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衣锦还乡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父亲衣锦还乡

不知不觉我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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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右三)和八姑妈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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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姑父唐星甫

终于有一天,一个当兵的送来一封信,这才知道我父亲在云阳县里当了团练局长,派人来接我进县城去读书。父亲还给祖母带了一百个银圆,说是这些年辛苦她老人家了,请她自己去买些吃穿和零用,等到稍微有了空闲,就会回来看望……走了这么多年的林家幺儿终于有了音信,而且还在云阳城里当了官!邻居和亲朋好友很快都知道了,纷纷前来贺喜,林家的族人们更是得意,全家人都欣喜若狂。自从祖父去世,我们的家境更见衰落了,整个林家在亲朋故旧面前,都有些抬不起头。这下子好了,又有人当官了,而且当的还是云阳县里掌管兵权的官,除了县大老爷之外,算得上是二把手,那些土匪和不法之徒都得畏惧。祖母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跪在祖宗的牌位前只是磕头,口里喃喃地说:托祖上的福,我早就知道我的幺儿会有出息的,这不是应验了吗?他的爹爹和媳妇就是在阴曹地府,也会高兴的。

祖母忙着要给我再做件新衣服,无奈县上来的兵催得急,只得把过年的新衣服将就给我穿上,嘱咐我一些要听话要努力读书之类的话,和家里的人一起把我送上了船。

团练局在县城西门上的一个旧城隍庙里,走进门迎面是一个大坝子,穿过坝子是十几级台阶,我一眼看见了父亲。他站在那石阶的中间,穿一套新的灰布军服,胸前斜挂着一根皮带,腰间还插着一支手枪,后来我才听说那根斜挂的皮带只有当官的才配挂。我跑过去喊了一声爸爸,他笑着把我抱起来,问我想不想他。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抱我,很亲热。

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真正开始认识我的父亲,只觉得他与祖母给我说的那个父亲完全不同。在家人和世人眼里,父亲一直都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可是此次回来却完全变了,不但变得威武英俊,有胆有识,还变得有些“不可理喻”,惹起了诸多非议。

和父亲先后回来的,还有那个与他一起出走的小表弟陈佑平。后来才知道,他们俩出走后便分道扬镳——父亲去当了兵,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进了杨森在万县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十三岁的陈佑平则去了万县读中学,后来听说黄埔军校在武汉办了分校,就和同学赶去报名,不料报名的时间已经过了,有人说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嘛,反正也是邓演达他们办的。于是陈佑平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读了一期,三个月。这样一来,父亲的老师有朱德和陈毅,可是小表弟陈佑平的老师则是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居然比他高了一筹。现在父亲回来做了团练局长,表弟陈佑平也回来,做了父亲的参议,只管出主意。两个人怀抱着救民于水火的伟大理想,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来,闹得风雨满城。

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看到的,至今印象很深。那天大门外敲锣打鼓的,鞭炮声、唢呐声响成一片,闹哄哄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跑出去一看,只见两面大黄旗迎风招展,后面跟着四个抬盒,打头的抬盒里是一只刮得白生生的大肥猪,后面的都是些衣料、红包之类,我猜想那红包里面肯定是银圆。锣鼓声一停,就走出一个人来,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蓄着八字胡,头上戴了顶红顶子的瓜皮帽,身上穿了一件雪青缎子的长衫,外套一件青花缎子的马褂,手拄着根龙头拐杖,像是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摇摇摆摆地走到卫兵面前说:“请你们的林团长出来,就说是薛团总前来拜会,送政德旗来了。”(https://www.daowen.com)

父亲听了卫兵的报告,只是冷笑,叫传令兵出去让那个薛团总稍等,接着叫了一个姓余的排长带上五六个兵,操着两根扁担出去,将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吆喝开去,把那个薛团总按在地上就打屁股,打得他哎呀连天地直是喊叫,到最后连喊都喊不出来了,只是躺在地上直哼哼,余排长这才住了手。这个时候,老百姓都在一边看热闹,瞎起哄,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说情,最后那些送礼来的人看样子不好,连忙把这个什么薛团总抬上了送礼的抬盒,飞快地跑了。

霎时间各种各样的议论满城飞。老百姓买来了许多的鞭炮,在团练局的门口放得热火朝天,都说是林局长打得好,打了这个云阳县里的大祸害,看他还敢不敢私设监狱,霸占民田;看他还敢不敢强奸民女,杀人灭口,贩卖鸦片……可是那些士绅们却说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来给你新上任的官员捧场送政德旗,你不欢迎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打人?连县党部的官员也直摇头,说你就是真的要处罚土豪劣绅也要有个手续嘛,怎么能说打就打呢?还有规矩没有了?

