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金元诗
金诗总集有元好问《中州集》和康熙《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前者共10卷（后附中州乐府1卷），作者240多人，作品1980多首；后者72卷，作者近720人，作品近4000首。就数量而言，尚为可观。不过，由于金朝建国仅120年，且长期与宋、蒙古交战，诗歌成就并不突出，故王士禛曰：“弇州《卮言》评《中州集》云：‘直于宋而太浅，质于元而少情。’二语最确。牧斋先生推之太过，所未喻也。”[317]认为金诗逊于宋、元，并不赞同钱谦益《列朝诗集序》对金诗的推崇。
乾嘉诗家较少论及金诗流变及总体艺术风貌，唯对元好问颇为关注。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中州集》钱牧斋极为奖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诗品薄弱，又在南宋诸公下也。集中所传，如“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驼我画图间”，好句不过尔尔。王元美谓“直于宋而太浅，质于元而少情”，岂苛论哉？[318]
元裕之七言古诗，气王神行，平芜一望时，常得峰峦高插、涛澜动地之概，又东坡后一能手也。绝句寄托遥深，如出都门、过故宫等篇，何减读庾兰成《哀江南赋》？[319]
沈德潜基于王世贞、王士禛的立场，对金诗持否定态度。不过，沈德潜却认为元好问为苏轼之后成就最著之人，其诗伤时感世，颇有“诗史”意味。《宋金三家诗选·遗山诗选例言》云：“遗山值金主守绪，时蒙古宋师交攻之，君臣淆惑，生死不能自主。七言近体诗，愁惨之音，皆泪痕血点凝结而成，读其诗应哀其志。”又曰：“王新城尚书咏遗山诗有‘落日青山望蔡州’句，缘稿本中多黍离行迈之感，后之诗人，徘徊嘉赏之。”[320]可谓推崇备至。
沈德潜之论堪为乾嘉诗家共识，赵翼《题元遗山集》云：“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321]对元好问诗作所透露的故国之思大加赞赏。黄景仁《诗评》云：“遗山诗学杜兼李，天资才力，为后起之劲。微嫌其成句少多，然不害为盘盘大手笔也。”[322]认为元好问兼综李、杜，堪为“大手笔”。翁方纲则认为元好问学习苏轼，成就堪与陆游并称。其《读元遗山诗四首》其三云：
遗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易言。尔日读坡诗，胸有节制存。元精贯当中，耿耿谁与论。我观窦书品，于褚斥篱藩。萧阮羊薄上，遂拟探本根。未审防浇漓，如何追胚浑。望古俯众流，兴定之初元。令人缅星汉，峻极穷昆仑。傥以质坡翁，孰竟委与原。秦（鼌）［晁］诸君子，恐未参妙门。[323]
翁方纲认为苏门诸君子成就在元好问之下，元氏关注国计民生，人品直追苏轼，其诗不拘成法，集前人之大成，也是承袭苏轼而来。《石洲诗话》也有相似论断：“至于遗山所自处，则似乎在东坡，而东坡又若不足尽之。盖所谓乾坤清气，隐隐自负，居然有集大成之想。”[324]基于元好问的巨大成就，翁方纲把他与南宋陆游相提并论，《又书遗山集后三诗》其二云：“金源南宋分疆后，天放奇葩角两雄。”[325]把两人视为南宋和金代最优秀的诗人。
清初以来，随着对明七子的批评，元诗反被视为宗唐的典范。较早全面梳理元诗流变的是顾嗣立，其《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所录多达300家，《四库提要》评曰：“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矩观矣。”顾嗣立《寒厅诗话》论元诗流变云：(https://www.daowen.com)
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东南倡自赵松雪（孟
），而袁清容（桷）、邓善之（文原）、贡云林（奎）辈从而和之，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而诗学为之一变。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虞集，字伯生，号道园，蜀都人。杨载，字仲宏，浦城人。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揭傒斯，字曼硕，富州人。时称虞、杨、范、揭，又称范、虞、赵、杨、揭，赵谓孟
。）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祖常）、宋（本褧）。[326]
顾氏把元诗分为三个时期，初期有元好问、郝经、刘因，承宋、金余绪；中期有赵孟
、袁桷、邓文原、贡奎，元诗独特风貌渐趋定型；后期有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以唐诗为宗。此论被多数乾嘉诗家所接受。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伯生自评其诗）为最。他如吴渊颖之兀奡，乃易之之流利，萨天锡之秾鲜耀艳，故应并张一军。赵王孙暨金华诸子，声价虽高，未宜方驾。[327]
沈德潜把虞、杨、范、揭视为典范，并指出四人诗风各有特色，只是虞诗典雅精切，艺术技巧更为成熟一些。另外，吴莱、乃贤、萨都剌也享有盛名。至于赵孟
因人品被人所诟病，故历代评价较低。沈氏所论亦为明清习论，翁方纲曰：
当时之论，以虞、杨、范、揭齐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称虞、杨、赵、范、揭。杨廉夫序贡师泰《玩斋集》，又称“延祐、泰定之际，虞、揭、马、宋，下顾大历与元祐，上逾六朝而薄《风》、《雅》。”金华戴叔能序陈学士基《夷白斋集》云：“我朝自天历以来，以文章擅名海内者，并称虞、揭、柳、黄。”（铁崖又序郯九成曰：“虞诗为宗，赵、范、杨、马、陈、揭副之。”此言是矣，而不及袁伯长。）由此观之，可见诸公齐名，元无一定之称。杨、范、揭与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赵子昂亦马伯庸伯仲。黄、柳虽皆著作手，而以诗论之，亦不敌虞。尔时论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328]
除以上诗家外，乾嘉诗家还对杨维桢特别推崇。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铁崖乐府，诋訾者比于妖魅。然廉折棱棱，异于男子而巾帼服者。论宋元诗，不必过于求全也。铁门诸子中，玉笥生亦复可采。过此以往，近乎填词，等之自郐已。[329]
杨维桢乐府造语诡丽夸张，意象谲异奇峭，喜用古乐府体，故时人多认为出于李贺。沈德潜对杨维桢乐府奇谲豪健之风颇为赞赏。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六云：“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330]沈氏对杨维桢的推崇乃是继承王士禛而来。
综上而言，乾嘉诗家很少再重申明七子“宋无诗”这种观念，他们基于各自的诗学理想从不同方面对宋诗加以肯定，自此宋诗成为几乎与唐诗并称的诗学典范，诗学地位得到根本的提升。相对而言，乾嘉诗家对金元诗的评价仅涉及部分著名诗人，缺少总体风貌、流变的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