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坟寺抑或退居
《非幻庵香火圣像记》里有一段宗谦与郑和宣德初年同游南京牛首山的内容：“有师牧菴谦公继之，至宣德改元，师主牛头，时灵（太）监公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似乎是与这段文字相呼应，牛首山兜率崖（又称舍身岩）一带确是散布着不少古代建筑遗存，而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构件更触目皆是，所在多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物部门在牛首山东峰兜率崖下还发现了明代晚期僧人续宽所立记事碑与舍身岩香火田告示碑，两碑残存文字都提到了在兜率崖屡废屡兴的一组佛教建筑——兜率殿（宫）与观音阁[34]。郑一钧先生据此率先认为，年事渐高的郑和在宣德改元后造访南京牛首山兜率崖、辟支佛洞，无非是为自己寻找最后的归宿[35]。揆诸明代“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的背景[36]，继之而来的“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云云，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郑和是在为自家营造坟寺了，而在郑一钧、林梅村等诸多学者看来，位于兜率崖的兜率殿恰恰正是郑和“伐木鸠材，复崇栋宇”的坟寺[37]。
但问题是，令郑和“愕然有感”的南京牛首山兜率崖与辟支佛洞却并不在一处，兜率崖位于牛首山东峰，辟支佛洞则近于牛首山西峰，中间隔了偌大一个佛窟寺（弘觉寺）及其周围的附属建筑，现在因为在兜率崖发现了涉及兜率殿的碑刻资料与建筑残迹，就断定兜率殿为郑和坟寺，会不会有“凑合”之嫌？
2014年8月，南京郑和墓园文保所从南京南郊花神庙征集到一块清光绪十年（1884）九月立、篆额“咸阳世家”的碑铭，碑铭失座，碑身高98、宽48、厚12厘米，系早年南京牛首山西南农田改造时发现。碑文称郑和“出使西洋印度诸国，凡赐姓郑，守备南京，马府街即赐第处也。殁，敕奠于牛首山西偏……建广缘寺，以祀之礼也。”[38]尽管“咸阳世家”碑铭时代较晚，其中关于郑和家族早期世系的记载不免攀龙附凤之流习，但关于郑和最终以广缘寺作为坟寺的记载，不仅澄清了郑和研究的一大悬案，对于探究位于牛首山西麓郑和墓的确切位置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金陵梵刹志》所载：广缘寺属明代牛首山弘觉寺统辖的诸小刹之一，“东去所领弘觉寺二里，北去聚宝门三十五里。山门三楹，佛殿五楹，僧院一房。基址一亩六分，东至弘觉寺山，南至□□□，西至樊家民山，北至大石凹。田、地、山、塘共计五十五亩六分”[39]。也就是说，广缘寺的地理位置更接近郑和在牛首山“愕然有感”的另一处地点——辟支佛洞，于此可知，郑和固然不脱明代奉佛宦官终制之窠臼，但其所创立的坟寺却是后来为弘觉寺所统之广缘寺，与牛首山东峰兜率崖的兜率殿无涉。
又，鉴于牛首山兜率崖、辟支佛洞都从属于牛首山最知名的佛寺——佛窟寺（弘觉寺），故也有学者认为，“郑和还曾在牛首山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所在的佛寺‘复崇栋宇’。……则郑和‘复崇栋宇’者应该就是弘觉寺”。并且“查《金陵梵刹志》所载宣德十年右觉义道遐撰《牛首山佛窟寺兴造记略》云：‘永乐间，住山因宝稍事修缮，遽以年耄筑室投闲。住持宗谦复募资金，拓故址而广其缔构。始于宣德七年之首夏，落成于十年乙卯之孟春。’不但记录了住持宗谦其人，而且记录了宣德七年开始的扩建。《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宣德改元，师主牛头。时灵（太）监公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又记宣德乙卯（十年）宗谦追悼郑和。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宣德六年年底，其卒在宣德八年下西洋途中的古里，同年下西洋船队回，凡此，都使人怀疑宗谦主持的佛窟寺（弘觉寺）扩建也很可能与郑和有关，甚或也是出洋前许诺的那种模式”[40]。
从前后的因缘来看，这样的推论或许不无道理，但似乎难于应对景泰三年（1452）南京内官监内使阮昔所题弘觉寺田山帖文：“照南京敕赐弘觉禅寺，坐落应天府江宁县牛首山。先于洪武年间，本寺名为佛窟禅寺……臣系已故太监王瑾名下，宣德八年，本官到京公干，为见本寺荒废，自备木料砖瓦，倩工起盖佛殿、山门、廊庑及宝塔一座完备。正统年间，敕赐弘觉禅寺，一向命僧朝夕焚修，祝延圣寿。及南京城内，本官原有旧宅一所，景泰二年十一月内钦蒙敕赐改为承恩禅寺，命弘觉寺住僧福宽兼住掌管。臣思得二处寺院，俱是一处常住供给，僧众数多，别无分毫田土。如蒙准题，伏望圣恩怜悯，乞敕该部明白豁照旧拨赐本寺，永远供给僧众，实为便益。”[41]由此可知，明代牛首山弘觉寺（佛窟寺）佛殿、山门、廊庑连同今犹屹立的弘觉寺砖塔，都系宣德八年（1433）内官监内使阮昔自备木料砖瓦募工起建。阮昔虽亦寄衔内官监，但却身为宣宗朝最受宠眷的御用监太监王瑾的名下[42]，则王瑾之于阮昔，固“犹座师之视门生，亦若父子”，况且就出身与来历着眼，郑和与王瑾也分属永乐、宣德二朝先后形成的两个宦官势力圈层中各自的领军人物，这几乎注定了阮昔及其背后的宦官利益集团不可能会与郑和有相似的立场，阮昔即便出于避嫌，也不会与郑和保持不必要的过从。