父亲听了这些话,也不辩解,只是对他手下的人说:“我一来上任就接到南岸父老联名告他的状纸,说他手上欠了六条人命,我正要拿他开刀,给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些看看呢,他居然还敢来给我送什么政德旗!他真的以为天下所有的官都只认钱?打他一顿不过煞煞他的威风,他的罪行还多着呢。”

当然他们面对的还不只是这样的劣绅。

其时四川军阀混战,割据一方,今天你来了赶走我,明天我来了赶走你,换个大王刮一层地皮,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抬不起头来,加上连年天干,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于是许多人铤而走险,当了土匪,一路烧杀抢掠。云阳又是个富饶之地,往往成为那些大股土匪袭击的目标,父亲在这个时候当上团练局长,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自己也不敢怠慢,很少在县城办公,总是奔波于各个乡镇之间,组织民团,防御土匪,做了好几件深得民心的事情,至今还在当地流传。

一次有个叫郑林康的土匪,带了一百多个土匪从毗邻的巫山、奉节窜至云阳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父亲带着团丁和驻军一起前往清剿,最后捉住了这个郑林康,当下砍头示众,他的手下的喽啰有的被招安,有的则如鸟兽散了。老百姓敲锣打鼓,给父亲送来了“安民除害”的政德旗,还抬来几头大肥猪。这回父亲收下了,还摆了大宴,说是要“与民同乐”,那天真的吃了个一醉方休。

又有一个叫熊铁脚板的匪首,时常带着一千多喽啰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的交界处盘旋,一次窜到了四川境内,积聚在云阳县的南岸,扬言要攻下云阳城,大抢一个月。城里人都知道父亲的团练局内才一百多士兵,怎么能抵挡那一千多亡命之徒?于是谣言四起,有钱人纷纷转移财物,疏散老小,想要弃城而逃,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眼看城未被攻破,人心先已经乱了,实为守城之大忌。父亲连忙找来各界人士商量,最后决定由商会出面,抬了十头肥猪,几十挑大米,上千斤细盐和鸡鸭禽蛋,还有几千块银圆,浩浩荡荡开出城门,给对岸的熊铁脚板送去;父亲自己则带着团练局的兵在县城的制高点五峰山上的树林中演习,枪声炮声喊杀声此起彼伏。那熊铁脚板一见城中父老以礼相待,更闻山上杀声震天,知道城内有武装准备,不敢贸然行事,只得收了礼物,然后向湖南方向撤退。

父亲声名大震,到处一片赞扬之声,各界人士皆刮目相看。可是他毕竟生活在乱世之中,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一次他接到报案,说是一个自称是梁山“双桂堂”的和尚来到了云阳,以化缘为名,多次强奸妇女。父亲正要前去捉拿,却被上面专程赶来的执法官拦住,说这“双桂堂”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庙,里面僧侣众多,又与许多大人物有干系,若是杀了这个和尚,恐怕会招来大麻烦。父亲无奈,只得眼看着这个作恶多端的和尚逃之夭夭。后来才知道,那和尚听说犯在了林团长的手中,知道大难临头,于是托人给那执法官送了好多“包袱”,果然免了杀身之祸。

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父亲就由一个老实腼腆的年轻人变成了敢说敢当的团练局长,这其中的过程,后来我从与父亲关系最好的八姑口里知道了个大概。父亲当年出走之后,到了长江边上的重镇万县,投奔到驻军杨森手下,在一个名叫白道诚的师长手下做文书,白师长见他的文笔不错,又升为副官,后来又到旅长雷中厚部下当了参谋。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中国的大党联合起来,要打倒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结束整个国家混战的局面。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在广州办起了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成了中国的“西点军校”。后来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军阀杨森也在万县办起了自己的军事政治学校,先后请来共产党著名的军事家朱德和陈毅做军代表,打算办成四川的“黄埔”。和广州的“黄埔”一样,这个学校里也有好多的共产党员做教官,讲的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鼓励学员为铲除邪恶、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而奋斗,在这样的理想鼓舞下,学校里的年轻人胸怀大志,朝气勃勃。雷中厚旅长和朱德的关系很好,又很看重父亲,就把他送到了这所学校去学习。刚刚从云安场走出来的父亲,正值热血少年,见到了这样一片广阔天地,便全身心地投入,成了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发誓要做一个打倒军阀恶霸,扫除世间不平的革命军人。他训练刻苦,学习努力,为人也忠厚诚恳,还常常挺身而出,很有些侠义心肠,加上雷旅长的推荐,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云阳县当团练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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