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咏史
咏史诗是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诗歌。[98]班固《咏史》是现存最早的咏史诗，之后曹植、王粲、左思等众多诗人也有这类作品。《文选》专列“咏史”类，收录王粲、左思等9人的21首作品，既有以“咏史”为题，也有以“览古”为题，吕向解释“咏史”说：“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99]从这个定义来看，咏史诗是作者阅读史书的感受，表现方式有两种：一是“咏其行事得失”，侧重于客观叙述史实。如班固《咏史》，详细记录了缇萦救父之事；二是“自寄情”，借史讽今，侧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如左思《咏史》，主要是抒发个人在门阀制度下壮志难酬的痛苦。左思《咏史》之后，另一位以咏史而著称的诗人是唐代胡曾，他创作的组诗从咏共工的《不周山》到咏隋炀帝的《汴水》，数量多达150首。与左思《咏史》不同，胡曾侧重表现“行事得失”。历代关于咏史诗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左思、胡曾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模式而展开的。
乾嘉之前，仅有少数诗论家对班固、胡曾所代表的客观叙述史实一派大加赞赏，如辛文房《唐才子传》评胡曾道：“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传诵。”[100]何焯也有类似论断，《义门读书记》云：“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
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101]赞赏胡曾诗歌真实反映史实，并认为这才是咏史的正宗。不过，辛文房、何焯的看法仅属特例，大部分诗论家基于“诗言志”的传统，强调咏史诗虽然记载史实，但应当寄寓作者的思想情感，所以视左思《咏史》为正宗。杨慎《升庵诗话》云：
“漠漠黄沙际碧天，问人云此是居延。停骖一顾犹魂断，苏武争销十九年。”此诗全用杜牧之句。慎少侍先师李文正公，公曰：“近日儿童村学教以胡曾《咏史诗》，入门先坏了声口矣。”慎曰：“如咏苏武一首，亦好。”公曰：“全是偷杜牧之《闻胡笳》诗。”退而阅之，诚然。曾之诗，此外无留良者。[102]
杨慎引李东阳之语，严厉批评胡曾作品。结合《升庵诗话》“李太白论诗”“唐诗主情”等条目，可知杨慎论诗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推崇兴寄深微之作。胡曾作品杂咏史事，意主劝诫，但缺少兴寄，所以李东阳、杨慎认为可取者不多。显而易见，李东阳等人心目中的咏史正宗应是以左思《咏史》为代表的借咏史事而抒己情之作。此后，胡应麟、许学夷、毛先舒、吴乔、王士禛均有类似主张。[103]
与主流观念相近，乾嘉诗家对左思《咏史八首》评价颇高。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后人粘着一事，明白断案，此史论，非诗格也。至胡曾绝句百篇，尤为堕入恶道。[104]
张玉谷《古诗赏析》云：
太冲《咏史》，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也。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含。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各还悬解，乃能脉络贯通。[105](https://www.daowen.com)
在他们看来，左思《咏史》不再专注于历史事件本身，转而强调所咏人物的境遇，增强了主观的抒情色彩。名为“咏史”，实是抒情，与班固《咏史》、曹植《三良诗》、胡曾《咏史》这类重视史实的作品相比，左思《咏史八首》才是正宗，更值得效仿。
不过，也有乾嘉诗人对重视史实一派的咏史诗并非完全排斥。袁枚《随园诗话》云：
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冲之《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之：张景阳之《咏二疏》，卢子谅之《咏蔺生》是也。一、取对仗之巧：义山之“牵牛”对“驻马”，韦庄之“无忌”对“莫愁”是也。[106]
袁枚把咏史分为三类，一是左思《咏史》所代表的借史抒怀，二是张协《咏二疏》所代表的
栝史实，三是李商隐所代表的注重艺术技巧。抛开分类是否得当不谈，仅就分类而言，似乎并无刻意的褒贬。洪亮吉《北江诗话》云：
咏古诗，虽许翻新，然亦须略谙时势，方不贻后人口实。如唐末李昌符《绿珠咏》曰：“谁遣当年堕楼死，无人巧笑破孙家。”意极新颖。然按《晋书》纪传，石崇被杀未久，赵王伦即败，秀亦同诛，不待绿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遣绿珠，绿珠即从命以往，亦徒丧名节耳。诗人作诗，自当成人之美，如“一代红颜为君尽”，何等气色！而昌符顾为此语，吾卜其非端人也。[107]
洪亮吉批评李昌符《绿珠咏》不符合史实，显然他心目中的咏史诗首先应当以史实为基本的出发点。
从袁枚、洪亮吉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乾嘉时期对咏史诗已经不再拘泥于李东阳、杨慎所提倡的重寄托而轻客观描述的观念，这种观念与乾嘉时期咏史诗的创作实践有直接关系。据李鹏统计，乾嘉时期大型咏史组诗有严遂成《明史杂咏》4卷182首，洪亮吉《拟两晋南北史乐府》2卷120首，舒位《春秋咏史乐府》140首、《五代十国读史绝句》30首，谢启昆《树经堂咏史诗》8卷526首，曹振镛《话云轩咏史诗》2卷200首，汤运泰《金源纪事诗》8卷800余首，鲍桂星《觉生咏史诗钞》3卷300首，王廷绍《澹香斋咏史诗》223首，乾隆有《御批通鉴辑览》及咏史《全韵诗》106首，嘉庆有《御制全史诗》64卷。正如李鹏所说：“受制于大型组诗这一形式，作者不可能对所咏的每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或情感，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更多依赖历史知识的储备而不是灵感，也不大可能对组诗中每一首诗进行精益求精的艺术加工，这就必然导致组诗中大多诗歌只能是隐括史事的‘传体咏史诗’。”[108]在这种背景下，袁枚、洪亮吉等诗论家抛弃了把借古抒怀视为咏史诗正宗的传统观念，转而接纳叙述史实类的咏史诗，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