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统引导非洲走向政治解放的具体策略、机构和成就
(一) 策略与方法
非统所采取的非殖民化和反对种族主义政策受到当时环境的严重影响。在非殖民化的探索中，非洲国家的弱小限制了非统有效措施的采取。由此，非统经过一番艰苦地探索，采纳了以下3个措施： 道义上劝告、外交上声援、经济上制裁和军事斗争，支持和领导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1. 道义上劝说
在建立之初，非统把道义上劝说作为争取非洲解放的中心策略，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非洲国家军事弱小，缺乏行之有效的行政机制和经济基础来对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起初，恩克鲁玛为解放未独立国家而建立泛非军事指挥部的建议，就遭到温和非洲国家断然拒绝)，以及最主要的是绝大多数保守和温和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心存幻想。凭自己的经验，它们认为，如果像英国那样的大国能被说服给予它的殖民地独立地位，那么像葡萄牙那样弱小和贫穷的国家当然不需更多的劝说。通过劝说、谈判和逐渐从殖民宗主国移交政治权利等综合措施，到1963年大多数前英国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独立运动领导人于是就认为这些策略也适用非洲大陆余下未解放地区，相信通过联合国施加道义压力和通过对话就能加快非殖民化步伐。
除此政治偏好，许多保守的领导人借诉诸武力以及殖民主义对非洲有益的观点构成了非统理论原理。例如，在非洲有相当影响力的尼日利亚前总理塔法瓦·巴勒瓦在宣告尼独立时竟说：“我们很感激英国……我们知道它第一作为我们的主人，然后作为领导，并且最后作为伙伴，但是一直作为朋友……我们感激它带来银行业、商业的现代方式和新工业。”作为“蒙罗维亚集团”前领导人和在非统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利比里亚前总统杜伯曼也认为，英国对利比里亚长时间家长式的统治的确对利比里亚作出了可触及的长期的经济贡献。[51]
2. 制裁(政治、经济)
国际组织通常考虑并时常运用制裁以达到所期待目的。非统也不例外，同样地努力使用制裁以迫使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国家发生它所期望的变化。非统之前的国家间组织，例如，“全非洲人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就已经号召立即实施集体和单独的政治和经济制裁来反对南非联邦政府。非洲领导人期望通过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经济、外交孤立迫使它们非殖民化和给予所有民族平等。
3. 武装斗争
早在1960年，特别是在激进阵营的个别国家，就已经开始非道义上劝告的策略。例如，阿尔及利亚进行持续不断的解放战争，并且于1962年7月5日最终赢得了独立。然而，在成立之初，由于非洲国家信赖和平非殖民化的手段，非统并没有强调把武装斗争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1963年，非统仅是间接地提到武装斗争，积极地号召所有成员国向解放运动提供物资援助。如此低水平地动员其成员国的军事资源，很显然地说明了非统没有打算从事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直接武装斗争。更确切地说，非统将依赖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自由战士去应对军事对抗，如民兵斗争。不管怎样，非统毕竟设立了“非洲解放委员会”，其目的是协调对解放运动的援助。在武装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中，非统的作用部分是通过解放委员会发挥的。
(二) 机构与措施
1. 非洲解放委员会
“通过非洲解放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在殖民化的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52]为了加快非洲的民族解放，1963年，非统建立了“非洲解放运动协调委员会”(简称“解放委员会”或“九国委员会”)，总部设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由坦桑尼亚人任主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53]“解放委员会”机构组成分4个部分： 信息、管理和整体政策常设委员会，经济常设委员会，国防常设委员会和执行秘书处。其中，执行秘书处是解放委员会的中心机构。有4个地区分处： 卢萨卡(1971年)、科纳克里(1974年)、马普托(1977年)和罗安达(1978年)。[54]“解放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通常是有关经济和物资援助事宜，第二次会议是讨论策略和回顾不同的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就和不足。其成员由最初的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等9国，1965年增加到11国，1980年增加到21国，最后达到23国。1995年8月15日，“解放委员会”被正式宣布解散，标志着非统终于完成了“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历史使命。
“解放委员会”有自己独立的预算，其被援助基金也在不断增加。被委员会掌管的特别基金开始于1963年，并在自愿的基础上由非统成员国捐献。一年后，1964年的非统开罗首脑会议决定在联合国成员费用的基础上征收固定的费用。1972年，第九届非统首脑会议还决定把解放委员会管理的特别援助基金增加50%，强调要大力加强对葡属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等武装斗争的援助。1973年1月，阿克拉第二十一次“解放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争取非洲解放新战略的阿克拉宣言》，要求各国向解放运动提供更多的物资、财政援助，向解放运动的干部提供训练设施，并决心使非统第二个10年成为武装斗争争取决定性胜利的10年。
“解放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计划和协调非洲独立国家对非洲未独立地区解放斗争的援助；负责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所有形式的帮助，尤其是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帮助。[55]具体表现：
其一，对解放运动给予正式承认。这种认同对于解放运动有三大好处，既使它们斗争合法化，有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非统机构，也得到国际承认并得到更多的援助。然而，这种承认通常是十分严格的： 如果这个解放运动组织被觉察到其在进行解放斗争中进行分裂活动或者斗争毫无成效，那么解放委员会就会收回对它的承认。1963年，解放委员会给予霍尔敦·罗伯托领导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独有的承认。然而，在1964年这个承认被收回，原因是那时存在一个更有效的群众运动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得到委员会不同程度承认和支持的解放组织主要有：“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GC)、“安人运”“安解阵”“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科摩罗民族解放运动”(MOLINACO)、“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委员会”(CLSTP)、“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PAC)和“吉布提解放运动”(MLD)等。[56]
“解放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如何处理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出现几个类似的解放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通常会派遣实况考察团以确定哪个解放运动组织得到委员会的最大支持，以及哪个解放运动组织的民兵游击战最积极活跃。
