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非统时期，泛非主义在诸如实现非洲人民政治解放、和平解决非洲内部冲突、解决难民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坚持不结盟原则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自己的内涵也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泛非主义也遭遇到许多的无奈甚至失败，如非洲国家领土冲突、局势持续动荡以及有些成员国拒不执行非统决议等。这些不和谐事件的发生不仅破坏了非洲和平和统一，也严重地影响了非洲和平与发展。
泛非主义所面临的难题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民族利益与整个非洲地区利益、地方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抵触所导致的国家民族主义与泛非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诚然非洲外部势力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这无可置疑；非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完全按照协商一致原则，没有约束其成员国的能力等缺陷又是原因的另一方面。
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说过：“现代非洲的历史首先是一部20世纪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1]事实上，20世纪非洲大陆存在着3个层次的民族主义，即代表非洲大陆的泛非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部族主义)[2]。
泛非主义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历史的另一组成部分是泛非主义。”[3]“非洲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大陆，在本世纪(20世纪)以来，在民族解放运动掀起风潮之前，曾出现一个全洲性的以及全球所有黑人的思想政治运动，这就是有名的‘泛非主义’。”[4]泛非主义发轫于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等新大陆地区，是在两种思潮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下产生的。第一种思潮来源于漂泊于新大陆的黑人及他们的后人。猖獗一时的黑奴贸易迫使无数黑人抛弃非洲家园，流落到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种植园和矿山，从事着艰辛的劳作。再加上由于“种族歧视”为他们戴上了沉重屈辱的枷锁，这些黑人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作家、诗人就用自己的圣歌、民歌和诗等作品抒发自己对失去的乐园——非洲大陆的向往。这些人梦想能够解放非洲大陆，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但由于又不知自己来自非洲大陆的具体的地方，他们就把非洲看作一个整体；由于黑色的皮肤，也同时把他们看作来自同一个民族。第二个政治思潮来自非洲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5]虽然非洲民族主义运动首先从西非开始然后再发展到南非，但非洲民族主义者愿意把非洲看作一个整体。泛非主义早期的核心思想是旨在维护黑人的人格、尊严以及争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这些在非洲大陆的体现就是反对殖民统治、争取非洲民族解放和实现非洲的统一。
自1945年泛非主义回归到非洲本土以后，特别自1963年非统成立以后，泛非主义把民族主义提高到了极高的层面，即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白人民族)。
“殖民统治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产生了非洲的民族主义。”[6]19世纪，为了摆脱外来统治，争取非洲人的独立和自由，非洲大陆兴起了民族主义。西部非洲沿海地区由于早在奴隶贸易时期，就与西欧有着日益频繁的贸易活动，非洲民族主义也最早在这里产生了。民族主义先驱有塞内加尔医生詹姆斯·霍顿、黄金海岸牧师兼记者塞缪尔·索罗门和政治家凯斯利·海福德等。其主要贡献是开始提出“民族独立”“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和“黑人传统精神”等口号，争取非洲民族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主义思潮空前活跃，又出现恩克鲁玛、尼雷尔、阿齐克韦、杜尔和纳赛尔等一批民族主义者政治家。“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和管理自己事务的骄傲和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这种使人获得解放的感情正是19世纪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特征，正如今天(20世纪中期)在亚洲和非洲一样。”[7]他们较为系统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主张建立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经济独立和弘扬民族文化等建设国家措施，反对“跨界民族主义”和提倡不结盟的外交政策。[8]
“从整体而言，非洲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泛非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有两个特点： 种族性和大陆性。”[9]非洲民族主义的“种族性”就是对黑人种族的认同，其“大陆性”指整个大陆的一体和统一。由此可知，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提倡不结盟、反对种族主义和追求非洲统一是非洲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的相通之处。
