家的地位。
《御选唐宋诗醇》入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和陆游六位诗人，名为“御选”，实为乾隆手下儒臣代笔。乾隆在序言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兹《诗醇》之选，则以二代风华，此六家为最。时于几暇，偶一涉猎。而去取评品，皆出于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239]除了六家名单是乾隆亲自所定外，编选评注都由其他人完成。从卷首题名为“校对”的梁诗正、钱陈群和题名为“校刊”的陆宗楷、陈浩、孙人龙、张馨、徐堂等人来看，此选应当主要由这些人来完成，沈德潜并没有参与选编工作。按此书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筹划选编应在此之前。沈德潜于乾隆三年（1738）中举，次年中进士，入选庶常馆。乾隆七年（1742）散馆时第一次见到乾隆，受到赏识，此后仕途一帆风顺，和乾隆交往非常密切。两人和诗四十余首，也多次谈及诗学。沈德潜《自撰年谱》“十年乙丑年七十三”曾记载：“五月，旨晋德潜詹事府詹事，谢恩。上召见于勤政殿，问及年纪诗学，儿子几人。又云：‘升汝京堂，酬汝读书苦心。’并论及历代诗之源流升降。”[240]可知在《御选唐宋诗醇》成书之前这段时间，沈德潜与乾隆的交往相当密切。沈德潜本身是一个以选诗著称的诗人，此时已经完成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和《明诗别裁集》等选本，按常理考虑，自然会关注这部代表官方立场的御定诗选，乾隆对白居易的态度难免会影响沈德潜对白氏的评价，由此导致《唐诗别裁集》对白居易的评价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四）李商隐大家地位的起伏
历代对李商隐的推崇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北宋。北宋之前，李商隐虽享有盛名，但批评之言也一直存在[241]，直至杨亿和王安石，李商隐才真正确立了唐诗大家的地位。《杨文公谈苑》记载了杨亿发现并推举李诗的经过：从上述记载来看，唐末以来，李商隐一度受到钱若水、唐彦谦等少数人的高度评价，但在宋初的评价并不高。杨亿是李商隐诗学地位转变的关键人物，他认为李商隐才华出众，风格雅丽，构思缜密，表达流畅，韵味无穷又变化多端，堪为学习典范。杨亿、钱惟演等人合作的《西昆酬唱集》正是有意学习李商隐的结果。正是在杨亿的提倡下，李商隐的诗坛地位得以空前提高。
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其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有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变之态，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诗、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钱邓帅若水，尝留意摭拾，才得四百余首。钱君举《贾谊》两句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钱云：“其措意如此，后人何以企及？”余闻其所云，遂爱其诗弥笃，乃专缉缀。鹿门先生唐彦谦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圣人之一体也。然警人之句亦多，予数年类集，后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得百八十二首。世俗见予爱慕二君诗什，夸传于书林文苑，浅拙之徒，相非者甚众。噫！大声不入里耳，岂足论哉！（《宋朝事实类苑》卷第三十四）[242]