其二，担当竞争的解放运动组织间调解人。委员会在调解和承认解放运动组织时经历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在处理安哥拉和罗得西亚问题上。委员会要求相互竞争的解放运动组织在统一战线下联合起来。1966年，委员会决定给予以下组织优先支持： 进行反对殖民国家斗争的组织，已建立统一行动阵线并在某时其斗争已取得效果或其胜利已对邻国的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的组织。
其三，努力协调对解放运动的援助。例如，把非统解放基金拨发给解放运动组织。然而，不是所有的基金都是通过委员会转交解放运动组织的。因为提供大量援助解放运动基金的非洲外部来源愿意直接把资金交给解放运动组织。同样地，有一些非洲国家，尽管是非统或“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国，但愿意与被它们认为卓有成效的或同它们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的解放组织保持双边关系。
此外，捐献者愿意和解放运动组织直接接触，并且期望得到取得解放斗争胜利后的解放运动组织对自己的支持。例如，安哥拉是最好的例子，扎伊尔〔今刚果(金)〕总统蒙博托支持“安解阵”，大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能够取得对在“安解阵”统治下的安哥拉内部事务的巨大影响力。同样地，赞比亚支持“安盟”胜过“安人运”，主要关心的是本格拉铁路的命运，它是攸关赞比亚生命的出口通道，赞比亚的铜矿砂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完全依靠这条铁路线。“安盟”核心组成者奥万博族人实际控制着该铁路通过的地区。
其四，协调各国和所有殖民地的解放斗争。在殖民地人民的沉重打击下，1974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垮台对委员会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委员会的设想在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权力交接谈判中起到重要外交作用。在几内亚比绍独立之前，在其事实调查团报告的基础上，委员会拟订了一个经济援助几内亚比绍的计划。1974年，委员会时任主席喀麦隆外长文森特·伊凡(Vincent Efan)带领一个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东德、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目的是寻求对准确阐明几内亚比绍经济需要“行动计划”的援助。通过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紧密合作，委员会为莫桑比克的过渡期制订了时间表，这直接推动了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获得完全独立。执行秘书处人员花费许多时间与“安人运”“安解阵”和“安盟”等三方代表们开会，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关于安哥拉独立与葡萄牙的谈判找到一个共同行动纲领。1976年1月5日，三方最终成功地签署了所谓的《蒙巴萨协定》。
由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解放阵线”(FROLIZI)同意与津巴布韦“非洲人国民大会”合并成一个行动组织并且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称，委员会又帮助它们制订了1974年12月10的《卢萨卡协定》。在1975年1月达累斯萨拉姆会议上，委员会为了南部非洲解放采取了新策略，该策略随之被该年4月非统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批准，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南部非洲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在《达累斯萨拉姆宣言》被采纳一个月后，委员会召开了由其成员国大使参加的为期5天的特别会议，为了讨论为预防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武装斗争发生事故而作的计划。
在推动了非统成员国向特别基金支付款项、对新独立国家给予更多援助和给解放运动输送更多武器装备等方面，“解放委员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委员会全力支持“西撒人阵”，反对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全力支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通过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反对各自敌人(南非和以色列)的合作增加，它们的紧密关系也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委员会把“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视为盟友，因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能够劝使阿拉伯国家切断与南非的关系，用阿拉伯国家援助基金填充委员会的金库，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等解放组织购买大批武器弹药。
在1994年8月15日的阿鲁沙会议上，“解放委员会”被正式解散。委员会在协调非洲独立国家向争取民族独立的各解放组织提供活动基金和后方训练基地，促进各解放组织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争取国际社会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援和支持，对宗主国施加压力并使它们尽快从殖民地撤走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 “前线国家”
非统与一些非洲国家建立了“前线国家”。1969年4月，第五次东中非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卢萨卡宣言》，规定了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立场和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原则。这一宣言一直为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所遵循，被公认为是共同斗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为开展斗争，自1974年下半年起，南部非洲独立国家领导人经常不定期地举行会议，就有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支持本地区未独立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等问题进行磋商，协调相互立场和行动。由于参加国地处非洲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的前线，人们习惯地称这些国家为“非洲前线国家”。
“前线国家”是在尼雷尔和卡翁达的发起推动下组成的，由坦桑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国组成。[57]在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和推动解决南部非洲问题上，“前线国家”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不是非统正式机构，却是非统和“解放委员会”的得力助手，因为“前线国家”不仅把解放委员会募集的资金转交给解放运动组织，为解放运动争取外援，而且还是它们的武器、生活用品、资金、医药卫生用品和军事训练场所的提供者。“前线国家”还积极地促进解放运动的内部团结，例如，促成南罗得西亚“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人民联盟”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并建议非统承认其作为南罗得西亚唯一合法解放运动组织。“前线国家”还利用各种外交手段迫使殖民当局接受谈判，协助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通过和平方式获取国家独立。事实上，从1974年以后，非统把引导罗得西亚合法独立的义务交给了“前线国家”。这些国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它们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不同集团分享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使“前线国家”对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些“前线国家”在非统解放策略的制定中也起到突出的作用。例如，坦桑尼亚不仅是“非统解放委员会”的总部所在地，而且还提供了该委员会执行秘书人选。[58]
