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诗学融合唐宋的倾向
入清以后，随着明末以来对严羽和明七子“古诗宗汉魏，近体宗盛唐”极端复古诗学主张的批判，宋诗逐渐进入诗家的视野，并陆续出现众多以宗宋而著称的诗人，包括康熙诗坛盟主王士禛也曾一度倾心于宋诗。乾嘉众多诗论家固然存在宗唐或宗宋的微妙差别，但在他们公开打出的旗帜上，极力避免极端宗唐或宗宋，融合唐宋成为此期最醒目的口号。
（一）基于“诗教”传统对宋诗的接纳
沈德潜论诗比较接近明七子，以宗法盛唐而著称。如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评：“归愚论诗，专宗盛唐，持论纯正，守律谨严。”[291]《清史稿》也有类似论断：“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292]不过，沈德潜虽然宗唐，但他宋诗的态度并不像明七子那样完全排斥。其《清诗别裁集·凡例》云：“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愚未尝贬斥宋诗，而趣向旧在唐诗，故所选风调音节，俱近唐贤，从所尚也。”[293]临终之年，又曾编选《宋金三家诗选》，于宋代特意标举苏轼和陆游。陈明善《宋金三家诗选序》曰：“师曰：苏子瞻天才奔放，铸古镕今；陆放翁志在复仇，沉雄悲愤；元遗山遭时变故，登临凭吊，声与泪俱之。三家者，皆不可不熟习者也。第全集卷帙浩繁，艰于披阅，选本虽多，惜未尽善，能汇而钞之，亦大快事。”[294]
除了通过诗选标举宋诗，沈德潜《书〈剑南诗稿〉后》也对陆游相当推崇：
剑南诗草多复多，中间岂无复与讹。后人嗤点太容易，以枚数阖伤繁苛（朱竹垞太史）。名篇堆积若蓬葆，得精遗粗贵检校。忘身报国表孤忠，切理厌心闻大道。来读晦庵新著书（放翁句），盛气豪情期一扫。醉犹温古梦斋庄，外物不移仁义饱（放翁诗中语意）。杜、韩后劲眉山公，诗笔回斡分天功，一炉镕冶金银铜。异世谁人许接武，剑南老子堪追踪。仙才学力各分擅，曲则异矣功归同。宗唐祧宋非吾事，继续东坡有放翁。[295]
沈德潜认为朱彝尊的批评过于苛刻，陆游忧时伤世，满怀忠义，善于创新，乃继承杜甫、韩愈而来，是苏轼之后的优秀诗人。所谓“宗唐祧宋非吾事”，正是对严羽、明七子完全排斥宋诗的矫正。又《书东坡诗集后》曰：“海外何愁瘴疠深，华严法界入高吟。宣仁龙驭回天后，谁见孤臣万里心。”[296]称赞苏轼心系朝廷。《答某太史书》评陆游诗曰：“七言古诗，沉雄激壮，恢复中原之志，时流露于笔墨之间，位虽卑微，独存忠爱，得杜少陵一体，不必毛举麻列，概没其志节也。”[297]肯定陆游的忠君爱国之心。总之，这位以宗唐而著称的诗论家已全然不同于明七子，从审宗旨的角度对合乎“诗教”传统的宋诗多有接纳。
沈德潜对宋诗的接纳与晚年政治地位的改变有关。沈德潜于乾隆三年（1738）中举，十二年（1747）授礼部侍郎，这种特殊身份使其论诗难免体现出官方色彩。《宋金三家诗选》于宋代入选苏轼、陆游，正是为了迎合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御选唐宋诗醇》入选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六家诗人，于宋只取苏、陆两家。沈德潜晚年被赐礼部尚书衔，可以想象其对官方诗学观念必然十分留意，也会有意弥合其中的分歧。《宋金三家诗选》入选苏轼作品185首，其中142首见于《御选唐宋诗醇》，相合比例高达77%。《御选唐宋诗醇》评苏轼曰：“轼之器识学问，见于政事，发于文章，史称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之也。”[298]评陆游曰：“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椀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咏歌，以寄其意。此与甫之诗何以异哉？”[299]均重两人诗作主旨对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沈德潜基于“诗教”传统对两人的接纳显然有迎合《唐宋诗醇》之意，代表了官方主流诗潮对宋诗的定位。
（二）“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袁枚对唐宋诗之争的消解
与沈德潜基于“诗教”传统对宋诗有所接纳不同，袁枚反对以时代先后分唐宋诗以高下。《随园诗话》云：
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尝举盛唐贺知章《咏柳》云：“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初唐张谓之《安乐公主山庄》诗：“灵泉巧凿天孙锦，孝笋能抽帝女枝。”皆雕刻极矣，得不谓之中、晚乎？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琐碎极矣，得不谓之宋诗乎？不特此也，施肩吾《古乐府》云：“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绕肠线。”如此雕刻，恰在晚唐以前。耳食者不知出处，必以为宋、元最后之诗。[300]
徐朗斋（嵩）曰：“有数人论诗，争唐、宋为优劣者，几至攘臂。乃授嵩以定其说。嵩乃仰天而叹，良久不言。众问何叹。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也。’众人闻之，乃闭口散。”余谓：诗称唐，犹称宋之斤、鲁之削也，取其极工者而言，非谓宋外无斤、鲁外无削也。[301]
《续诗品·戒偏》曰：
抱杜尊韩，托足权门；苦守陶、韦，贫贱骄人。偏则成魔，分唐界宋。霹雳一声，邹鲁不閧。江海虽大，岂无潇湘？穾夏自幽，亦须庙堂。[302](https://www.daowen.com)
袁枚认为作品优秀与否并不取决于时代，并非古诗皆佳，今诗皆劣。唐、宋在袁枚眼中只是两个时代的名称，并无价值高下的意味。因此，袁枚对宗唐的沈德潜有所不满，其《答沈大宗伯论诗书》曰：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303]
他认为沈德潜提倡宗唐，只是袭唐人面目，不利于真性情的表现。由于沈德潜以宗唐而著称，袁枚这种批评很容易给人造成宗宋的印象。对此，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特意强调道：