国家民族主义是本国公民超越自身狭小的民族、部族、种族、宗教的局限而对所在国家产生的一种认同和效忠的情感，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民族意识基础上对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忠诚和热爱，是民族国家在保障民族成员的身份后，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民族国家意味着生息在一定疆域内、具有共同组织机构和一致命运的民族。其一致命运在于按本民族的意志建立一个有特色、有别于世界共同体中其他社会体的社会。”[10]但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有与其他洲别不同的特点： 非洲先有民族主义，后有国家概念。“最初，来自各殖民地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太明确的各自殖民地或民族国家的清晰概念，他们大多都是从全非洲大陆、全体非洲种族的角度来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当时，非洲的民族运动领袖们几乎没有谁预见到独立后的非洲大陆会分立成如此之多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更没有谁遇见到这些国家最后创立出来时，每一个国家具体会包括怎样的领土范围，会把哪些非洲部族组合到这个国家里去。”[11]然而，“一般认为，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非洲‘民族’大多数还处于形成过程中，除了个别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外，更不存在‘民族国家’，民族运动是在西方列强人为划定的殖民地范围内进行的。由此而决定，非洲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争取非洲殖民地自治和独立，并以建立和维护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亦可称为非洲的‘国家民族主义’。”[12]
部族定义是“尚保留着氏族、部落组织的躯壳，尚未最终摆脱血缘联系的天然纽带，或者说血缘纽带的坚韧性仍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13]。现在的非洲，从刚果河的丛林深处到发达的北非和南非，不仅有现代化的民族，而且也存在大量的甚至原始的部族社会。部族社会的存在大致有四个原因：
其一，非洲大陆开发不完全，有些民族生活还是原生形态的，未得到充分的发育。西非的摩尔人、图阿列格人、富尔贝人和图布人，东非的马萨伊人、图尔卡纳人和答纳基尔人，南非的霍屯督人、赫雷罗人和茨瓦纳人等，都分布在荒漠、半荒漠和和草原地区，基本经济是粗放的逐水草而居的畜牧业，极度依赖自然。俾格米人还生活在刚果河流域的原始森林中，过着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斗争失败以后，马赛人被赶到乞力马扎罗雪山下的荒原上，生活方式是最原始形态的。
其二，殖民主义残酷掠夺的结果。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非洲进行了长达400年的奴隶贸易，不仅剥夺了非洲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劳力[14]，严重地破坏了非洲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使非洲各族相互分离疏远，彼此敌视和不信任，造成隔离、不能互鉴发展的态势。
其三，由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恣意掠夺和割占殖民地，强迫把同一部族分割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如芳族被划分到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和法属刚果等4个殖民地。埃维族被分割在尼日利亚、多哥、达荷美和黄金海岸等4个殖民地。曼丁果族和豪萨族被划分到7个殖民地。
其四，在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中，西方殖民者热衷于利用非洲固有的社会形式(氏族部落组织)，统治非洲人民。殖民者还利用非洲各部族固有的隔阂，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政策，蓄意挑起他们相互攻杀。在整个19世纪，由于这个原因，纳马人和赫雷罗人相互征战不休。[15]“殖民统治一方面加速了将非洲作为边缘地区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将其融入到殖民体系中。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从未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整合进行任何努力，相反，他们力图培养所谓的‘部落’意识，以阻止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在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城市或矿区的非洲人表现出强烈的‘部落’意识，这种奇特现象曾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16]
“泛非主义之父”杜波依斯说过：“非洲的部落是一个具有多种形态的整体。它的成员人数一般从数百人到一百万人，或者更多一些。”“政体的决定、法令的通过、秩序的维持、手工业和商业的处理，都是整个部落的权限。”[17]在非洲，某一个人可以不属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体，但必须属于一个部族。任何人离开自己的部族就没有生路，因此每个人都忠诚于他所属的部族。许多领导人与其说是一国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部族的领导更为确切些。一个国家一般都是由几个或几十个甚至更多个部族构成，一个部族的利益与其他部族的利益或与众多部族利益的代表者——国家利益就会时常发生冲突。部族社会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诉求的表现，就是部族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
从1945年的第五次泛非大会起，泛非主义从种族色彩浓重的新大陆回归到非洲本土，开始与非洲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其实，这时非洲民族主义已由3个层次组成： 泛非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许多非洲民族主义者，同时是泛非主义者，有些甚至也是地方民族主义者，如： 恩克鲁玛、杜尔、海斯廷斯·班达和乌弗埃-博瓦尼等。然而，随着非洲反殖民统治、争取政治解放斗争的深入，一些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代表整个非洲地区的泛非主义与已成为代表具体国家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与代表地方民族的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越来越突出，有时甚至到了分庭抗礼的程度。