(三) 个案分析
1. 葡萄牙殖民地
葡萄牙殖民奴役非洲历时560年(1415—1975)。18世纪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包括差不多1 300万人口和超过20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面积。其中，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最为重要，是葡在非洲的掠夺侵略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在非洲，葡萄牙帝国对于欧洲殖民体系无意抵抗非洲民族主义的猛烈进攻这一通例，已证明是一个例外。”“葡萄牙人如同刚果的比利时人一样，但决心更为坚定，更不关心非洲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1962年)葡萄牙就宣布‘我们不像其他许多国家在非洲那样，我们要像往常那样执行一体化政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一如既往。我们不希望变革。’”[5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葡变本加厉地敲诈和剥削殖民地人民；反对非洲人的任何政治活动，并继续把非洲人的自治、自决和独立的要求视为“破坏活动”。把它所谓的“海外省”(殖民地)视为自己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拒绝给予它们独立，严厉镇压殖民地的解放运动。“1961年……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建成最强的陆军，在同南非和罗得西亚少数白人政权非正式的但却是有效的联盟之下，10万以上的葡军队和警察对付几千人的非洲游击队。”[60]
葡萄牙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非洲激昂的民族民主运动浪潮以及顽固地坚持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其根本原因是葡是西欧最穷国家。葡在19世纪时还是相当落后的农业国，既拥有不少殖民地，又依附于别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故有“四等强国”和“西欧病夫”的称号。1970年，有30%以上的葡人口是文盲。葡的工业微不足道，生活水平并不比许多非洲国家高多少。它同其他殖民大国不同，殖民地的利益是其经济实体的中心而不是边缘。
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分别于1961年2月4日、1963年1月31日和1964年9月25日先后爆发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作为一个国内生产总值(GDP)还低于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家，葡萄牙是难以承受在非洲战争中的庞大支出的。支撑葡萄牙承受13年之久的非洲殖民地战争的真正力量却是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70年，非统首脑会议采纳的《非殖民化决议》说： 葡萄牙政权之所以能够继续和加强它的种族屠杀的殖民战争，是因为有来自北约组织成员国的持续巨大援助，特别是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等。[61]
非统要求其成员国抵制与葡贸易，对葡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非统认为葡是北约组织的爪牙，呼吁美、英等西方国家停止直接或间接地对葡萄牙的援助。[62]从1963年到1974年的11年间，非统对葡的政策大部分遵循它当时对南非、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模式，集中在联合国发动外交进攻。尽管如此，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在葡殖民地的武装斗争超越了在南非、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所有形式的抵抗。在几内亚比绍由“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和在莫桑比克由“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各自领导的游击战争的进步，为非统非殖民化政策的胜利提供了许多需要的真实的证据。作为此报偿，非统给予“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头等优先的支持。再者，在1972年拉巴特非统首脑会议上，由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向“非统解放委员会”捐赠100万美元，从此，非统对它们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增加了一倍。到那时，“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控制了几内亚比绍绝大部分国土，占领围绕首都周围一小块飞地的葡军队付出的代价在持续增长。1973年年底，“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军事行动已扩展到莫桑比克的泰特省，对南非极其重要的工程(卡布拉·巴萨水电站)的完成构成了威胁。
自1970年11月22日葡萄牙进攻几内亚以后，非统对葡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有了进一步加强，非统成员国与葡的关系已进入战争状态。1970年12月9日，在拉各斯非统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上，即使是温和成员国的尼日利亚也要求对葡采取惩罚性行动。会议同意建立一个向几内亚提供财政、军事和技术援助的专门基金，以成员国能够也给予双边的援助、非统必须增加对反对葡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援助和非统应该负责管理协调成员国之间关于防务和安全的合作等为条件。葡对莫桑比克沃伊亚姆村(Wiriyamu Village)全体居民的大屠杀，引发了对葡殖民政策的致命一击。沃伊亚姆村的屠杀摧毁了对葡非洲政策的可信性的最后一点残余。
最终，在殖民地人民武装斗争的沉重打击下，葡在非洲的殖民政策宣告破产，葡属非洲殖民地先后取得独立： 1974年9月9日的几内亚比绍、1975年6月25日的莫桑比克、1975年7月5日的佛得角、1975年6月12日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1975年11月11日的安哥拉先后取得解放。
2. 南非种族隔离
南非地处南半球，有“彩虹之国”之美誉，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陆地面积为1 219 090平方千米，其东、南、西三面被印度洋和大西洋环抱。南非最早的土著居民是桑人、科伊人及后来南迁的班图人。1652年，荷兰人开始入侵，对当地黑人发动多次殖民战争。19世纪初，英国开始入侵；1806年，夺占开普殖民地，荷裔布尔人被迫向内地迁徙，并于1852年和1854年先后建立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土瓦共和国”。1867年和1886年南非发现钻石和黄金后，大批欧洲移民蜂拥而至。
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由来已久。到了19世纪末，南非存在着两种种族歧视制度： 一种是德兰士瓦共和国和桔河自由国布尔人的制度；一种是好望角殖民地和纳塔尔英国人的制度。前者维护农奴制和奴隶制；后者则用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方式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所不同的只是布尔人的制度公开宣布种族主义为其正式信条，而英国人的制度则用伪善的言辞加以粉饰。
