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免疫

中国古代早已认识到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机体的防御能力即免疫力，具有密切的关系。中医学中“免疫”一词，最早见于明代李氏著的《免疫类方》：“疫，疫疠之鬼，民皆疾也。”但是，有关免疫的论述却在先秦文献中屡见记载，中医学有关免疫的思想与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对传染病已有论述，《素问·遗篇刺法论》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这显然是指急性传染性很强的一类疾病。中医学认为“免疫”是“免除瘟疫”之意，指对传染病的再次感染具有抵抗力，这与近代医学开始对免疫学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https://www.daowen.com)

汉代名医张仲景是治疗传染病的先驱，也是免疫学思想的实践者。东汉建安纪年，南阳流行大疫，张仲景家族200余人死于传染病者有2／3，张仲景把此类传染病归于伤寒病一类，以“扶正祛邪”为总则，用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法，开创了麻桂之汗法、承气之下法、柴胡之和法、白虎之清法、四逆之温法、炙甘草汤之补法、桃仁承气汤之消法、瓜蒂散之吐法等，调整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进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华佗夹脊穴”，是华佗用于治病的一种医术，最早见于晋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近代对“华佗夹脊穴”的研究表明，这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可以调整机体免疫功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抑制炎症反应，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提高自身保护的能力。

晋代医家葛洪着重研究了传染病，尤其对结核、天花、狂犬病、黄疸病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记载。《肘后备急方》曰：“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虏疮”，即天花，这是世界上详细记载天花的最早的文献，比阿拉伯医学家苗撒斯认识天花要早500多年。葛洪还对江南当时流行的“射工毒虫”引起的疾病进行记载，曰：“江南有射工毒虫……若得此病毒，仍以为屑，渐服之。夏月在水中者，则不可用。”这种用于预防疾病发生的方法与后世疫苗的应用十分相似。对于狂犬病，《肘后备急方》曰：“凡犬咬人，七日一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耳。”葛氏记载了用狂犬脑髓干粉涂敷于被咬伤者伤口来防治狂犬病的发作，文曰：“疗剔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通过人工获得性主动免疫来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方法蕴含着当今的免疫思想，直到19世纪，法国科学家Louis Pasteur证明，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明确提出传染病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这种“乖戾之气”是传染病流行的原因。《诸病源候论》中记载：“漆有毒，人有察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喜而痒，然后胸臂脞腨悉瘙痒……其有重者，遍身作疮……亦有性自耐者，终日浇煮，竟不为害也。”记载了漆过敏现象及抗过敏有个体差异，并指出这种过敏反应对机体不但无保护作用，反而是有害的，甚至导致死亡。这就是后来20世纪初西方发现的过敏现象，即变态反应，而对这种过敏现象，早在公元7世纪，巢氏就已经描述和记载了，比西方要早十几个世纪。

宋朝真宗时代，天花盛行，峨眉山人为丞相王旦的儿子王素接种人痘成功，其后各相授受，以湖广人为最，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人痘接种法成功的首例。明代时期，种痘法已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在明代万全《痘疹心法》书中有“终身只作一发，后有其气不复传染焉”的记载，可见古代医家已意识到患天花后可获得终身免疫力。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了用水牛虱预防天花的方法。1721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从土耳其将此法传至英国，在英国进行人体实验把接种人痘者移居到天花流行区，结果证明接种者均获得了免疫力，此后，人痘法在英国很快得到了发展，无疑为后来英国科学家Edward Jenner牛痘疫苗的发明和法国科学家Louis Pasteur减毒疫苗的发明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尽管“免疫”一词的出现比西方要晚，其含义也与现代免疫概念不尽相同。但是，早在中国汉代，民间医生就已经研究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并总结出许多实用的预防和诊治传染病的方法。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古代医药学对人类免疫学发展的重要贡献。现今免疫学已成为重要的医学基础学科之一，免疫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已经对中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医药免疫治疗方法在艾滋病、恶性肿瘤、遗传性疾病、血液病等疾病的防治方面取得令人惊喜的效果，可以相信，传统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上与现代免疫学的有机结合，一定能为世界医学的新发展作出重大的有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