从广度、深度以及对整个非洲的意义而言，地方民族主义不及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不及泛非主义，泛非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最高层次。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下，代表非洲地区利益的泛非主义也最具有进步意义。因为，区域化毕竟是全球化的必然过程，是全球化的前奏。“涉及泛非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思想，问题在于二者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地促进和协调非洲相互联系而又矛盾的利益。比如说，民族主义要求忠于超越部族和地区的民族利益，泛非主义则要求忠于整个非洲，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利益。道理是明显的，非洲比任何一个非洲国家要大得多，正如一个国家要比它的每一个部落社会大得多一样。两种利益应协调，不应冲突。”[18]
首先探讨一下泛非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泛非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关系应在泛非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关系之内，因为地方民族主义首先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1963年以来，非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这完全取决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泛非主义的尊重与忠诚，以整个非洲利益为重，是妥善处理自己国家民族与整个非洲关系的结果。如在非统领导下，非洲大陆非殖民化最终实现，非洲最终根除了种族主义，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尼日利亚内战、肯尼亚与索马里等问题的解决，非统生存危机的克服，不结盟政策和反对外来干涉的坚持，等等。这些成就取得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泛非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内容。正如唐大盾所言：“民族主义与泛非主义即泛非洲的民族主义又有统一性和共同点，即都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特别是在当今非洲，泛非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分裂非洲的最大威胁部族主义和地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促成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又在不损害民族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为了非洲的‘共同利益’，努力推进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和非洲的进一步统一。”[19]
大多数非洲政治家非常希望组建一个泛非组织。一旦非统成立，他们就发现要取得一致意见，几乎所有成员国都不得不牺牲一些原则，因为它们是不能够控制自己伙伴们的。[20]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非洲国家开始取得独立时，实现泛非主义思想与创立新国家的现实成为突出问题，即如何在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同时，又要坚持非洲统一的思想。因为除去几个极少的例外，在殖民统治结束时，非洲国家几乎都是不同民族、不同部落的集合体，还不是民族国家。因此，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在每个国家培养民族意识，而谈不上使非洲大陆成为政治意义的统一民族。毕竟，非统这样的全洲性机构，多数情况下，其意向可能不是完全符合每一个成员国利益的。这就要求非洲领导人识大体、顾大局，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也有极少数国家领导人为了本国家民族利益，无视非统宪章的精神，屡屡发生背离泛非主义的事情。
其实，早在非统成立前，作为一个封建保守国家的摩洛哥站在激进的“卡萨布兰卡集团”中间就耐人寻味，原因是“卡萨布兰卡集团”的其他成员支持维护摩洛哥国家利益，即支持它对另一个集团(“布拉柴维尔集团”)成员毛里塔尼亚的领土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恩克鲁玛和班达。恩克鲁玛是一位激进忠诚的泛非主义者，为了非洲统一事业奋斗了终生。然而，1961年10月，恩克鲁玛与到访的索马里总理签署联合公报，则宣扬了改变非洲殖民边界的意愿。1965年，他领导下的加纳与上沃尔特、多哥之间发生领土争端，这不能不说是对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泛非事业的讽刺，既然整个非洲将是一个统一的“非洲合众国”，那么还有必要为某块领土而争得头破血流吗？这也深刻地反映了恩克鲁玛也没挣脱国家民族主义窠臼的另一面。
同时作为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者和泛非主义者马拉维总统班达[21]，在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面前，完全背离了泛非主义，成为一个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者。他领导下的马拉维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同少数白人政权罗得西亚，特别是同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保持着紧密友好的外交关系。经济发展中，马拉维是让南非的资金和技术起重要作用的唯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靠南非的财政和物资援助，班达在利隆圭建起一个新首都。
另外，利比亚与乍得、乌干达与坦桑尼亚、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等领土冲突，为了夺取土地和自然资源，把国家利益凌驾于他国和整个非洲地区利益之上，把国家民族主义凌驾于泛非主义之上，这些都是不尊重非统宪章原则的表现。