英布战争(1899—1902)虽然使布尔人在大英帝国的强大武力面前屈服，然而英国知道要在南非维持其控制力，必须同布尔人谋求妥协，即不再加以掩饰地推行种族主义制度。1909年，英国自由党政府批准的《南非法案》，是一部种族主义宪法，英国政府脱下了长期披在自己身上的“南非非洲人利益的保护伞”伪装，是将非洲人基本政治权力拿去同布尔人做政治交易的产物。这实际上将英布战争前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推广到开普和纳塔尔地区，以法律形式肯定、扩大和巩固了布尔人的种族歧视政策。
自《南非法案》通过之日起，在122万平方千米的南非国土上，开始了以中央联邦政府立法和法律为基础的种族歧视时代。从1909年以后，特别是自1948年南非政权落入以丹·马兰[63]为首的奉行极端种族主义政策的荷兰裔国民党手中，“这时，所有关于实行最低限度改革的观点，哪怕是暂时的观点，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64]在不到90年(1909—1994)的时间里，南非白人政权先后制定300多项种族歧视和隔离的法律，如《矿山和工厂法》(1911)、《土地土著法》(1913)和《通行证法》(1945)等49项种族主义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土著法》和《通行证法》。1913年11月27日，南非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土著法》，规定占人口73%的黑人只能居住在占国土总面积13%的贫瘠的保留地内，禁止他们在白人区内从事农业劳动。1945年通过的《通行证法》，规定了黑人必须携带名目繁多的证件，违者遭拘役和被罚劳役。1948年，以马兰为首的国民党上台，开始用“种族隔离制”一词来表达实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国民党执政30多年里，南非政府修改和制定了《禁止杂婚法》(1949)、《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0)、《班图教育法》(1953)和《集团居住法》等。同时，还推行“黑人家园”(Black Homeland)制度，这是南非当局强化种族隔离制度的中心环节。其目的是剥夺黑人的南非国籍和一切政治权力，进一步加强地域上的种族隔离，使白人在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永久化。
为了对付有色民族的反抗，白人政府除了制定多如牛毛的种族主义法律以外，还随意逮捕、审讯、监禁甚至杀戮人民。最臭名昭著的有1960年3月的“沙佩维尔事件”[65]和1976年6月的“索韦托事件”[66]。“政治和社会压迫的所有武器，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经济体系。最勇敢的反抗者不是被杀，就是受到监禁或流亡国外。即使这样，这一制度仍不准备作出任何让步，或者变得宽容一些。它的领导人从未想过要就此罢休，这暴露出他们近乎疯狂的弱点，后来这种弱点变得十分突出。”[67]
从成立起，几乎每次非统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等会议都通过了有关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决议或把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作为议题，几乎对南非每一个有关种族隔离的行动都进行了谴责，并且呼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并通过非统解放委员会对“非洲人国民大会”[68]和“泛非主义者大会”[69]等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进行经费和物资援助。
在国际组织中，非统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重要力量。实际上，1963年亚的斯亚贝巴所通过的决议涉及了成员国的一些责任，但更多地提及联合国。一方面，决议热烈地赞同和支持联大表决通过的第1761(17)号决议；另一方面，非统决定“派遣一个由外交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向安理会通报南非存在的爆炸性状况”。因此，非统希望运用安理会以实现在南非的目标。
为了铲除非洲大陆的种族主义政策，非统采取了多种战略。例如，要求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贸易制裁和武器禁运。1963年，非统首脑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使用以下措施迫使南非放弃种族主义政策。如与南非政府断绝或不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对悬挂南非国旗的船只封港；制定法规禁止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南非港口；抵制进口所有南非的物资和不向南非出口物资，包括武器和军火；拒绝所有属于南非政府和在南非共和国的法律下注册的飞机使用他们国家的设施进行着陆和经过。非统也对其成员国作了同样要求，并且还委派了一个由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等4国外长组成的代表团通告安理会非洲独立国家是怎样看待南非状况的。值得注意的是，非统也要求石油生产国“作为一个紧急事件停止向南非提供石油及其制品”。1963年11月，阿拉伯石油生产国采纳了这个建议，使用“石油武器”来反对以色列的支持国。1963年8月7日，安理会S5388决议采纳了非统的主张，这是非统在联合国进行持续进攻南非的外交活动的开始。
在国际舞台上，非统开展了孤立南非的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1964年，非洲国家成功地把南非驱逐出“国际劳工组织”(ILO)。1976年，南非同样地被踢出“国际原子能机构”(IAA)。孤立南非影响最深远的尝试发生于1974年，南非代表被阻止参加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当然，如果没有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所投的“保护性的否决票”，南非已经失去自己的联合国成员国席位。除了在国际舞台孤立南非政府之外，非统还迫使体育运动会抵制种族隔离政权。例如，非统禁止非洲国家与南非之间直接的运动和文化的联系。此外，非统寻求禁止南非参加全球性运动会的禁令。
1964年5月，开罗非统首脑会议呼吁西方大国“停止对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投资和商务关系，因为这是对它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鼓励”。1965年，阿克拉非统首脑会议挑选对南非的武器输送作为禁运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会议敦促所有国家制定一个关于禁止向南非输送武器的严格法规，并且特地要求法国立即结束向南非输送军事装备。会议还提醒西方强国：“它们与南非政府的经济合作，实际上是鼓励南非政府加快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在1968年非统首脑会议上，非洲领导人通过无保留地谴责英国、美国、法国、西德和日本，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因为它们“与南非政权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已使南非坚持自己的种族政策成为可能。因为出售军火及帮助南非生产弹药和毒气，西德(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3个国家受到了谴责。
一个关于非殖民化和种族隔离的重要非洲政策是《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1969年4月16日，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扎伊尔和赞比亚等14国参加了在卢萨卡召开的东中非会议，发表了《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其目的是： 解释非洲国家联合反对南非政府种族主义者政策的原因，概括非洲在南非的非殖民化和清除种族歧视的目的，以及驳斥南非声称种族隔离政策是一个内部事情别国无权干涉的论调。《宣言》宣称南非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同时清楚地认识到“从任何一条法律根据来讲，南非的内政属于南非人民自己的事”；它指出种族隔离政策超出了“内政”的限度，并且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事情。《宣言》是非统刻意避免任何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直接接触政策的开始。促使南非发生改变的非统压力一直是通过联合国和与南非保持着密切关系的那些西方国家实施的。《宣言》希望：“通过谈判而不是摧毁”最终打开“缓和”之门。《宣言》被1969年亚的斯亚贝巴非统首脑会议批准。196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505(24)号决议，欢迎《宣言》并建议所有国家和人民给予注意。
