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儿童权益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对儿童这一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在1991年经过人大的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有尊重儿童权利的规定，其内容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倡导的“尊重儿童观点原则”。根据宪法的精神，我国《婚姻法》中也有很多对儿童保护的规定。但是，我国婚姻法中的有些规定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针对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借鉴前述澳大利亚和英国有益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修改、完善立法的建议:
1.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建议我国现行《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凡处理一切与儿童有关的问题，都应当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依据，以有利于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为首要考虑。同时，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操作性问题上，借鉴澳大利亚立法的先进经验，规定法院在认定最大利益时要考虑以下因素:( 1)与父母双方保持关系良好对儿童的好处; ( 2)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忽视或家庭暴力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的需要; ( 3)子女所表达的任何愿望，以及法院认为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的年龄和理解力) ; ( 4)子女与父母双方及其他人员(包括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基本关系; ( 5)父母一方希望与子女及父母另一方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和愿望; ( 6)子女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包括与以下人员分开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父或母，其他子女，或与之共同生活的其他人; ( 7)子女与父母接触的实际困难或花费，以及是否影响维系定期接触的父母子女间的感情; ( 8)父母各自的能力，或其他抚养人的能力，能否满足子女感情和智力上的需要; ( 9)子女的年龄、性别、生活背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及其他法院认为相关的因素; ( 10)父母对子女的态度、责任心; ( 11)涉及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庭暴力; ( 12)适用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禁止家庭暴力的命令; ( 13)法院的判决是否会引起进一步的申请; ( 14)法院应当考虑的相关的其他因素或情况。
2.取消“非婚生子女”的歧视性称谓，统称为“子女”。司法实践中确实需要区分的，用“有婚姻关系的父母所生的子女”和“无婚姻关系的父母所生的子女”来代替。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建议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有婚姻关系的父母所生的子女”的概念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或出生的子女。
3.设立子女代表人制度。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在离婚诉讼中，法官应当依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未成年子女另行设立独立代表人。子女代表人代表子女独立参加离婚诉讼，以实现子女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向离婚父母和法官提出有关子女抚养和监护等问题的建议。当然，如果儿童本人有足够的理解力，法院应当考虑其意见。
4.用“父母责任”代替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概念。将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有关监护权的概念，以“父母责任”代替，强调父母对子女承担的义务。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承担父母责任。父母责任是指法律规定的父母对儿童所具有的全部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所有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
5.规定子女享有对父母或其他人的探视和交往权。探视和交往权，应当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建议在婚姻法中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未成年子女对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有探视和交往的权利，父母应付予以协助。
6.设立专门的儿童抚养代理机构。在我国的税收部门下建立独立的儿童抚养代理机构，由其负责审查、登记离婚夫妻有关子女抚养的协议，评估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并且监督协议的执行。如果儿童抚养人提出协助收取儿童抚养费申请，儿童抚养代理机构应当依法代为收取。并将抚养费转交给儿童抚养人或由儿童抚养人直接领取。立法应当规定，儿童抚养代理机构有权到税务部门查阅儿童父母的纳税记录，以确保子女抚养费数额的确定和按时收取。
参考文献
［1］刘德全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王勇民:《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肖永清:《中国法制史简编》(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李志敏主编:《比较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李双元:《儿童权利的国际法律保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陈苇:《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8］何勤华:《澳大利亚法律发达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https://www.daowen.com)
［9］张俊浩:《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王洪:《婚姻家庭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陈苇:“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问题研究——兼谈我国《婚姻法》相关内容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法学》，1998年第03期。
［12］张诚学:“英国、香港和上海家庭寄养模式比较”，《社会福利》，2003年第10期。
［13］谢京杰:“中英儿童权利保护立法与司法实践之比较研究”，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14］王雪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上)”，《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冬季号。
［15］陈苇，王鹍:“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介”，中国婚姻家庭法学会2005年年会交流论文。
［16］卢琦:“澳大利亚儿童法律特点与借鉴意义”，《环球观察》，2006年第6期。
［17］陈苇，王鹍:“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5月。
［18］谈婷:“澳大利亚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与司法研究”，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19］Patrick Parkinson，Juliet Behrens，Australian Family Law in Context－Commentary and Materials ( Third Edition)，Law book Co.2004.
［20］Lisa White，“Australia Children's Rights: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aws and practice”，The Law Library of Congress，August 2007.
［21］澳大利亚《1975年家庭法》，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 _ act/fla1975114/index.html，2011－2－8.
［22］英国《1989年儿童法》，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89/41/contents，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