明人叶盛童稚时曾亲见“芜（王瑾）过太仓，封西洋宝船，势张甚”[43]。检明宣德八年五月十五日苏州知府况钟《留官赈饥办差事》所述：“……现奉勘合西洋宝船回还，蒙差太监王瑾等前来封舶，正在嘉定地方宝山刘家港停泊。”[44]可知王瑾封查下西洋宝船，正值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宣德八年归返太仓之际，至于王瑾“封西洋宝船”之际耀武扬威的跋扈情状，或许也同明宣宗决意停罢下西洋，而以郑和、王景弘等为代表的前朝柄用内官亦随之将退出政治舞台有关。联系到阮昔在前述帖文中自承“宣德八年本官到南京公干”云云，则王瑾“封西洋宝船”之际，阮昔可能也身与其事。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客观上都充当了郑和七下西洋事业终结者的角色。
尽管牛首山弘觉寺势难与皇室倾力营造的南京三大寺天界寺、灵谷寺、大报恩寺相提并论，但在明代南京仍位列中刹，其规模之崇宏，恐非阮昔能以一己之力而奏功，背后理应有其时仍势焰熏天的御用监太监王瑾等大珰的支持。换言之，御用监太监王瑾及以王瑾为核心的宦官利益集团，才真正是宣德八年重兴牛首山佛窟寺（弘觉寺）并寺塔的功德主。唯此推断适亦有两点可资印证：其一为明景泰三年南京承恩寺《颁赐〈大藏经典〉碑》，其碑阴所题王瑾所行善事即有“造牛首山宝塔”云云[45]；其二即解放初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出土、施奉弘觉寺永充供养的鎏金喇嘛塔等宝物，据喇嘛塔上錾刻的铭文可知，其施主系与王瑾同寄衔御用监的太监李童（法名“福善”）。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牛首山弘觉寺及寺塔皆为明宣德朝备受宠幸的御用监太监王瑾差遣其名下阮昔募工起建，与郑和没有关系。
既非兜率殿，又非弘觉寺，那么郑和宣德改元览牛首山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后“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的，究竟会是哪一处佛教建筑呢？窃以为，如果将这句话还原到《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完整的语境中，则不难得到解答。
据《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标题以至内容，可知非幻庵始终是该篇文字的场景核心，《非幻庵香火圣像记》里涉及的人与事都是紧密围绕碧峰寺内的非幻庵这一场景来铺陈的，其间并无涉及郑和的坟寺问题。从阶段性着眼，可尝试将《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划分为五个彼此都有关联的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是菴所由作也”止，说的是非幻庵创建缘起与非幻禅师的简要事迹，其中涉及郑和师事非幻禅师的因缘经历；第二部分从“有师牧菴谦公继之”至郑和子侄“皆目击耳闻乎”止，说的是郑和与宗谦“览兜率崖、辟支佛洞”后“愕然有感”，进而向宗谦倾诉遗愿诸事；第三部分从“不期宣德庚戌”至“荫庇生存”止，说的是郑和子侄及其宦官僚属践行其遗愿，在宣德十年将允诺的法像、法器送付碧峰寺退居供奉之事；第四部分从“有参徒司设监太监刘公福”至“岂可言哉”止，则是追溯郑和生前的宣德四年，其宦官僚属重建碧峰寺退居殿宇之事，可视为第三部分的前缀或补充，仍属践行郑和遗愿的范畴；最后一部分从“天顺改元八月初”至文末，系住庵僧唯恐“湮门於前人之光”的絮语，其中“今尔等各□□□祖荫，步武先□”云云，可能还涉及对郑和子孙的教诲等内容。
综上所述，再回头玩味《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第二部分起首的郑和“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这番话，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今之视昔”心态下关于践行郑和遗愿的总括性概述，由这一总括性概述方才引出《圣像记》的具体内容亦即郑和遗愿及其操作实现的经过。因此，“伐木鸠材，复崇栋宇”所指应当正是《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第四部分司设监太监刘福与来宗震、韦宗惠、武宗润等宦官于宣德四年“重建（碧峰寺）退居殿宇若干楹”之事，并且从上文“复崇”到下文“重建”所对应的字面用语上的一致性，也都指向了将纪念非幻禅师的非幻庵改建为郑和终老的碧峰寺退居的工程。至于“像设起人之瞻敬”一语，则无疑是指宣德十年郑和子侄及宦官僚属将允诺的法像、法器送付碧峰寺退居供奉以为永远香火之事了。
（责任编辑：段志凌）
【注释】
[1]邵磊：南京市博物馆研究员
[2]［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九《碧峰寺》之《碧峰寺起止记略》，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金山江天寺影印本。
[3]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原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1929年1月10日出版，第47—64页。后收入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三联书店，1957年，第532—564页。