1970年11月6日，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70]提出“与南非对话”的建议。乌弗埃-博瓦尼要求干脆承认南非白人政权，抛弃黑人自由战士，同时，还鼓吹通过外交上的接触，同南非开展贸易以及通过非洲人和世界上对于南非白人统治者的善意舆论压力，来促使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渐趋温和。建议得到了上沃尔特、达荷美、尼日尔、多哥、加蓬、中非共和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斯威士兰和马里等国的支持。但是每个国家首脑都强调：“当我们谴责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时，除军事斗争之外，必须用另外的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由此，非统内部展开了关于“对话政策”的争论。
1971年5月，戈翁和塞拉西会面并规定了处理“对话政策”的非统法则。在同年8月的联合公报上，他们声明不是建立在《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所要求的尊重人类平等和尊严基础上的对话是毫无意义的。
在1971年6月21至23日召开的非统亚的斯亚贝巴第八届首脑会议上，支持与反对“对话政策”两派摊牌了。其实，这早在同年6月11日的部长理事会上就开始了。首脑会议以28票赞成、6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由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等8国起草的《关于对话问题的宣言》。该宣言拒绝与南非对话，把对话描述为“南非及其盟国用来分化非洲国家、迷惑世界看法、解除南非孤立和接受南非现状的花招”。宣言还多次反复强调坚持对非统宪章原则的承诺，声明《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是非洲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唯一基础。如果真的有对话，这应该是南非少数白人政权与被压迫和被剥削着的人民之间的对话。该宣言表明，从那时起，任何追求与南非对话政策的国家将是违背非统宪章原则和大多数非统成员国的意见。[71]
非统组织面对可能出现的裂痕，采取了非常坚决态度。最后，马拉维、象牙海岸没和南非对话。非统最终平和地解决了关于“对话政策”问题。1972年2月23日，《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原文被当作联合国第九十三(137)号文件发布。[72]
1973年5月，第十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南非的决议，反复表达对“南非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在南非国家的镇压人民的措施”和“南非军事力量的加强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的担心；谴责了北约组织对南非持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这种“援助使比勒陀利亚政权能够保持甚至拓展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拒绝了“保持与南非的经济、金融和文化联系能够导致种族隔离政策的废止”的主张。1975年，坎帕拉非统第十二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制裁南部非洲少数白人政权的决议，明确表达了对西方强国的失望，认为它们对南非和罗得西亚政权的存在负有直接责任；还进一步要求“所有的非统成员国对西方强国与日本采取单个和集体的行动，以求说服它们立即停止它们持续给予南非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的大量支持”。[73]
1976年6月16日,爆发了南非当局镇压人民的“索韦托事件”惨案。[74]同年7月，在路易港召开的非统第十三届首脑会议就作出反应，通过了《关于南非索韦托屠杀的决议》。决议把“索韦托事件”视为对世界道德的挑战，并谴责因扶持和武装南非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的西方强国。在所有非统通过的决议之中，这个关于南非的决议是篇幅最长的一个。决议多次重复非统把南非人民从种族主义者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承诺。决议使用非常强烈的语言谴责了南非的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等国。
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非统关注的主要问题已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仍处于种族主义者统治下的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关切和热烈的支持。1978年，非统第十五届首脑会议声明保证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支持和援助。1980年，非统第十七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南非问题的5项决议。1981年，第十八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南非的决议，呼吁对南非经济制裁，实行石油禁运，决定1982年为制裁南非的国际活动年。1984年，非统第二十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南部非洲解放力量的声明》。1986年，非统第二十二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声明》等53项决议。该声明强烈谴责南非当局镇压无辜黑人群众并对邻国进行恐怖活动，谴责美、英等国拒绝对南非实行制裁；要求非统成员国中断同南非的海空联系，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决定成立南部非洲问题国家首脑常设委员会，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加速纳米比亚独立谋求办法。1987年，非统第二十三届首脑会议通过《关于南部非洲极为严重和爆炸性局势声明》，再次呼吁对南非实行全面严厉制裁，并保证支持“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解放运动。1988年，非统第二十四届首脑会议也作了类似的呼吁。
1989年9月，德克勒克继任南非总统，启动了国内民主化进程，并且对外实施“新外交”，积极谋求改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针对这一变化，1991年6月，非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发表声明指出，南非确实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在哈拉雷和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声明中所确定的先决条件尚未得到完全满足之前，保持对南非的制裁十分重要。声明表示，会议授权非统主席和解放组织磋商，并在非统南部非洲特别委员会的范围内，继续审视南非局势，并指出，如果南非政府继续采取废除种族隔离制的积极变革措施，非统将重新审视对南非的制裁问题。声明强调，非洲各国人民将继续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继续支持南非的解放运动，直到种族主义制度少数白人统治被彻底清除。
