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共策，让医患携手更亲近

医患共策，让医患携手更亲近

医患共策即医患共同决策，是指医生与患者共同参与，双方对各种治疗方法的各种结局进行充分讨论，最后得出相互都能够接受、适合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过程。自从1980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呼吁鼓励患者参与决策以来，医患共策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

学术界的共识是，在当前医方主导临床决策的事实面前，推行医患共策有利于临床诊疗决策的完善和个体化，有利于拉近医患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提升患者的依从性和自我健康管理等。随着医学的人文性愈来愈受到医患双方的重视，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文化模式——医患共策模式，也越来越受到当今社会的关注。

医患双方因为所处的地位、对医学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很容易公开暴露，表现为医患之间的摩擦、对立甚至对抗，严重影响了医患和谐。

20世纪后期，市场经济引入医疗领域，确实弥补和缓解了国家医疗投入不足的问题，增加了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收入，但同时也因医疗的物质化和医生的趋利倾向而加深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在当前盛行的生物医学模式面前，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是以解除患者病痛的角色出现的，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相反，患者因为有病要治而有求于医生，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医生关注的是疾病，是医技检查结果，是各种数据和图像，很少注意到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患者则更多地从社会角度去认知疾病，会想到自己的工作所受的影响，想到家里老人的赡养和子女的抚养等问题。

虽然医生的期望和患者的期望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即医生希望自己的诊治获得成功，而患者也希望医生诊治成功而减轻或消除自己的病痛。但即便如此，医患之间还是有着不同之处：有些医生会过分热衷于追求新技术、新疗法，而无视给患者增加的痛苦与费用，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同时，患者常常会怀疑医生的诊疗措施，于是就睁大了自己警惕的眼睛，随时准备反击。

在医生主导决策的情况下，医患关系不和谐甚至对立就不足为怪了。于是，为解决医患矛盾，近年来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决策模式——患者知情决策。知情决策是医生将患者的诊疗方案和存在的多种选择告诉患者，让患者自主选择其中一种方案。这又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疾病而占弱势地位的患者一跃成为选择的决定方，看似尊重了患者的权利，实则往往因患者缺乏专业知识而根本不可能选择最优方案。

那么，在中国当前的医疗环境下，谈医患共策究竟意义何在呢？(https://www.daowen.com)

在我之前出版的几本医学人文书里，曾花过很大的篇幅讨论医学人文在医患沟通、医德构建和医患双方对待疾病的态度等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实施的必要性。确实，这是医学人文最重要之处，是医学的初心。但是，医学人文的内涵绝对不仅仅是这些，它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内涵，那就是在技术层面与患者深度地、交心地、人文地沟通——医患共策！

医患共策其实是跳出了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遵循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由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提出来了，他在《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一文中，批评了现代医学即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提出这个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恩格尔说：“生物医学模式关注导致疾病的生物化学因素而忽视社会、心理的维度，是一个简化的、近似的观点。为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考虑到患者、患者生活在其中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即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对生物医学模式的一次重大超越，使临床医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自然的人，还有人的心理状态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个模式将患者从“病”又拉回到了“人”上来，符合“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

医患共策，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超越生物医学模式，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面对患者，尊重患者，敬畏生命，不是从细胞、组织、器官的层面去看病，而是从“全人”的层面去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以达到医患双方共同的理想目标——战胜疾病以及消除疾病带给我们的痛苦与绝望！

显然，医患共策让医生俯下身子倾听患者讲述疾病的故事，医生在产生心灵共鸣的同时走进患者的内心深处，为弥合医患分歧提供了较为切实可行的途径。

医患是同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只有医患携手，共同决策，才能达到最终目标——战胜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