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典
在诗文写作中，作者通过引用古代典籍的语句、故事来抒情或说理，就是用典，又称用事，即《文心雕龙·事类》所言“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79]。受“诗言志”传统观念的影响，众多诗论家对诗歌用典并不提倡。如钟嵘《诗品序》云：“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80]皎然《诗式·诗有五格》云：“不用事为第一。”[81]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不必太着题，不必多用事。”[82]直至明清仍有类似论断，谢榛《四溟诗话》云：“用事多则流于议论。”[83]徐增《而庵诗话》云：“诗言志。古人善诗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则词重而体不灵、气不逸，必俗物也。”[84]随着试律取士制度的实行，类似论调几乎绝迹，因为试律诗首重典故。如史贻直《乾坤为天地》：
太极中含蕴，萌芽肇窈冥。一奇还一耦，成象更成形。动静根相互，阴阳户自扃。德原昭健顺，撰已体清宁。阖辟从此始，周流未始停。潜龙占地位，牝马合天经。六子绵生化，三才聚秀灵。珍符归阐握，圣道契千龄。[85]
此诗首句用《易·系辞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二句用扬雄《剧秦美新》“权舆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黄而芽”，三句用《易·系辞传》“阳卦奇，阴卦耦”，四句用《易·系辞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五句用《周子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六句用元稹《书异》“吾闻阴阳户，启闭各有扃”，七句用《易·说卦传》“乾，健也；坤，顺也”，八句用《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九、十句分别用《易·系辞传》“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十一、十二句分别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坤卦》“坤地亨利，牝马之贞”和陆肱《乾坤为天地赋》“乾为奇矣，以三而契彼天经；坤盖偶焉，以六而昭乎地位”，十三句用《易·说卦传》关于父母、六子之论，十四句用《易·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十五句用班固《东都赋》“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十六句用《晋书·礼志》“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权舆，荡近世之流弊，创千龄之英范”，可谓句句用典，无一字无来历，这正是试律诗的典型特征。与试律诗重典风气相应，乾嘉诗人关于用典较前代有三点明显的变化：
首先，乾嘉诗人认为用典具有特殊的表达效果，对诗歌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很少人再像钟嵘、皎然那样完全排斥用典。赵翼《瓯北诗话》云：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吴梅村好用书卷，而引用不当，往往意为词累。初白好议论，而专用白描，则宜短节促调，以遒紧见工；乃古诗动千百言，而无典故驱驾，便似单薄。故梅村诗嫌其使典过繁，翻致腻滞；一遇白描处，即爽心豁目，情余于文。初白诗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觉寒俭；一遇使典处，即清切深稳，词意兼工。此两家诗之不同也。如初白与朱竹垞各咏甘泉汉瓦，两诗相较：竹垞诗光怪陆离，令人不敢逼视；初白诗平易近人，便难争胜。至与竹垞《水碓联句》、《观造竹纸联句》，各搜典故，运用刻划，工力悉敌，莫可轩轾。有书无书之异，了然可见矣。[86]
赵翼认为典故本身包含着特定的内涵，用典可以增加诗歌的意蕴。他还指出查慎行诗歌的缺点在于白描太多，过于平易，故无法与朱彝尊争胜。类似主张也见于乔亿，《剑溪说诗》云：
少陵曰：“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著盐，饮水乃知盐味。’”东坡曰：“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荆公曰：“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愚谓少陵语尤精到，坡语亦佳，荆舒则太拘忌矣。他诗不具论，李、杜二集可睹也。