1992年6月，非统第二十八届首脑会议根据非国大等反种族隔离组织的要求和建议，通过了有关决议，强烈谴责屠杀黑人的“博伊帕通惨案”[75]，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南非危机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制止那里的暴力行为；要求国际社会和非统成员国在成立黑人和白人联合临时政府之前不要同南非建立官方关系。1994年，新南非政权成立后，立即被非统接纳为正式成员，曼德拉总统出席了非统第三十届首脑会议。正如非统秘书长萨利姆所言，非统议程的第一项就是关于非洲尊严的非洲彻底解放问题。30多年来，非统为了自由发动了一场持久的和坚忍的斗争，并采取了军事斗争和外交行动双重策略。南非1994年4月27日首次民主选举和1994年5月11日首次民主的非种族的政府宣誓就职真正地结束了非殖民化的篇章。[76]
【注释】
[1]J.E.凯瑟利·海福德(Joseph Ephraim Casely Hayford, 1866—1930)： 黄金海岸记者、律师、政治家，主张非暴力理论和泛非主义的民族主义先驱。1915年，创立黄金海岸民族研究协会，1920年协助创建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并任副主席，主张建立英属西非联邦。1929年，创建黄金海岸青年大会。([英]巴兹尔·戴维逊： 《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舒展、李力清和张学珊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2]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p.7-9.
[3]陈仲丹： 《加纳》，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4]K. Nknumah, Africa Must Unit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63, pp.218-220.
[5]埃德姆·科佐、戴维·查奈瓦： 《泛非主义与解放》，[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第541页。
[6]唐大盾选编： 《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第99页。
[7]唐大盾选编： 《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第284、292页。
[8]塞古·杜尔(Sekou Touré, 1922—1984)： 几内亚政治家，几内亚国家党总书记和共和国总统(1961—1984)。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947年创建几内亚民主党(1978年改名几内亚国家党)并任主席。1955至1957任科纳克里市长。1957年，杜尔出任几内亚半自治领地的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同年，发起成立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任总书记。执政期间，将主要公用事业国有化，实行国家垄断贸易制，强调要走几内亚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强调民族团结和实现逐步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等措施以繁荣经济。对外主张不结盟，强调非洲统一，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同阿拉伯友好国家的联系。(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254页。)
[9]Martin Minogue, Judith Molloy, African Aims & Attitudes Selected Docu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90.(https://www.daowen.com)
[10]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47.
[11][英]罗兰·奥利弗、安东尼·阿特莫尔： 《1800年以后的非洲》，李广一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76页。
[12]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 1922—1999)： 非洲政治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85)。生于酋长家庭。1953年当选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1954年将该组织改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简称坦盟)。1955和1956年，两度赴联合国争取坦噶尼喀的自治和独立。回国后到各地领导坦盟组织动员人民投入争取“乌呼鲁”(自由)的运动。1960年9月坦噶尼喀建立责任政府，尼雷尔任首席部长。1961年，出任首任总理。1962年，当选总统。1964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后，又出任坦桑尼亚总统。执政期间，对内奉行自力更生原则，宣称要实行“乌贾马村”运动(农户集中居住，发展集体生产),推行一系列旨在巩固民族独立、增进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对外积极参加第三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坚持不结盟原则，并多次访问中国，积极发展坦中友好关系。1985年11月，辞去总统职务。主要讲话和著作收入《自由和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和《自由和发展》等几个文集。(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714—715页。)
[13]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 1904—1996)： 尼日利亚首任总统。伊博族人。在美国获得文学硕士和理科硕士学位。1934年至1940年，参加尼日利亚青年反殖民主义运动。1963至1966年，任尼日利亚总统。尼内战期间，避居国外。后回国组织政党，参选总统失败。著作有： 《复兴的非洲》(1939年)和《齐克讲话选集》(1961年)等。(参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人物研究室编： 《现代非洲名人录》，北京： 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14]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 埃及总统(1956—1970)。出身于职员家庭。1945年，秘密组织了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7月23日，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1954年，任代总统兼总理。1956年，颁布宪法，当选为总统。1958年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1967年，领导埃及人民抗击以色列入侵失败。1970年9月28日，病逝。执政期间，同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1956年，把英国军队赶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击败英法和以色列发动的侵略埃及战争。纳赛尔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承认以色列，积极支持亚非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出席1955年万隆会议，是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他主张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和阿拉伯团结联合，一生致力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和亚非人民反帝事业，并作出了重要贡献。著作有《革命哲学》和《埃及的解放》等。(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699页。)
[15][英]罗伯特·斯蒂文思： 《纳赛尔传》，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
[16]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62.
