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 面镌石
《墨拓胤禛行书魏徴上太宗十思疏册》（图1）是现藏故宫的一件雍正皇帝书法拓本。行书，尾款“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书”。胤禛此件墨迹，原为卷装，《石渠宝笈》有记载：“世宗宪皇帝御书《魏征十思疏》一卷，贮乾清宫。素绢本，行书。款识云‘御笔，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书’，下有‘朝乾夕惕’‘雍正宸翰’二玺，前有‘为君难’一玺。卷髙四尺一寸六分，广七尺七寸。”[4]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代大臣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奏章。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实行利国利民政策。历经十几年治理，经济得以发展，百姓生活逐渐富裕，边防巩固安无战事。因此太宗有了骄奢情绪，他四处巡游，大修宫殿庙宇。魏徵对此极为忧虑，担心繁荣后面隐藏的危机，于是频频上疏，《谏太宗十思疏》即其中之一。此疏主要内容是劝谏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太宗看后猛然警醒，将其奉为座右铭。“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和措施。“疏”即“奏疏”，是古代臣子议事时向君主进言的一种文体。拓本释文：
图1 《墨拓胤禛行书魏徴上太宗十思疏册》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懼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职役哉！
胤禛所书拓本，与《四库全书》等版本文字不尽相同，不同之字举一例：“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中的“胡越”，中国古代称北边的或西域的民族为胡人。胡越，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比喻距离遥远。意思是：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四库全书》等版本，为“吴越”，吴越是指春秋时两个敌对的诸侯国吴国和越国。词句大意为：竭尽诚心，敌对的势力也能相联合，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胡越”与“吴越”意思并不相左。
清圣祖玄烨、高宗弘历等皆书写过此篇文章，现在故宫还收藏有弘历此文墨迹。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记载，雍正四年（1726）三月初七，据圆明园来帖称，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交来御笔《十思疏》一卷，着托裱。二十日，托裱完成，交太监王璋持去。此条之记载，即存于乾清宫的那卷墨迹[5]。之后依墨迹镌石，《石渠宝笈三编》记录了一件拓本，也曾贮乾清宫：本幅（墨纸）十七对幅（页），皆纵一尺，横八寸，墨拓御笔行楷书，款识“御笔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书”。摹宝（刻印）“为君难”“朝乾夕惕”“雍正宸翰”。鉴藏宝玺“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6]。点查故宫藏品，只有拓本一册。墨纸开数、前后刻印、鉴藏印等正与《石渠宝笈》所记之本相合，可以肯定是本即当年选中并著录者。无论拓工还是装裱，此本皆为上乘之作。其以莲花、如意、连珠纹饰及凤凰、蝴蝶图案织锦作封面、封底。白纸挖镶，蝴蝶装，乌金精拓，光亮鉴人。墨纸十七开，尺寸半开纵32.9厘米，横24.4厘米。无题跋。
几年前，故宫在清理院里各处残石时，发现了一块石刻。这是一块纵近2米，宽2米多的横石，一面刻胤禛书《十思疏》（图2），一面刻《金刚经塔图》，正是库房拓本的原石。这才弄清楚为何拓本不能如其他刻帖一样根据适当尺寸作经折装或剪方裱，是因为尺寸太大，只能与碑文一样剪字裱或剪条裱。据《清通志》记载，这件胤禛书于雍正四年（1726）二月初九日的行书作品，是利用了已经刻成的《金刚经塔图》背面镌刻的：“世宗宪皇帝御书《十思疏》，敬刻《金刚经塔图》碑阴。”[7]由于塔图纵长横短，刊《十思疏》时，文字却是按照横石镌刻，导致如果胤禛的书法摆正，《金刚经塔图》文字及图案就侧倒。塔图放正，胤禛书法也同样侧倒。从此件石刻可以看出，当时只是关注拓片完成后拓出的效果，并不在意它镌刻在石头上是什么样子，无论是崇信的佛教，还是至高无上皇帝的字迹，正侧反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有否适合的石材刊刻。
图2 《胤禛行书魏徴上太宗十思疏》刻石
其实，从清宫刻帖可以看出形式取决于用途，如《三希堂法帖》镶于北海阅鼓楼，《墨妙轩法帖》嵌在万寿山恵山园墨妙轩两壁间，《敬胜斋法帖》在故宫乐寿堂、颐和轩东西游廊墙壁上，《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在圆明园长春园淳化轩与含经堂之间的回廊间。这些帖石因目的是镶嵌在建筑上以供观赏，所以单面刻字。在光绪九年（1883）三月十七日的《奏报遵旨查明〈勤政殿〉等石刻十种并备用石刻十五种呈览片》中[8]，记载了当时查验的石刻镌刻及伤残、碱化情况，有两面镌石的：
《勤政论》，赵秉冲书，大字楷书，计石刻二块。背面附刻《洪范九五福联句》。
《耕织图联句》，王际华书小字楷书，计石刻四块，双面刻字。(https://www.daowen.com)
《洪范九五福之一曰寿联句》，王杰书小字楷书，计石刻六块。内双面刻字五块。
《洪范九五福之二曰福联句》，王杰书小字楷书，计石刻二十二块，内双面刻字六块，背面附刻《授时通考》七块。
《洪范九五福之三曰康宁联句》，王杰书小字楷书，计石刻二十六块，内双面刻字七块，背面附刻《授时通考》十九块。
《洪范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联句》，王杰书小字楷书，计石刻二十三块，内双面刻字八块，背面附刻《授时通考》十三块，《春胜联句》一块。
《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联句》，王杰书小字楷书，计石刻十七块，内双面刻字十块，背面附刻《春胜联句》七块。
《喜雪赋》，桂芳书大字行楷，计石刻七块，背面附刻《千叟宴》联句三块、《洪范九五福联句》四块。
《词林典故联句》，戴衢亨书小字楷书，计石刻五十四块，背面附刻《洪范九五福联句》十九块。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初镌刻帖石的目的就是拓印拓本，不是陈设上墙供以观赏。用石则尽量利用原有的，待到拓印时，根据记载，将石版找齐，拓制一批即可。以上整理之记录，即可作为其后找寻的依据。
清宫墨拓是成批拓印，数量极大，如《清实录》记载，咸丰元年（1851）九月时，奉谕旨，惠亲王等奏请镌刻的《御笔四言韵文》，拓印墨刻呈览，批示照所请先拓印二千份交礼部颁发。如拓本不够分发，让武英殿继续拓印，并准许各直省摹勒刊印以广教思。咸丰时期国力已弱，尚且刊印许多，更况乎乾隆之朝[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