古人用事即是用意，加以真气行之，健笔举之，故征引虽繁，不为事累。
《诗品》曰：“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愚谓情性有难以直抒者，非假事陈词则不可，顾所用何如耳！[87]
乔亿先历数前代各家关于用典的主张，对钟嵘完全否定用典和王安石严格按照时代用典两种极端主张均予以否定。他认为用典有助于情感的表达，既要做到水中着盐，不露痕迹，又要立足于真实情感的表达。
其次，在用典的最高境界上，前代诗家以不露痕迹为高，乾嘉诗家则崇尚不用生典。传统论及用典，非常重视自然贴切，水中着盐堪称共识。如《文心雕龙·事类》云：“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88]《西清诗话》论述得更加详细：“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作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89](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不露痕迹的用典要求并不完全适合试律诗，因为试律诗以展示才华为目的，而用典恰恰能够显示作者的学养。因此，在试律取士制度下，士子们并不避讳诗歌显示出用典，而是讲究用典是否贴切、内容是否雅正，尤其重视使用四部常见之典。受此影响，乾嘉诗人主张不用生典。袁枚《随园诗话》云：
唐人近体诗，不用生典：称公卿，不过皋、夔、萧、曹；称隐士，不过梅福、君平；叙风景，不过“夕阳”、“芳草”，用字面，不过“月露风云”，一经调度，便日月（斩）［崭］新。犹之易牙治味，不过鸡猪鱼肉；华佗用药，不过青粘漆叶：其胜人处，不求之海外异国也。余《过马嵬吊杨妃》诗曰：“金乌锦袍何处去，只留罗袜与人看。”用《新唐书·李石传》中语，非僻书也，而读者人人问出处。余厌而删之，故此诗不存集中。[90]
李调元《雨村诗话》云：
诗不可用僻事，亦如医家不可用僻药。善医者不得已而用药，必择其品之善、用之良，如参苓、耆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必无不验；善诗者不得已而用事，必择其典之雅、词之丽，如经史、诸子可以共知而无晦者，必无不精。[91]
他们均反对以生典、僻事入诗，很明显，这些生典僻事会造成语义理解的障碍，进而影响读者对作品情感的把握。钱泳曾嘲笑说：“有某孝廉作诗善用僻典，尤通释氏之书，故所作甚多，无一篇晓畅者。一日，示余二诗，余口噤不能读，遂谓人曰：‘记得少时诵李、杜诗，似乎首首明白。’闻者大笑。”[92]乾嘉诗人常常用“生客”来比喻生典，薛雪《一瓢诗话》云：“有意逞博，翻书抽帙，活剥生吞，搜新炫奇。犹夫生客满座，高贵接席，为主人者，虚躬浃洽，有何受用处？”[93]袁枚《续诗品·选材》云：“用一僻典，如请生客。”[94]
另外，对用典的具体技巧，乾嘉诗家相对于前人论述得更加细密。元代杨载《诗法家数》曾总结出用典的基本原则：“陈古讽今，因彼证此，不可著迹，只使影子可也。虽死事亦当活用。”[95]主张典故的使用要联系个人思想情感的表达，不能拘泥于典故的本义，“死事活用”被视为典故使用的基本原则。乾嘉诗家对这一原则的阐发更加具体。张潜《诗法醒言》“用事”云：
先辈云：熟事要生用，生事要熟用，始可与用事。何谓熟事？六经、《史》《汉》所常见之文也。诗人用之如蓄绣储缯，裁剪由我，此之谓熟事生用。何谓生事？凡时行之事、新制之物、异征之景，皆旧日所无，此生事也。若谓此事此物不见于经传，诗人用之则目为杜撰，试问经传未有之前其事其物，生于何代？始自何人？盖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之所在也。诗家用之，譬如生铜矿铁收入洪炉，铸成鼎鼐，遂为一代奇观，此之谓生事熟用也。世人亦必服其出于自然，又谁能窥其衅隙、目为杜撰耶？[96]
张潜主张用典要灵活善变，“熟事生用”是作者对常见之文要根据表达的需要加以剪裁，“生事熟用”是作者要善于表现新事物，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别人可以汲取的典故。
此外，也有诗人联系创作实际对“死事活用”进行了具体说明，如施补华《岘佣说诗》云：“死典活用，古人所贵。少陵《禹庙》诗：‘空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橘柚、龙蛇用禹事，如此点化成即景语，甚妙。”[97]称赞杜诗用典的灵活。
总体而言，基于应试的需要，试律诗对诗法要求更加严密。在这种背景下，乾嘉诗人对赋法、咏物、用典众多诗法进行了更加精细的探讨，诸多论述不免有些琐碎，却是古典诗学创作理论成熟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