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统与联合国之间关系在经济领域成果突出，这表现在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积极有效地合作之上。
(一) 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设的5个区域经济委员会之一，1958年4月成立。其主要任务是： 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加强区内和区外的经济联系，逐步实行非洲经济一体化。主要机构有部长会议、部门部长会议和秘书处。总部设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必须是联合国成员国和非洲国家。最初时，“非洲经济委员会”也向在非洲殖民国家开放，但是自1963年以后，这些殖民国家的伙伴地位被降低，主要是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南非、西班牙和英国等。然而，1963年，葡萄牙由于不遵守“非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决议被驱逐出“非洲经济委员会”，南非因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被暂停了会员资格。“非洲经济委员会”每个正式成员有一个投票权，而其非正式成员没有投票权。“非洲经济委员会”任何决议要有其成员国的多数票通过，但决议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只起到劝告的作用。
“非洲经济委员会”对非统持有同情态度。1963年2月，“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金沙萨召开，对即将召开的非统成立会议寄予了美好希望。在呈交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通向非洲经济一体化之路： 对于在经济计划和一个非洲共同市场的合作》文件中，该委员会表达了自己与非统合作的愿望。
(二) 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分歧
在成立之初，非统就宣称自己有能力协调、加强和调和非洲人民在各个领域，包括与“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内的经济合作。由此，非统成立为促进非洲经济合作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该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63年12月在尼亚美举行，第二次会议于1965年2月在开罗举行。自此，“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召开会议变得很难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得不到举行会议所必需的2/3成员国的支持票。按照特利秘书长的话说，这种情况是由于非统成员国对召开会议的邀请不作反应造成的。这显示在那时，非洲国家太专注于自己的发展战略，从而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对非洲经济委员会两种不同且不说截然相反的意见的冲突，使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中出现分歧，加上财政问题，导致非统组织的经济和社会事务暂时停顿。”[12]
对推动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集体决定，非洲国家领导人仍口惠而实不至。1968年9月，在第五届阿尔及尔非统首脑会议上，非洲领导人再次强调他们尊重非统宪法关于经济问题的条款，重申为了实现非洲人民愿望，特别需要加快非洲大陆经济发展步伐。两年后，他们再次建议加强地区合作，协调司法和关税程序以及金融方面的合作。这一时期，非统在经济领域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其一，每年的非统首脑会议已经变成了“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实际替代者。因为首脑会议没有配备经济方面需要的技术专家，不奇怪的是非洲领导人仅限于通过虔诚的却没有实际效用的决议。其二，非统专注于政治问题而忽视了经济发展问题。非洲国家领导人更多地关心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领土统一。其三，非洲国家根本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使非统行动起来更加困难。[13]1967年，由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等3国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就是由于坦、乌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而于1977年宣告解体。
在成立之初，非统就设立了临时秘书处，由于人手不足和奔忙于组织内部事务，其能力无法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相匹敌。“非洲经济委员会”有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者加纳人罗伯特·加迪纳任行政秘书，配备工作人员都是高薪的联合国经济专家。在推动解决关于非洲经济问题方面，“非洲经济委员会”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确充分地利用了这一优势。而在成立后4年中间，非统只有3次会议涉及非洲经济问题，即1964年2月，非统部长理事会第二次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世界贸易会议》决议。1964年7月，非统部长理事会第三次常会通过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决议。1967年，非统部长理事会第八次常会通过了《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决议。[14]这些可以表明在处理非洲经济问题上，非统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非统和“非洲经济委员会”之间由竞争变成了直接对抗，主要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非统狭隘的非洲观点。对“非洲经济委员会”规划和管理的职位没有非洲人担任表示不满，这意味着“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对非经济政策是受纽约的指挥而不是由亚的斯亚贝巴决定。其二，两个组织对非洲问题的认识不同。