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方法

文学人类学离开不开表述的问题，而表述则涉及由“自我”到“类”的过渡。民族志文本是经由研究者建构的表述性结果，民族志文本生产的过程也离不开研究者经验在对田野事项进行再建构时的投射。本书在对女性人类学家的身份与文本表述之间关系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也需要多重的视野，来展现在民族志知识生产过程各环节中主体如何凭借性别化的经验进行意义的阐释。

本书在讨论女性视角的观点在民族志文本生产过程各环节中的影响途径时，并非将某一类女性经验作为可以代表全体的“主体”，而是将女性经验视为在社会结构中产生互动的、开放的、多元的个体行为。女性研究者也不能定义自己的主体性经验，这些呈现在研究环节中的经验是自我意识的转化，个体身份也随着时间与空间的限定发生转换。因此，在检验民族志文本中女性研究者经验时需要用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呈现出女性研究者在研究环节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及写作风格背后的经验投射。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舒茨将日常生活作为最高实在，包含着各种社会符号，呈现一种个体对社会互为主体性的分析。而女性经验在田野调查、分析材料以及文本撰写过程中最大的特点是将自我放置多元的维度之间，在不同的田野场所、面对性别差异的群体或同一身份认同的群体，都呈现多样的经验现象。而现象学方法提供了描述和理解多样性的工具。舒茨提出的“互为主体性”将陌生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解与描述以及互惠原则联系在一起。而女性学者在民族志研究过程中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需要“理解”还需要通过“感受”。传统知识论往往建立在主体经验（情感、感觉、处理事情的行为策略等）的等级制度上，而非把客体经验加入考量，并且通常是被设想为男性性别的主体。现象学理论虽然也并未区分知识主体的性别，但却可以被女性所使用来批评在实践中研究者主体同研究对象经验相互影响的方式。研究者的反思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经由研究者的工作形成新的知识。虽然女性研究者同男性研究者都处于同研究对象间“我们的关系”之中，但男性定义的他者是从男性主体视角解读的范畴，而女性视角理解的他者会因为性别的影响而有了性别化经验意义。

本书需要采取叙事学研究方法来解读女性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文本写作中的叙事形式。通过分析文本中女性人类学家所倾向采用的叙事技巧，来帮助实现更准确地对文本表达的话语主旨的分析。在民族志文本也包括故事和话语两个不同的层次。故事层指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所得的事实，而话语则是包含了表达这些故事的写作技巧以及背后指涉的哲学思考和表征等方面。女性人类学家的叙事形式并非专为女性所专有，在这里只是希望借助讨论叙事技巧中性别化的差异来检视女性学者使用特定的技巧来表述田野资料的原因。采用不同的人称目的在于呈现多重的声音。这里的多重“声音”不只限于女性的，是广义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而且具有叙事学所包括的讲述者、研究主体等不同位置的叙述声音的含义。从对人称使用区分的探讨，来考察女性学者在选择特定叙述声音时所要表达的特定时期内社会、政治原因。女性学者同男性学者书写的文本存在结构的差异，体现出一种从独白主导性权威到对话权威让渡的关系。女性学者一方面要抗拒男性学者创作的民族志文本中常将研究者同女性研究对象对立的现象，另一方面要通过叙述技巧来传达所要表述的女性意识。在女性研究者创作的文本中常见到复数的多重主体，因而女性学者无论在使用作者型全知的权威表述方式，或个人化的表述方式时都体现了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的描述。传统经典民族志中则常以作者权威来代替“我们的关系”。所以，从叙事学方法来分析女性民族志文本写作技巧，可以看出这一创新性的形式提供给人类学深入解读社会文化事项一种新的方法。同时，又因为民族志研究所需要考量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而弥补了叙事学方法缺乏历史语境分析的弊端，从而更好地理解性别的不同对民族志故事叙述形式的意义。这也是女性人类学家被批评为文学式的写作风格对于民族志文本生产的影响之一。

同时，本书也需要借用哲学的思考来分析和使用经验。这里不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诸如主体—客体、自我—对象等概念来思考人类学实践中的经验属类，而是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描述经验的内涵。经验概念因而包括了丰富的含义，是处于文化、政治、惯习、意义等关联之中的综合体。研究者经验不只是限于研究者主体的个人情感与感觉中，而应当与外部世界进行积极而敏锐的交流，在交流到一定程度时呈现出一种在自我主体与客体组成的整体性世界中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主体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自身经验被研究对象的经验消解，经过田野过程的人类学者，自身会受到当地主位文化的影响，而其之前的经历与客观的理性训练也同时产生作用。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在了解程度上有“经验相远”与“经验相近”的差异。对当事人文化全面描述的关键是二者的并置。所以研究主体经验可以既在自身又在自身之外，研究过程本身已经成为研究者自身经验投射和形成的一部分，在自我之外发现自我。经验不分远近，而是在研究者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距离。因此，女性研究者经验是从性别化的自我与性别化的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的，并非单纯只是从女性自我主体展开的纯粹心理或意识上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