[17]S.K.B.阿桑特、戴维·查奈瓦： 《泛非主义与地区一体化》，[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第533页。
[18]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23.
[19]Colin Legum, Pan-Africanism： A Short Political Guide, London and Dunmow: Pall Mall Press Ltd, 1962, p.65.
[20]K. Mathews, “The 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 in World Politics”, in Ralph I． Onwuka, Timothy M． Shaw,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Into the 1990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pp.35-36.
[21]潘光主编： 《当代国际危机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2]由于抵制乌干达总统阿明，坦桑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等3国没有与会。会议接纳新独立的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和科摩罗等4国为非统成员国。实际与会的国家43个。
[23]“非洲统一组织局”： 在两届非统首脑会议中间，时任非统主席处理非统问题的地方。
[24]Mark W. Zach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Seculity, 1946-77,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 1979, p.151.
[25]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Africa and the OAU, pp.145-146.
[26]1976年7月2至6日，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举行的非统第十三次首脑会议正式接纳安哥拉为其成员国。
[27][英]科林·勒古姆等： 《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吴期扬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28]1975年11月14日，西班牙、西撒和摩洛哥等3方签署了结束西班牙在西撒殖民统治的《马德里协定》。
[29]葛公尚主编：《万国博览·非洲卷》，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0页。
[30]OAU Documents, CM/Res.272(ⅪⅩ), CM/Res.301(ⅩⅪ), CM/Res.344(ⅩⅩⅢ).
[31]ARE, July 1976, p.4081, in 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53.
[32]OAU Document, AHG/Res.81(ⅩⅢ).
[33]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p.53-54.
[34]OAU Document, AHG/Res.92(ⅩⅤ).
[35]OAU Document, AHG/Res.103(ⅩⅧ).
[36]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59.
[37]OAU Document, AHG/Res.104(ⅩⅨ).
[38]Azzedine Layachi, “The OAU and Western Sahala： A Case Study”, in Yassin El-Ayouty,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fter Thirty Year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p.27.
[39]柏林会议(1884—1885)： 帝国主义列强在柏林召开的瓜分非洲会议。由德国首相俾斯麦召集，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丹麦、荷兰、俄国、西班牙、瑞典、挪威、土耳其和美国等15国参加。会议集中讨论和制定了列强瓜分非洲的一般原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施展外交手腕和利用列强之间矛盾，以“刚果自由邦”名义，正式把刚果河流域变为比利时国王的私人领地。会议制定了列强分割非洲领土共同遵守的原则(“有效占领原则”)，签订了包括38条内容的《总决议书》。柏林会议后，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到1912年，列强已占领非洲96%的土地。非洲基本上被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175页。)
[40]埃德姆·科佐、戴维·查奈瓦： 《泛非主义与解放》，[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第545页。
[41][苏联]H.H.波特欣等： 《种族歧视在非洲》，何清新、林立、杨松年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12页。
[42]OAU Documents, AHG/Res.8(Ⅰ), AHG/Res.9(Ⅰ), AHG/Res.35(Ⅱ), AHG/Res.55(/Rev1(Ⅵ), AHG/Res. 65(Ⅷ).
[43]唐大盾选编： 《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第197页。
[44]http： www.africa-union.org/CIAS/Plen.2/Ren.2.
[45]葛佶主编： 《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6页。
[46]OAU Documents, AHG/Res.5(Ⅰ), AHG/Res.6(Ⅰ), AHG/Res.50(Ⅳ), AHG/Res.65(Ⅷ).
[47]李安山： 《曼德拉》，北京： 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48]“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简称“北约组织”。1949年4月4日，根据《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到1982年5月30日，“北约组织”成员国有： 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挪威、冰岛、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和西班牙等16国。“北约组织”实行“集体防御”政策。覆盖地理面积2 273万平方千米。总兵力500余万人。美国把“北约组织”作为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控制西欧、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工具。“北约组织”总部设在布鲁塞尔。部长理事会和防务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自成立以来，主要活动： 组建联盟(1949—1955)、扩充军备(1955—1967)和推行以“实力加谈判政策”。法国于1966年3月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第109页。)
[49]埃德姆·科佐、戴维·查奈瓦，《泛非主义与解放》，[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第547—548页。
[50]沐涛： 《南非对外关系研究》，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51]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15.
[52]埃德姆·科佐、戴维·查奈瓦： 《泛非主义与解放》，[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第547页。
[53]OAU Document, CIAS/Plen.2/Rev.2
[54]Klaas van Walraven, Dreams of Power：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in the Politics of Africa 1963-1993,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239.