以少数几个国家组成区域性组织，有时是国家民族主义对抗泛非主义的方式。非统成立以后，“布拉柴维尔集团”仍然以政治组织形式存在，引起非统的高度关注。1963年8月，第一次非统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次地区组织的决议。要求次地区组织的建立必须尊重非统宪章，同时还要满足两个标准： 其一，国家间共同地理的现实和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其二，有关国家特别需要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等方面协调。[22]由于非统的创立，“非洲—马尔加什联盟”(UAM)存在的理由就发生了动摇。1964年3月，“非洲与马尔加什联盟”对来自非统的压力作出反应，决定把自己转换成纯经济和文化组织，即“非洲—马尔加什经济合作联盟”(UAMCE)。但是，由于非统成员国对于干涉国家内政，特别是在第二次刚果事件上的巨大分歧，应象牙海岸、上沃尔特、尼日尔和中非共和国要求建立一个更具政治色彩的组织，1965年2月，“非洲—马尔加什经济合作联盟”又改名为“非洲—马尔加什共同组织”。其宗旨是： 加强非洲和马尔加什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团结，以促进它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发展。[23]1970年8月，再次改名为“非洲—毛里求斯共同组织”(OCAM)，并决定该组织“非政治化”，完全致力于经济方面的合作。
跨界民族统一主义就是主张修改殖民时期遗留的边界，实现跨界民族统一。这其实是地方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主义的反应，以国家民族主义与泛非主义矛盾的形式出现。非统原则是尊重殖民主义者划定的非洲国家间边界，体现于非统宪章和1964年非统通过的《关于非洲边界不得改变的决议》。主要事件有： 刚果(金)、刚果(利)和安哥拉3国境内的巴刚果族曾要求复原历史，恢复刚果王国；尼日利亚、尼日尔和乍得3国境内的豪萨族试图建立“豪萨兰”国家；加纳与多哥、上沃尔特的边界冲突以及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边界争端等。其中，“大(泛)索马里主义”最为典型。索马里族被分割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肯尼亚北部地区、吉布提等几处地方，索马里民族主义者要求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由于索马里是单一索马里民族国家，索马里民族主义者的“大索马里国家”梦想就上升为索马里国家追求，并且写入索马里共和国宪法。索、埃之间的冲突，就是索马里游牧社会的民族主义与埃塞俄比亚古老的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表现。
地方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关系重大。地方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某一部族最大化地追求自己在一个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利益。当地方民族主义上升为国家民族主义，地方利益成为国家利益，该部族的利益追求就得到了实现，国家也就享有和平与稳定的红利。当某一地方民族主义没能成为国家民族主义时，国家的和平就受到了威胁，社会动乱、内战、族际冲突和军事政变就有可能发生。例如，尼日利亚存在许多部族，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在政治、经济、军事都拥有雄厚实力，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如果它们的利益稍失衡，就会引起利益损失者的不满，就要采取政治或军事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自独立以来，尼日利亚先后发生6次军事政变和2次未遂政变，导致尼政局动荡。在历任8位国家领导人中，除首任总统阿齐克韦和伊龙西来自东部伊博族以及奥巴桑乔来自西部约鲁巴族以外，其余5位均来自北部豪萨-富拉尼族或小部族安加族。[24]1967年6月，伊博族宣布脱离尼联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国”。“尽管尼日利亚民族主义日益向现代化发展，尽管这种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来自伊博族领导人自身，氏族的感情仍相当大程度地被保存下来。在企图建立‘比夫拉共和国’的斗争中，这种氏族感情表现得尤为突出。”[25]
卢旺达“双重种族灭绝”事件是另一个典型。卢旺达的图西族与胡图族积怨由来已久。1962年7月，卢旺达独立，掌握国家大权的胡图族人，对图西族进行报复性屠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韦纳尔·哈比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同乘的一架飞机在基加利机场坠毁，两位胡图族总统罹难。事发后，胡图族军人极端分子立即在全国大肆搜捕、屠杀图西族人，由此引发双方又一次轮番大屠杀。在4月6日至7月17日的100天内，约有50万人被杀，400万人流落他乡，卢旺达人口800万。
在1964年的非统首脑开罗会议上，肯雅塔说过：“我们今天应该有义务引领世界支持对南非的制裁，特别是让世界看到我们在非洲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自己不能作出最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世界认真看待我们。”[26]这说明非统成员国在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作斗争中，在追求非洲统一和发展征途中，必须作出巨大的国家民族牺牲。只有在每个国家、每个部族和每个部落为了整个大陆的利益而放弃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时，非洲才能团结一致，才有真正统一。尼雷尔认为： 非洲民族国家是非洲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工具；非洲民族主义如果不是泛非主义的话，那是无意义的、危险的、时代的错误。
在进入21世纪之始，由于非洲大陆的动荡不安、人民生活的困苦以及经济边缘化，泛非主义思想再次被激发。加强非洲的团结与统一、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复兴非洲的经济与文化成为非洲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在他们的支持和推动下，一个更能体现统一和团结的、更具权威和力量的非盟就应运而生了。从旧载体非统转到新载体非盟，泛非主义大大前行了一步。
