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

正当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忽然风云突变：“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趁机在大后方对我党及一切进步组织进行镇压，当局很自然就把目标集中在父亲和我身上。

这虽然是因为两个对立阵营斗争的必然结果，但从我们自身检查起来，也有一些不妥之处，授予对方把柄。

县长杜鳌，同时兼着国民兵团的团长，是父亲的直接上司，还担任过军队的少将旅长，不但生性狡猾，而且贪得无厌，以前常在兵团内部做些假账，贪污公款。父亲来了，一是一二是二，姓杜的贪污不成，心头不满，就派人来查兵团的收支账目，反说父亲贪污，实际上是给他“提个醒”。父亲生性耿直，为人正派，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等事情，尽管老王争取了蹇幼樵和一些人来做了些缓和的工作，可是互相之间已经有了芥蒂。父亲是从旧式家庭中冲闯出来的新派人物，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喜欢标新立异，他刚到江油时，居然又把在忠县被诗伯批评过的训练民兵那套方法搬来，学习八路军，让部下带着草蒲团，挂着小木板到野外去讲课。虽然我来之后劝他停止了，但是此举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父亲后来还在中坝举办过“茶房训练班”，发动江油城里的建筑工人反对国民党控制的工头贪污工人工资，闹起了工潮。老王将其中领头的冯壁和卢玉廷吸收入党，还设法选进县工会……这些事情都引起了特务的怀疑。

父亲还有个要命的弱点，就是不会当官，虽然组织上一再叮嘱他：当官要像个官的样子，不要“闹特殊”，可是他就是改不过来。他对上不会阿谀奉承，对下不会滥用权力，人家当官总爱吃酒、打牌、嫖娼、抽大烟，可是他喜欢的是打乒乓球、打网球、看书、打猎。人家当个芝麻大的官也要玩派头，他管了四个县的地方武装，却穿着士兵的布军装，亲自带着民兵到大街上去跑步，一边跑一边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人家当官欺侮老百姓，他却组织士兵去江油街上扫大街、运垃圾，引得城里居民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都说林团长这样的好官，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像我们这里那些只晓得盘剥老百姓的狗官……这些事情让多少人听了心里不舒服。

父亲对待老王的态度，更叫人啼笑皆非。老王是服侍他的勤务兵，一切都按着勤务兵的职责行事，可是父亲却总在心底把他当成自己的领导。吃饭时老王站在桌边替他添饭，他连忙说我自己来自己来，甚至把饭碗拿给我也不给老王；每天起床后，老王去替他叠被子、打扫房间，他也会抢着说我自己来自己来……此时要是旁边有客人，老王只好把眼睛一瞪，示意他不要这样；要是旁边没有人在，老王就根本不理会，照例干他的活。父亲是个“老小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没老没小，我们俩一起打乒乓球，他被我长抽短调围着桌子到处跑，乐得我直嚷嚷：打你个猴儿跑四方！最后自然是他输了，我就罚他像跳高一样跳桌子角，要不然就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老王说我们不像是两父子，倒像是两兄弟，至今称我们是“大林和小林”，当时也会因为叫顺了嘴，在公开场合冲口而出。一个小小的勤务兵这样称呼一个上校团长，在等级森严的旧军队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周围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都认为老王与父亲有特殊的关系，只不过弄不清楚其中的奥妙，周团副就经常对人说：“林团长对他的勤务兵太好了，真不愧是体恤下情啊。”不过老王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团部待久了，时不时也忍不住要露点“马脚”，有时会在晚上情不自禁地哼起当时被视为进步歌曲的《夜半歌声》来。(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这个林团长，看上去人很老实，却和地方上的上层人物走的不是一条道。说他是共产党吧，没有证据，也不像，不过说他是个“左倾嫌疑分子”肯定没问题。这样的人，有个风吹草动，说不定就要出乱子，还是请他远走高飞的好。其中那个杜县长，与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深，趁着此时局势紧张，就到省城去告了状，回到江油后不久，父亲就被莫明其妙撤职了。因为没有罪名，也不查办，父亲也就在1941年的下年，一走了事。

本来我们在江油的两所学校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成绩好，校园生活搞得生动活泼，社会影响也不错，校方满意，学生、家长满意，各校争着聘请，继续教下去，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由于反共高潮不断深入，加上父亲被撤职，我们也就成了主要的怀疑对象。形势变得更加险恶，从内部得来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准备对我下手。这个时候我和学校的“三青团”陶老师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于是就到他家里躲避风头，住了好几天，然后离开了我战斗过两年的江油。

我离开后不久，黄友凡去了遂宁，刘思安不久也跟我去了绵阳。给诗伯写的信，久久没有回音，紧接着北川森林事务所党组织遭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怀疑，刚刚在北川建立起来的农场，自然也办不成了，二伯父他们只得撤退，一个原本很好的计划，就此夭折。因为局势紧张，也因为张佑发当时没有危险，能够在这个生活有保障的岗位上继续隐蔽下去，撤退的时候没有通知他，以后就断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张佑发因为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这段历史无人证明，吃了很多苦，直到1985年绵阳召开党史座谈会，我们才见了面，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在江油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初来的时候，这里没有一个党员，而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了二十多名党员。作为当时中共江油特支的负责人，我使得这个地区党建工作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