[4]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7—155页。
[5]周绍泉：《郑和的生年与卒年》，《上海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林梅村：《郑和忌日及身后事》，见载氏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第327—328页；葛晓康：《南京牛首山弘觉寺郑和德塔考证——兼考“三宝”和“三保”太监》，《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陈平平：《“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说的考讹证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6]此外，潘群《〈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试析》中的录文，自承系从周绍泉撰《郑和的生年与卒年》一文转引而来，故不仅周绍泉录文中的所有错舛均亦见于潘群文中，还新增了两处手民之误：其一是“并古铜炉、瓶及钟、磬、乐（药）师灯、供具等”，潘群抄文脱“供”字；“荫庇生存”之“荫”字，潘群抄文误为“萌”。
[7]如“剏业既成”之“剏”，即“创”字，周绍泉、葛晓康二文皆误为“建”；“当垂家训”与后文“益垂久远”之“垂”字，葛晓康文皆误为“乘”；“碧峰山麓之巅”之“巅”字，周绍泉文误作“岩”，葛晓康文以“□”代；“子今请文为记，且论于事，奚不可哉？”句中首字，周绍泉文释为“予”，不文，推究其前后文意当释为“子”；“乃伐不鸠材”之“不”，应系“木”字，陈平平文误为“石”；“吾因经西洋番邦诸国”之“因”字，林梅村文误作“回”，葛晓康文脱“西洋”二字；“并古铜炉、瓶及钟、磬、乐师灯、供具等”，林梅村文误“并”为“及”；周绍泉、葛晓康二文皆误“磬”为“声”；“逮吾西洋回还”之“吾”字，林梅村文误作“下”，葛晓康文误作“侯”；“感慕曩日惠”之“慕”字，周绍泉文误作“承”；“与同先太监公共下西洋”，葛晓康文误“与”为“兴”，林梅村文在“先”与“太监”之间衍“公”字；“若炉、瓶、钟、磬、灯、床”，葛晓康文作“若灵、钟、榀、磬、灯、床”；“次翼福祉”之“翼”字，林梅村文误作“万”；“来公宗震”之“来”，周绍泉文误作“宋”，葛晓康文误作“采”；“宣德己酉”，周绍泉文“宣德己”三字皆未释出；“韦公宗惠”，周绍泉文释作“□公宗庆”；“武公宗润及众官等”之“润”“等”二字，周绍泉文将前字示为“□”，后字脱漏；“尽心竭力重建退居殿宇若干楹”之“尽心”二字，周绍泉文误作“益□”，葛晓康文误作“戴必”；“重建退居殿宇若干楹，□目□□足亢大方□□造□□仍置龛函供桌供器”，周绍泉“退居殿宇若干楹”“目”“足亢大方”“造”“仍置龛函供”等字皆未释出；“复建影□□粧师祖真容□□，及剃度门僧于中”，周绍泉文“粧师祖真容”“及剃”等字皆未释出；“父母宗亲俱霑勋利”，周绍泉文“父母”“亲俱霑勋”等字皆未释或误释；“天顺改元八月初□□□□□本菴怀□等曰”，周绍泉文作“天顺改元八月□□□□□□本菴怀□□□”；“且□厥□□□□□吾等蓋□非幻师重建□□□□具福德，诏承□□□”，周绍泉文“厥”“蓋”“非幻师重建”“诏承”等字俱未释出；“步武先□”，周绍泉文作“步武无改”；“吾今恐后之居菴者□□考，湮门於前人之光，有负吾等之念”，周绍泉文“者”字未释出，“考”“门於”“念”三字也分别误释为“致”“闲”“闲”；“□录其事，用勒于石，□□悠久继志，使其后之居者”，周绍泉文“录”“石”二字未释出，“勒”“者”二字分别误释为“勤”“庵”。
[8]［明］二南里人（罗懋登）编次，三山道人绣梓：《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附录之四，《古本小说集刊》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刊本，1994年，第2725—2728页。
[9]《癸辛杂识别集上·祖杰》：“温州乐清县僧祖杰……无义之财极丰，遂结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为退居，号春雨庵，华丽之甚。”（［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8年，第261页。）
[10]［明］金寔：《觉非斋文集》卷二一《大明故僧录司右阐教非幻大禅师塔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成化元年唐瑜刻本，1995年，第177、178页。
[11]据冯承钧撰《〈瀛涯胜览〉校注序》：“考《佛说摩利支天经》，经后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有云：‘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丑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6期，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又，姚广孝题记图版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图版四，齐鲁书社，1989年。