自成立以来，非盟在加强地区团结、协调非洲国家立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促进了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经济展望》的信息，2003、2004和2005年连续三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都超过4%，分别是4．1%、4．4%和4．9%。2005年以后，非洲经济增长率将超过5%。[27]非盟在非洲地区安全和发展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处理苏丹达尔富尔和科特迪瓦危机，调解卢旺达、刚果(金)、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乍得与苏丹等国的冲突，推动索马里和布隆迪等民族和解进程以及协调推动非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非盟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已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联合国改革、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特别是在2005年拒绝了“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非盟使非洲国家对国际事务的集体影响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https://www.daowen.com)
非盟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肯定和支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指出：“中国高度评价非洲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区域合作、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赞赏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及次地区组织为此发挥的积极作用；重申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自主解决问题，支持非洲地区组织和次地区组织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支持非洲国家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28]
尽管如此，展望其发展前景，要完成泛非主义的宏伟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非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以非盟为新的载体的泛非主义，一定会高歌猛进，一路走好，把非洲带入辉煌。
【注释】
[1][英]巴兹尔·戴维逊： 《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第2页。
[2]李安山认为,“用‘地方民族主义’代替‘部族主义’虽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目前情况下可行的选择”。(参见李安山：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3]杰·阿·萨格伊、德·艾·威尔逊： 《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非洲历史研究》1985年第1—2期，第97页。
[4]葛公尚： 《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第39页。
[5]《科林·勒古姆谈非洲问题》，《西亚非洲资料》第91期，1983年4月5日，第24—25页。
[6]李安山：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7页。
[7][英]安东尼·D.史密斯：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8]唐大盾： 《非洲民族主义的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第18页。
[9]李安山：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43页。
[10][英]科林·勒古姆： 《泛非主义、黑人精神和非洲民族主义》，《民族译丛》1983年第3期，第16页。
[11]刘鸿武： 《文化同一性认同与非洲统一理想》，李保平、马瑞敏主编： 《非洲变革与发展》，第225页。
[12]唐大盾： 《非洲民族主义的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第18页。
[13]宁骚： 《试论当代非洲的部族问题》，《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第42页。
[14]在15世纪至19世纪的400年间奴隶贸易，非洲撒哈拉以南向外输出的人口不少于1 900万。(参见《十五至十九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15]宁骚： 《试论当代非洲的部族问题》，《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第47页。
[16]李安山：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述评》，李保平、马锐敏主编： 《非洲变革与发展》，第341页。
[17][美]威·爱·伯·杜波依斯： 《非洲： 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290页。
[18][英]科林·勒古姆： 《泛非主义、黑人精神和非洲民族主义》，《民族译丛》1983年第3期，第16页。
[19]唐大盾： 《论“非统”——兼论非洲的统一与发展》，《西亚非洲》1993年第5期，第15页。
[20]Richard E. Bissell, Apartheid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64.
[21]班达作为泛非主义者参加了1945年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五次泛非会议。(Tajudeen Abdul-Raheem, Pan-Aficanism：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4.)
[22]OAU Document, CM/Res. 5(Ⅰ).
[23]The menmbership is given in Chart Ⅰ in Berhanykun Andemicael, The OAU and the UN, pp.13，14.
[24]葛公尚主编：《万国博览·非洲卷》，第870页。
[25][英]科林·勒古姆： 《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第26页。
[26]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113.
[27]王莺莺： 《对非洲形势与国际地位的再认识》，《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第19页。
[28]《人民日报》200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