杨亿之后，王安石也大力提倡李商隐，但理由与杨亿不同。《蔡宽夫诗话》记载：“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落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亡以过也。”[243]王安石认为，李诗感时伤逝、寄托遥深，具有深厚的社会现实内容，继承了杜甫以来的诗学传统，并视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落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由于杜甫的崇高地位，李商隐自然堪为唐诗大家。
推崇李商隐的第二个高峰是整个清代。由于宋末严羽倡导独尊盛唐，属于晚唐的李商隐自然难入其法眼。直至明末，诗坛对李商隐的否定声音一直比较强烈。如陈沂《拘虚诗谈》曰：“晚唐杜牧、许浑、刘沧、李商隐亦是名家，但声气衰弱，字意尖巧，吟咏无余味，赏鉴无警拔。其余虽有可称，亦是小巧如‘郑鹧鸪’之类。回视大历以前，不可同日语也。”[244]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义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俪对。宋人慕之，号为‘西昆’。杨、刘辈竭力驰骋，仅尔窥藩。”[245]认为其文辞绮艳，缺少深厚的思想内涵，故不足为贵。随着清初对七子极端复古诗学的批评，李商隐这位被七子否定的晚唐诗人重新被推崇。不但出现了众多李诗笺注之作[246]，众多唐诗选本、诗话也对其高度推崇，李商隐又一次登上了顶峰。
乾嘉诗家延续了清初以来的崇李风尚，也比较认同王安石、朱鹤龄、钱谦益等人所言李商隐出自杜甫的看法，但论述得更加细密。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云：
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于讽谕，中有顿挫沉著可接武少陵者，故应为一大宗。后人以温、李并称，只取其秾丽相似，其实风骨各殊也。[247]
沈德潜指出李商隐继承杜甫，关注现实，擅长讽谕，故不能把他视为纯粹追求秾丽的温庭筠一派。《唐诗别裁集》所选李商隐作品多达50首，入选总量居全选第八。其中七律入选20首，名列第二；七绝10首，名列第三，这是对明七子“诗必盛唐”的重大修正。在所选七律中，《重有感》《井络》《重过圣女祠》分别反映甘露之变、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与杜甫《登楼》《诸将五首》等作品相同，具有深刻的“诗史”内涵；《马嵬》《隋宫》《南朝》《筹笔驿》《九成宫》《茂陵》《隋师东》《曲江》分别借前朝史事或本朝盛世寄寓对现实的忧伤愤激之情；《哭刘蕡》伤悼因抨击宦官而被贬黜的友人；《安定城楼》感叹时人不知己志。以上作品忧国伤时，感慨身世，浸透着作者深挚的人生体验和感慨，绝非纯粹堆砌辞藻典故的西昆诸作所能比拟，而是继承了杜甫所开创的关注时事的七律传统。
沈德潜这种观念也正是乾嘉诗坛对李诗的普遍看法。王昶《书李义山诗后》云：
义山诗前人论之详矣，其文丽，其旨深，其寄托要眇俶诡，而忠义之志悲愤激发而不可掩目，为《离骚》之苗裔，《风》、《雅》之闰位，岂过誉哉？[248]
又《舟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四十六首》其一云：
幕职何缘辱俊豪，清和瑟怨总风骚。打钟晚约清凉去，肯为诸狐奉太牢。（李义山）
路有冤言悼去华，铜驼唳鹤更咨嗟。杨刘演作西昆格，谁识孤忠接浣花。（同上）[249]
翁方纲《石洲诗话》云：
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者，李义山也。自刘随州而后，渐就平坦，无从睹此丰韵。七律则远合杜陵；五律七绝之妙，则更深探乐府；晚唐自小杜而外，惟有玉溪耳。温岐、韩偓，何足比哉！[250]
舒位《读三李二杜集竟岁暮祭之各题一首》云：
飘零踪迹别离天，肠断《樊南甲乙编》。作客悲欢聊寄托，依人恩怨忽牵连。官卑不挂中朝籍，诗好难禁后世传。他日《西昆酬倡集》，只教优孟诮当筵。（义山）[251]
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云：
晚唐之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见前人妙境者，转贤于长庆诸公，此不可以时代限也。元微之首推子美长律，然与香山皆以多为贵，精警缺焉。余尽不取。惟玉溪生乃略有杜公遗响耳，今抄晚唐，以玉溪为冠。