“非洲经济委员会”严格按照经济标准来看待非洲问题，非洲发展的前提是立即实现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创立一个非洲共同市场，而关税壁垒多样性是其发展的障碍。而非统对非洲发展的人的因素更为敏感；它不能不顾及因为一体化发展过快或者因为语言、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引发各种潜在的冲突。非统认为逐步发展是明智之举，即最好先有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不是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15]再者，两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剧了这种对抗情绪。“非洲经济委员会”行政秘书罗伯特是位圆滑的外交谈判专家，政治观点温和，易于接近西方财团。罗伯特试图使“非洲经济委员会”置身于政治争端之外，不论是非洲的还是非洲之外的。而特利秘书长是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领域都坚持进行不妥协地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他不能理解罗伯特对西方的“软弱”态度，并且对所有的“非洲经济委员会”成员把非洲经济问题与非洲政治背景分开的企图表示强烈的不满。[16]
1964年12月，非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在尼亚美召开第一次会议，制订并宣布由它管理非统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关系原则。“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把自己定为非洲地区经济最高计划及执行机构，把“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作用限定在技术和咨询的范围内，换句话说，“非洲经济委员会”只负责考察工作，以此作为非统决策的依据。对于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特利指出：“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合作领域是广阔和复杂的。为了应对挑战，非统尤其需要合理地利用经济委员会的资源，因为经济委员会必然和今天非洲国家的政策制定机构一样，会对非洲国家的愿望和抱负作出相应的反应。如果那样，由于经济委员会是联合国机构，那么有一些事情它就不适于处理。特别那些半政治半经济的问题，非洲经济委员会是不适于处理的……”[17]非统秘书处认为，“非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实质上应该像非统的政策制定机构一样作为一个非统技术臂膀以服务于非统。[18]1965年10月14至21日，非统部长理事会第五次常会通过了有关“非洲经济委员会”与非统之间关系的决议，认为“需要一个更加细致的有关‘非洲经济委员会’与非统关系的研究”。[19]
1966年，特利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要把一个联合国机构从属于非统的意图。他说，指导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关系的原则也适用非统与其他联合国在非洲的特别机构。[20]针对非统试图控制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行为，罗伯特引用“非洲经济委员会”章程指出，作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的一个机构，“非洲经济委员会”只对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负责，其政策是由联合国制定的，其经费是由联合国拨发的，由此它不能听命于非统的指令。非统只能作为“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合作组织，支持该委员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事务。非统的建议即使受到了“非洲经济委员会”欢迎，也不能对联合国大会有约束力。
特利还坚持把一个关于非洲经济合作的详细报告呈交到1967年7月部长理事会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并要求付诸行动。[21]部长理事会对报告表达了谢意，但直到同年9月非统首脑金沙萨会议才作出回应，即非统应为制定非洲的经济政策承担责任。[22](https://www.daowen.com)
1965年11月，特利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并与时任秘书长吴丹会晤。15日，两位秘书长签署了一个有关非统和“非洲经济委员会”协议，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互派代表参加各自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会议协定和达成关于统计部门合作。[23]协议给予非统政治和协调的作用，“非洲经济委员会”为非统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专门的知识与技术。[24]但是该协定“只能被概括为双方合作的一份意向宣言”，进一步承认应调和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分歧意见，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分工的实际问题。该协定不过是就次要的实际问题和行政问题进行磋商的程序。[25]
(三) 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合作
进入1967年，鉴于尼日利亚爆发内战和一系列军事政变等狂烈的非洲政治形势，为了摆脱内部政治弊端，再加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的刺激，非统把注意力集中到非洲地区的经济问题上来。在1967年9月11至14日非统首脑金沙萨会议上，经济问题成为会议议程的最显著特色，这是非统4年历史的第一次。部长理事会准备的超过一半的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决议案都得到了首脑会议的赞同。其中一个决议案涉及了一些被一致认为属“非洲经济委员会”独有领域的问题，例如，工业化、非洲内部的合作、区域经济集团、非洲民用航空、电讯以及公路和海上运输等。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批准了《非洲内部合作》决议，该决议是在同年9月4至10日非统部长理事会第九次常会通过的。《非洲内部合作》决议赞同特利秘书长的观点，即承认在非统成员国努力摆脱对发达国家依赖的斗争中，政治和经济的联系不可分割。决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要建立一个非洲共同市场和促进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26]