足下见仆答沈宗伯书，不甚宗唐，以为大是。蒙辱谠言，欲相与昌宋诗以立教。嘻！子之惑更甚于宗伯，仆安得无言。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304]
施兰垞因《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反对沈德潜宗唐，故来信欲与袁枚共同提倡宋诗。袁枚在信中批评了施兰垞之偏颇，认为优秀作品应关注真情的抒发，不应拘泥于宗唐或宗宋。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对以学问入诗、考据入诗的厉鹗、翁方纲多有批评[305]，他反对诗人追求时尚，只要尽个人之天性，自能作出好诗。
（三）宗宋诗人对唐诗的推崇
乾嘉时期，以宗宋而著称的重要诗家有浙派厉鹗、秀水派钱载和肌理派翁方纲等。尽管他们以宗宋而著称，但对唐诗却多有好评，呈现出鲜明的融合唐宋的倾向。
厉鹗是雍正、乾隆时期浙派的领军人物，朱庭珍《筱园诗话》评道：“浙派自西泠十子倡始，先开其端，至厉太鸿而自成一派……其宗派囿于宋人，唐风败尽。”[306]但通观厉鹗诗论，于唐宋诗并无轩轾。其《赵谷林爱日堂诗集序》称赞其友赵谷林诗歌道：“综论君之诗，大概格高思精，韵沉语炼，昭宣备五色，锵洋叶六义，胚胎于韦、柳、韩、杜、苏、黄诸大家，而能自出新意，不袭故常。”[307]所标举的典范诗家有韦应物、柳宗元、韩愈、杜甫、苏轼、黄庭坚，涵盖唐宋两代。厉鹗特意强调单纯学习唐诗或者宋诗都会流于偏颇，《懒园诗钞序》云：“夫诗之道不可以有所穷也。诸君言为唐诗，工矣；拙者为之，得貌遗神，而唐诗穷。于是能者参之苏、黄、范、陆，时出新意。末流遂澜倒无复绳检，而不为唐诗者又穷。物穷则变，变则通。当繁哇噪聒之会，而得云山《韶濩》之响。”[308]唐宋诗各有其弊，学者应该融会贯通。在《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中，厉鹗提出了他的创作总纲：“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309]所谓“体”，即各种诗歌体裁的体制规范和常规，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所谓“设文之体有常”之“体”；所谓“派”即不同诗人的特殊艺术风貌。厉鹗认为诗人在遵守各种体裁常规的前提下，要善于体现个人的艺术风貌，决不可因袭前人。因此，诗人的学习对象不必限于唐人或宋人，正确的做法是“转益多师”或“博观约取”。可见，厉鹗并没有刻意区分唐宋诗之优劣。
翁方纲是乾嘉时期另一位以宗宋而著称的诗人。在论及唐宋诗特点时，一反严羽以来根深蒂固地把言情说理视为诗文异途之观念，从考据说理的角度赋予宋诗独立的审美价值。其云：
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初唐之高者，如陈射洪、张曲江，皆开启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韦苏州、柳柳州、韩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变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总归盛唐。而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读唐诗之准的。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士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今论者不察，而或以铺写实境者为唐诗，吟咏性灵、掉弄虚机者为宋诗。所以吴孟举之《宋诗钞》，舍其知人论世、阐幽表微之处，略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风花雪月、怀人对景之作，陈陈相因。如是以为读宋贤之诗，宋贤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310]
翁方纲首先肯定司空图、严羽对唐人“境象超诣”特点的推崇。并认为宋诗之长，在于“研理日精，观书日富”“论事日密”，唐宋诗各有所长。翁方纲并没有回避宋诗说理、议论、考据的特点，但强调宋诗之妙在于与政事、学术密切相关之“实处”。可见，翁方纲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美学标准，所谓：“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311]认为宋诗与唐诗一样，皆因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而具有典范价值。
此外，秀水诗人钱载、王又曾、诸锦也都在宗宋的同时肯定唐诗的典范。黄培芳评钱载曰：“钱萚石先生诗，大约不拘唐宋，空所依傍，生面独开。或议其别调，不知仍从小心入扣来，非无故掀翻也。其七律之独到者，体大思精，字字真实沉着，洗尽矜浮之气，非
章绘句之徒专事皮相者所能望见。”[312]毕沅评王又曾曰：“于汉魏六朝及唐宋诸家外，能融会变化自成一家。”[313]徐天秩序诸锦《绛跗阁诗稿》云：“其发之于诗，酝酿百家，牢笼一切。以灵奇渊奥之笔，吐垒块结
之胸。而又能拟议以成其变化，经营以致其匠心。其于古昔诸大家，瓣香必自有在，而终不能测其底蕴。”[314]他们都认可唐诗的经典地位，主张唐宋兼取。
总体而言，乾嘉时期以宗宋而著称的众多诗家虽然接纳宋诗，但并没有独尊宋人，而是踏上了融合唐宋的道路。清初吴之振《宋诗钞序》言：“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315]肯定宋人在精神层面上对唐人的学习，批评明七子句摹字拟的学唐之弊。黄宗羲亦言：“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316]也是从合乎唐诗传统的角度肯定宋诗。乾嘉诗人肯定宋诗，以肯定唐诗为前提，严羽以来贯穿诗坛的唐宋诗优劣之争，以唐宋兼取、转益多师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