玉溪生虽晚出，而才力实为卓绝。七律佳者几欲远追拾遗，其次者犹足近掩刘、白。第以矫敝滑易，用思太过，而僻晦之弊又生。要不可不谓之诗中豪杰士矣。钞玉溪诗一卷，附温诗数首，然于玉溪为陪台，非可与并立也。[252]
纪昀《纪河间诗话》云：
温李齐名，词皆缛丽。然温多绮丽脂粉之词，而李感时伤事，颇得风人之旨。故王安石以为唐人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商隐一人。[253]
以上四家都指出，李诗寄托遥深、措辞委婉，近承杜甫、远绍《风》《雅》，温庭筠、韩偓这些仅以艳辞而著称的诗人很难与李商隐相提并论，西昆诗家也根本没有学到李诗的真谛。自此，严羽基于“诗必盛唐”观念对晚唐李商隐的轻视得到根本的改变。
其次，出于指导创作的需要，此期众多诗家通过诗歌选本对李诗的艺术技巧加以细致分析，并指出李诗情意高远、神完气足，与宋人学杜捃拾字句、生搬硬套不可同日而语，故堪为学习典范。
就章法而言，屈复《唐诗成法》评《无题（幽人不倦赏）》云：
秋暑犹言秋热也。一二以不倦赏之幽人，当秋暑之愁时，最贵有招邀者。三四正写所以“贵”意。五六秋暑景物。七八紧接中四，言此时此景，我已怅望寂寥，兼君无聊时，如得携手此地，定当极欢会也，倒法。[254]
屈复对此诗的叙事脉络加以细致分析，并称赞倒叙的篇章安排。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马嵬》之二云：“五六语逆挽法，若顺说便平。”[255]纪昀《玉溪生诗说》评《蝉》云：“起二句斗入有力，所谓意在笔先。前半写蝉，即自寓；后半自写，仍归到蝉。隐显分合，章法可玩。”[256]也肯定李诗的章法不墨守成规，且富于变化。
就修辞技巧而言，沈德潜评《隋宫》云：“言天命若不归唐，游幸岂止江都而已？用笔灵活。后人只铺叙故实，所以板滞也。末言亡国之祸，甚于后主，他时魂魄相遇，岂应重以《后庭花》为问乎？”[257]认为结尾通过设问体现出更深刻的讽谕意味。又如《夜雨寄北》，纪昀评曰：“探过一步作结，不言当下云何，而当下意境可想。作不尽语每不免有做作态，此诗含蓄不露，却只似一气说完，故为高唱。”[258]则是设问来营造含蓄不尽的审美效果。
就铺叙用典而言，王鸣盛评《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什》曰：“一篇中用七物，人必以堆砌讥之。当知此为西昆体，组织工妙。自宋人创为空疏鄙俚之格，故反以此为病耳。”[259]指出李诗所写七物组织精妙，不同于宋诗的机械堆砌。屈复评《泪》曰：“深宫之怨，离别之思，湘江、岘首生死之伤，明妃出塞之恨，项王天亡之痛，以上数者，皆不及朝来灞桥青袍寒士送玉珂贵人，穷途饮恨之甚也。”[260]称赞此诗所用众多典故十分稳切。
另外，乾嘉诗家对李商隐诗歌的绮丽特点并不讳言，但认为与温庭筠不同。《四库提要》“李义山诗集”条曰：“商隐诗与温庭筠齐名，词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伤时事，尚颇得风人之旨。”[261]指出李诗的缛丽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意蕴。王鸣盛《蛾术编》“李义山”条云：“‘别翻云锦花无样，倒泻珠胎海亦贫’，绮艳有焉；‘冰丝织络经心久，瑞玉雕磨措手难’，工巧有焉。义山精心律体，毕竟到古。诗学杜韩处，便如木兰从军，虽着兜鍪，非其本色。”[262]对“绮艳”“工巧”的李商隐律体仍然推崇。翁方纲《近人有仿张为主客图取张司业贾长江以下五律成集者赋此正之四首》其一曰：“五字论中晚，谁将杜法参。宗支从渭北，甲乙到樊南。是有君形者，宁徒正味含。罪言如不朽，绮语又何惭。”[263]这是针对李怀民重订《唐诗主客图》而发，李怀民标举张籍、贾岛，李商隐因淫艳而落选，翁方纲对此表示不满。“绮语又何惭”正是对李诗绮丽特点的肯定。
总体来看，乾嘉诗坛多认为李商隐乃承袭杜甫而来，有意撇开李商隐与温庭筠的联系，强调李诗辞藻华美、诗律精切、用典繁复、造境幽深，且具有深厚的政治意蕴，故堪称唐诗大家，以上观念至今主导着当代人对李商隐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