[12]《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九《碧峰寺》之《碧峰寺起止记略》谓：“禅师石姓，讳金碧峰者……弟子极众，得真传者四：宝衲头、广尚士、道衍、道永等。”其中，道永即非幻禅师。
[13]《郑和忌日及身后事》，第328页。
[14]《郑和忌日及身后事》注12，第342页。
[15]《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第148页。
[16]据《明史》《明太宗实录》等记载，徐皇后永乐五年在南京宫殿内病故，因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所以下令将徐皇后暂时安厝皇宫内，并于该年年底派人前往北京郊区天寿山卜选陵地。奉命卜选陵地的是礼部尚书赵羾、钦天监阴阳训术曾从政、钦天监阴阳人刘玉渊，此外还包括谙晓风水之说的官员以及从民间请来的风水术士，如江西风水术士廖均卿与从浙江应诏的非幻禅师等。
[17]《明太宗实录》卷一四〇：永乐十一年五月“壬寅，定管建长陵功：赏……五官灵台郎吴永，始以僧授，改升僧录司右阐教。各赏彩帛二表里，钞百六十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1684、1685页。）(https://www.daowen.com)
[18]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载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562页。
[19]《郑和忌日及身后事》，第327页。
[20]金碧峰奉使西洋事见《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九《碧峰寺》之《碧峰寺起止记略》。此外，在“非幻禅师塔铭”碑阴所镌清代乾隆五年（1740）八月所立的“碧峰寺非幻庵重建罗汉殿碑记”起首，也镌有“夫碧峰寺之有罗汉殿者，盖前明碧峰禅师奉使西域，入古里国得十八应真罗汉香木像，迓之而归，就寺内之西偏构殿，制龛安之左右”等内容。
[21]［明］宋濂：《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寂照圆明大禅师壁（碧）峰金公设（舍）利塔碑》，《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62、663页。
[22]［明］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下卷《寺观》：“碧峰寺有沉香罗汉像，甚奇古，相传是郑和从西番来者，与今梵宫所塑不同。”《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23]［清］佟世燕修：《康熙江宁县志》卷五《陵墓》，南京博物院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
[24]［明］叶盛撰 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三四《太监陈芜恩宠》，《元明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331页。
[25]明代太仓卫副千户周闻墓志录文，参见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4、25页。
[26]邵磊：《南京博物院藏南京出土明代墓志三考》，《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十四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
[27]［明］李昭祥撰，王亮功校点：《龙江船厂志》第五卷《敛财志·地课》，《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9、110页。
[28]关于盗卖龙江提举司菜地的郑和的孙子名讳，林梅村先生等据呈文断作“郑灏招”，并将此“郑灏招”之名讳开列于《郑和忌日及身后事》一文所附郑和家谱列表的“孙辈”一栏。然揆诸呈文之语境，“招”宜应解为“招承供认”之意。若此，则弘治二年因盗卖龙江提举司菜地而被查办的郑和孙子之名当作“郑灏”，而非“郑灏招”。前引《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述及的“本族户侯郑均曰义”，应当就是郑灏的父亲。另据《龙江船厂志》所谓“太监已死，子孙陆续卖与江宁县已故民人宋谦”云云，可证早自郑灏的父亲“郑均曰义”始，就已在从事盗卖南京龙江提举司菜地的违法行径了。
[29]《郑和忌日及身后事》，第329页。
[30]据南京市博物馆藏《大明故僧录司右阐教非幻大禅师塔铭》原碑正文第20行，记述非幻禅师“弟子曰正宗、曰正隆、曰宗成、曰正行、曰普叡、曰宗谦、曰宗贤、曰智绍”。而明成化元年刊金寔《觉非斋文集》卷二一《大明故僧录司右阐教非幻大禅师塔铭》，所记非幻禅师“弟子曰正宗、曰正隆、曰宗成、曰正行、曰普叡、曰宗贤、曰智绍”，唯失记“曰宗谦”。
