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诗流变
清代较早比较全面梳理明诗发展脉络的有黄昌衢和朱彝尊。黄昌衢《藜照楼明二十四家诗定序》云：
明诗亦三变……明人一变而乱，再变而离，三变而始复乎正……如青田以下，茶陵而上数公，皆矫然大雅不群，初无可变也。乃李、何作意复古，欲以驾轶前辈，七子承之，生挦活剥，大类西昆……于是公安、竟陵之徒乘其弊坏，立说反之……幸而虞山、娄江、云间、西陵诸公一时继起，立乎叔季，上溯皇初。[332]
黄氏认为明初刘基以上直至李东阳等诗人，堪称典范。之后前后七子机械模拟唐人，诗道走向衰落。公安、竟陵反对七子，却一味趋新，诗道衰落达到极致。直至钱谦益、吴伟业、陈子龙、西泠派，诗道方复归于雅正。朱彝尊也是立足于“变”论述明诗发展，《明诗综》评曹学佺云：
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333]
朱彝尊把明诗发展分为九个阶段：一是明初，代表诗人有刘基、高启、杨基、袁凯等，成就最高；二是“宣德十子”（或为钱谦益《列朝诗集》所言“景泰十子”即刘溥、汤胤绩、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铎、邹亮、蒋忠、王贞庆），诗学初唐；三是成化时期的“三杨”，师法宋人；四是弘、正年间的“前七子”，师法盛唐；五是嘉靖年间的“八才子”李开先、王慎中、唐顺之、陈束、赵时春、熊过、任瀚、吕高，师法初唐；六是皇甫兄弟，师法中唐；七是“后七子”，仍师法盛唐；八是公安派，师法杨万里、陆游；九是竟陵派，倡导“幽深孤峭”。朱彝尊把明初视为明诗的鼎盛时期，然后从新变的立场考察了各期创作，认为明诗一代不如一代，总体予以否定。
乾嘉诗家对明诗总体风貌的认识并不一致，沈德潜出于宗唐的立场，把明七子树立为明诗的典范。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云：
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而二百七十余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别。尝取有明一代诗论之：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然犹存元纪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永乐以还，体崇台阁，骫骫不振。弘、正之间，献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实、昌谷，左右骖靳，古风未坠。余如杨用修之才华，薛君采之雅正，高子业之冲淡，俱称斐然。于鳞、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虽其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识者咎其鲜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后，正声渐远，繁响竞作，公安袁氏，竟陵钟氏、谭氏，比之自郐无讥，盖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矣。[334]
沈德潜首先认为明诗成就高于宋诗，又指出明初刘基、高启等人沿袭元风，尚未达到鼎盛。之后台阁体使明诗陷入低谷，而前后七子方为明诗高峰，前后七子同时的杨慎、薛蕙、高叔嗣成就也十分可观。明代后期，公安、竟陵无足称道。沈德潜论诗以唐人为典范，故对宗唐的七子四大家评价甚高。(https://www.daowen.com)
沈德潜这种定位在当时颇有响应者，朱琰选《明人诗钞》评陈子龙曰：“刘、高开宗于前，西涯接武于继，李、何、王、李振兴于中，黄门撑持于后，此明诗大概也。其间师友渊源及同时卓卓能成家者，随时附见，为之羽翼。读明诗者可以观矣。”[335]标举刘基、高启、李东阳、七子四大家和陈子龙，并把七子四大家视为振兴诗道的典范，师法四大家的陈子龙被视为使诗道不坠之人，也是基于宗唐的诗学立场对明诗流变的考察。
纪昀则立足于各个时期新变的特点考察了各期的创作，《四库提要》评《明诗综》云：
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幺弦侧调，嘈囋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诸家选本，亦遂皆坚持畛域，各尊所闻。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谬。每人皆略叙始末，不横牵他事，巧肆讥弹。里贯之下，各备载诸家评论，而以所作《静志居诗话》分附于后。虽隆、万以后，所收未免稍繁。然世远者篇章易佚，时近者部帙多存。当亦随所见闻，不尽出于标榜。其所评品，亦颇持平。于旧人私憎私爱之谈，往往多所匡正。六七十年以来，谦益之书久已澌灭无遗，而彝尊此编，独为诗家所传诵，亦人心彝秉之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336]
纪昀肯定了朱彝尊《明诗综》对明诗流变的梳理，批评钱谦益《列朝诗集》刻意排斥七子的门户意识。不过，与朱彝尊八变九段说相比，纪昀把明诗发展归纳为“三变”：一是永乐、弘治时期的台阁体，其弊“冗沓肤廓”；二是前后七子提倡复古，但久而流于模拟剽窃；三是万历以后公安、竟陵两派，纤诡幽冷，自此明诗流弊达到极致。在《爱鼎堂遗集序》中，纪昀也有类似论述：“明二百余年，文体亦数变矣。其初，金华一派蔚为大宗。由三杨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夕相沿，群以庸滥肤廓为台阁之体。于是乎北地、信阳出焉，太仓、历下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诘屈聱牙为高古，以抄撮饾饤为博奥。余波四溢，沧浪横流，归太仆龂龂争之弗胜也。公安、竟陵乘间突起，么弦侧调，伪体日增，而汛滥不可收拾矣。”[337]与朱彝尊相比，纪昀也把明初诗家视为明诗的高峰，并认为公安、竟陵一无可取，但他对明诗发展脉络的梳理更加清晰简明，对七子派评价更高。
袁枚提倡性灵，反对门户习气，他对明诗的梳理迥异于他人。《随园诗话》云：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338]
袁枚把明初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视为典范，之后的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虞山派标宗立派，各有所偏。另外，对于饱受攻击的七子和竟陵，袁枚却主张要注意他们的长处。《随园诗话》曰：“钟、谭论诗入魔，李崆峒作诗落套。然其佳句，自不可掩。钟云：‘子侄渐亲知老至，江山无故觉情生。’《慰人下第》云：‘似子何须论富贵，旁人未免重科名。’皆妙。李《游黄曾岭》云：‘搔首黄曾霄汉近，旧题应被紫苔封。’《舟饮》曰：‘贪数岸花杯不记，已冲江雨缆犹牵。’《春暮》云：‘荷因有暑先擎盖，柳为无寒渐脱绵。’俱有风味，不似平时阔落。”[339]立场较朱彝尊、沈德潜更为圆通。
综上而言，明初诗人、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仍是乾嘉诗家关注的焦点。对公安、竟陵均评价较低，各家一致认为他们试图改变七子派模拟剽窃的流弊，但却使诗道偏离了雅正的传统。乾嘉诗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成就最大的是明初高启、刘基等人还是七子派，出于格调的论诗立场，沈德潜对七子派较为推崇。纪昀等继续朱彝尊以来的观念，认为明初诗家能够代表明诗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