1967年，部长理事会在其内部又设立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探讨由行政秘书长递交的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的报告。通过这一方式，非统秘书处设法维持了部长理事会在经济与社会事务方面的兴趣，其建议指导了非统有关经济发展的政策。1968年12月4至12日，阿尔及尔非统部长理事会第十一次常会通过了《非洲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第三次会议》，指出“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构成实现非统抱负的一个基本的必备的条件”[27]，就加强非统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迈出更远的一步。
在1969年的联合国，非统相对于“非洲经济委员会”赢得了决定性的政治胜利。“非洲集团”成长为一股新的力量。在联合国大会就殖民主义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在联合国的经济政策上，非统都采取了更加坚决的立场，表现了自己很强的影响力。在制定有关非洲的联合国经济政策上，非洲人要求有更决定意义的发言权，要求“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制订所有自己的计划和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到非统的意见。[28]
1969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与非洲统一组织的关系》决议，接受了非统宪章第二条的内容，即非统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并加强它们(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努力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29]“非洲经济委员会”对非统的顺从主要表现在它必须接受非统首脑会议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议的指导和必须获得非统在政治上的支持。1970年8月24至31日，亚的斯亚贝巴非统部长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洲统一组织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责任与作用的决议》，指出非统的任务就是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与“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发展银行等组织合作，设立经济、社会、交通和通信委员会等。[30]
对于新的情况，“非洲经济委员会”很轻松地调整了自己。罗伯特秘书长喜欢这个新协定，因为它被看作将为非洲带来更多的益处。秘书长也表达了自信，在非洲经济问题上，“非洲经济委员会”将证明自己比非统有更好的作用。的确，尽管大多数经济项目、工程和会议都是由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发起的，但“非洲经济委员会”却做了大部分工作。然而，尽管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竞争因素从来没有从它们的关系之间消失，它们相互间的合作也由此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为了加强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和推动非洲经济的发展，在1970年2月和8月分别举行的非统部长理事会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常会上，先后通过了《关于全非洲贸易统一联盟决议》《关于全非洲贸易商品交易会决议》《关于非洲和国际金融机构决议》《关于非洲内部技术帮助决议》《关于非洲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决议》《关于非洲与联合国发展组织决议》《电讯决议》《关于非洲发展特别信任基金决议》和《关于非洲内部技术帮助决议》等决议。[31]
1969年，经过重组的“非洲经济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新机构——“部长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会议。1971年2月，该委员会部长会议首次在突尼斯举行，开启了“20世纪70年代非洲发展战略”。该战略是以1970年非统首脑会议通过的优先项目为根据，要求非洲国家发展农业基础项目、发展更好和更平等的贸易促进组织和项目、提高工业和农业的调查以确保实际应用的效果和制定与国家发展潜力相称的人口政策等。重点强调25个非洲政府间经济组织的相互合作。[32]
1973年5月13日，在非统、“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的联合组织下，关于贸易发展和货币问题的非洲部长会议在阿比让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宣言》，这也许就是非统、“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发展银行”之间合作的最重要事例。特别是该宣言规定非洲需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不幸的是，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大多数计划都只体现在决议、报告和建议里，因为采用这些决议、报告和建议的非统成员国部分缺乏资金和劳动力，部分自始至终缺乏政治决心。[33]
如果就联合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而言，非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合作还是取得了进步。然而，非统成员国对经济合作的认识不同、对经济合作热情不够以及它们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致使非洲大陆的经济合作滞后，影响了整个非洲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统和“非洲经济委员会”在推动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