[55]Gino J. Naldi, The Org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London and New York: Mansell, 1989, p.29.
[56]Michael Woifers, Politic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pp.188-189.
[57]《世界知识年鉴》，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891页。
[58]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25.
[59][英]罗兰·奥利弗、安东尼·阿特莫尔： 《1800年以后的非洲》，李广一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7、289页。
[60][美]理查德·吉布逊： 《非洲解放运动： 当代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273页。
[61]OAU Document, Resolution on Decolonization, CM/Res.234(V).
[62]OAU Document, CIAS/Plen.2/Rev.2
[63]丹·马兰(Daniel Fransois Malan, 1874—1959)： 南非白人政治家，曾任政府内务、教育和卫生部长以及总理等职。一生狂热地鼓吹“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离”政策。1948至1954年，马兰在担任总理期间曾使南非立法机关制定和通过了诸如《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集团居住法》和《人口登记法》等一系列歧视黑人的法律和法令，不遗余力地全面地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64][英]巴兹尔·戴维逊： 《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第309页。
[65]“沙佩维尔事件”： 1960年3月21日，南非当局屠杀黑人的惨案。当时德兰士瓦省沙佩维尔(Sharpeville)的黑人为反抗南非当局的残暴统治和通行证法，举行大规模群众示威。南非当局立即出动大批军警，使用飞机、装甲车、机关枪和催泪弹实行镇压，打死打伤300多名黑人。这一暴行激起黑人更大反抗，反对通行证法的斗争迅速在南非各地展开，并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第2390页。)
[66]“索韦托事件”： 南非当局镇压阿扎尼亚人民的惨案。1976年6月16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郊索韦托区的数千名黑人学生，为反对当局强行规定用南非荷兰语讲课，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斗争迅速扩展其他地区。南非当局出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死170余人，打伤千余人。惨案发生后，在世界各地引起很大震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谴责南非当局这一严重罪行。(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第391页。)
[67][英]巴兹尔·戴维逊： 《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第418—419页。
[68]“非洲人国民大会”： 简称“非国大”，南非民族团结中主要执政党。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和种族平等的南非，领导了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创立于1912年，1925年改为现名。曾长期主张非暴力斗争。1961年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1961年决定开展武装斗争，成立名为“民族之矛”的军事组织，纳尔逊·曼德拉任司令。非国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逐渐成为南非影响最大的黑人解放组织。20世纪80年代后，调整斗争策略，在南非制宪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4年4月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大选中获胜，开始执政。1997年12月，举行第五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曼德拉辞去主席职务，选举产生以主席塔博、姆贝基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参见葛佶主编： 《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第612—613页。)
[69]“泛非主义者大会”： 简称“泛非大”，黑人民族主义政党。1959年4月由非国大一部分反对奉行非暴力的成员组成。主张开展武装斗争，推翻白人统治，实现非洲人的自决权，建立泛非社会主义民主国家。1960年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1961年建立军事组织“波戈”，开展武装斗争。1990年恢复合法地位。目前在城市青年和农村黑人激进组织中较有影响。1996年12月，斯坦利·莫霍巴当选为该党主席。(参见葛佶主编： 《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第613页。)
[70]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ět-Boigny, 1905—1993)： 科特迪瓦政治家、独立运动领导人，共和国总统。出身于酋长之家。1946年任象牙海岸民主党主席和非洲联盟领导人，为象牙海岸和法属非洲地区的独立积极进行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历任法属西非大会议员、象牙海岸领地议会主席、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法国内阁国务部长等职。1959年任象牙海岸自治共和国总理。1961年任第一任总统，以后6次连选连任。主张通过对话与和解实现民主统一和实行一党制；对外加强同西方合作，促进西非地区经济合作和非洲统一。(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951—952页。)
[71]Martin Minogue, Judith Molloy, Africa Aims﹠Attitudes Selected Documents, pp.278-280.
[72]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Africa and the OAU, pp.116-119.
[73]OAU Document, CM/Res.422(ⅩⅩⅤ).
[74]“索韦托事件”惨案： 1976年6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郊黑人居住区索韦托的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强行规定黑人学校必须使用南非荷兰语讲课，排斥当地非洲人语言。南非政府悍然派大批军警，血腥镇压示威游行学生，打死170人，打伤1 000多人，逮捕了1 000多人。惨案激起了广大非洲工人的怒火，他们举行连续的声势浩大的罢工以声援学生。(参见陆庭恩、彭坤元主编： 《非洲通史·现代卷》，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75]“博伊帕通惨案”： 1992年6至9月，非国大及其盟友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为迫使南非当局软化在制宪问题上的立场，有效地制止暴力冲突和加快和平进程，开展了被称为“群众行动运动”的全国性罢工和示威游行。运动有400万人参加，占南非工人总数的2/3。6月17日，200多名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冲进约翰内斯堡附近博伊帕通地区，杀害了无辜群众48名，这就是“博伊帕通惨案”。惨案使多党制宪谈判搁浅。(参见沐涛： 《南非对外关系研究》，第136页。)
[76]Salim A． Salim, “The OAU and the Future”, in Tajudeen Abdul-Raheem, Pan Africanism：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22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