[31]据《敕郑和重建礼拜寺》：“敕太监郑和：尔以所造龙船，乃差内官高定住进来，果造得平稳轻捷，足见尔忠敬之心，朕甚嘉悦。就赏赐尔物件，付与高定住将来，酬尔美意。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与尔为下番之费，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惟尔心腹知识，老成旧人，以副朕委任之重，尔宜慎之。得尔所奏，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祈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敬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使，既以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官监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故敕。宣德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载清代伊斯兰教学者刘智撰《天方至圣实录》卷二〇，《续修四库全书》第1296册影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金陵启承堂刻、五十年（1785）袁国祚印本，第468页。
[32]郑鹤声、郑一钧撰《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一文认为李恺、李兴为同一人。
[33]［明］马欢撰，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4]据晚明主持僧续宽所立记事碑、舍身岩香火田告示碑，位于舍身崖上的兜率宫与观音阁，当是同一组建筑。但传世文献对兜率殿却鲜有提及，唯《金陵梵刹志·牛首山弘觉寺》之“山水”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载：“兜率岩一名舍身台，在东峰之阳。由石磴盘旋以上，垒石为浮图，游人每绕之。台下有殿，被火毁。今复建有小殿，面视无蔽”。而结合明代盛时泰《牛首山志·岩洞志》所云：“兜率岩，一名舍身台，在东峰之阳。由石磴盘旋以上，垒石为浮屠，游人每绕之，云当得福。台下有殿，殿旁僧寮一，题为‘凭虚阁’，面视无蔽”。可知凭虚阁正是《金陵梵刹志·牛首山弘觉寺》曾述及在兜率岩下复建的“面视无蔽”的小殿。据《金陵梵刹志》所附弘觉寺图可知，“面视无蔽”的凭虚阁正位于兜率岩石浮屠之下，与文殊祠（洞）比邻。从方位上看，《金陵梵刹志·牛首山弘觉寺》述及位于凭虚阁旧址的原本被火毁的佛殿，应即兜率殿。换言之，郑和于明宣德年间始建的兜率殿的位置，大致与明代牛首山弘觉寺图标示的凭虚阁地点叠合。
[35]此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活动前夕，郑一钧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转引自于峰：《郑和牛首山上曾建身后墓地》，《金陵晚报》2004年11月24日。
[36]［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见闻琐事杂记》，《北京古籍丛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
[37]《郑和忌日及身后事》，第341页。
[38]刘文庆：《大航海家郑和的坟寺：广缘寺之新发现》，《大众考古》2015年第6期。
[39]《金陵梵刹志》卷三三《广缘寺》。
[40]杨晓春：《古代航海与宗教祈祷——读郑和下西洋有关碑刻札记》，《中国历代涉海碑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8月。
[41]《牛首山志》下卷《原设碑记》，《南京文献》第1号，第58页。此外，《金陵梵刹志》卷五十《各寺租额条例·弘觉寺常住》下所录《拨还弘觉寺田山帖文》，则删除了阮昔自述兴建弘觉寺及寺塔等方面的内容。
[42]明代对小宦官的教育，除了入内书堂进行常规教育这一正途外，还有一种师傅带徒弟形式的“名下”制，此即《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二》：“张鲸，新城人，太监张宏名下也，内竖初入宫，必投一大珰为主，谓之‘名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7804页。相对于“名下”而言，小宦官所投靠的宦官主子又有“本管”与“照管”之分，据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五《逆贤羽翼纪略》：“中官规矩，本管者，视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者，视房考，同官视同门。本管之于名下，照管之于侄子，犹座师之视门生，亦若父子焉。”第68页。
[43]［明］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三四《太监陈芜恩宠》，《元明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331页。同一史事，明人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赐内官宫人》亦予转载。
[44]［明］况钟撰，吴奈夫点校：《况太守集》卷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
[45]［清］释鹰巢编，詹天灵点校：《承恩寺缘起碑板录》之《颁赐大藏经典碑》所附关于碑阴内容的按语，《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