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的灾难
我们已经知道，1916年初处于孤立地位的罗马尼亚，多么容易受威逼利诱加入日耳曼强国阵营。我们已经看到法金汉如何把矛头转向西方对准法国，并让奥地利将矛头指向意大利，从而减轻罗马尼亚受到的敌对压力，因而她可再保持6个月骑墙的观望态度。现在一系列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法金汉愚蠢地策划了两起重大灾难，8月底，第二起灾难落到了中欧帝国头上，即罗马尼亚对其宣战。尽管勃鲁西洛夫6月初的胜利使罗对其宣战的危险步步逼近，德国为阻止危险的发生采取了重大的预防措施，但实际宣战比德国政府预料的还要快得多，这一点令德国舆论为之震惊。一场表示愤怒与憎恶的自发运动席卷德意志帝国；德国的地位在此关键时刻，的确比最终崩溃前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危急。凡尔登战役仍在大量消耗德国的资源，那里即将发生最严重的、精神上的失败。索姆河之战正处于高潮，英军并未因遭受的损失而止步，继续将新的部队投入战斗，而且间隔不久就发动可怕的攻击。德军在西线受到的压力非常沉重；凡尔登之战的失败感和在索姆河慢慢被优势兵力压倒和消耗殆尽的情形，影响了军队的士气。物资的消耗和战斗中的损失使德军的储备捉襟见肘。前线吃紧，严冬御寒物短缺，德军要在此情况下挨过许多星期的危机和应付捉摸不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失败令人瞩目，东方的整个南部战线变幻莫测。俄军似潮水般滚滚向前，势不可挡。20多万捷克军争先恐后地投降敌人，并作为独立的兵团被编入俄军。意大利向伊松佐河的反攻正在开展。奥匈帝国的全部抵抗力量渐渐分崩离析。此时，一支勇敢和训练有素的500 000罗马尼亚新军投向了天平的另一端，在日耳曼国家最薄弱和最易受伤害的战区参战。至关重要的罗马尼亚谷仓和油田丧失了，连匈牙利大平原本身也岌岌可危。长期封锁的压力大伤德国民众的元气，多方面牵制进一步恶化了战争物资的生产。
在此前景暗淡绝望之时，理解德国民众情绪的皇帝求助于领导战争的两个伟大军人，他们曾以寡不敌众的兵力长期阻止了东方敌人的推进，在他们的眉宇间仍闪烁着坦嫩贝格胜利的光彩。8月28日，即罗马尼亚宣战的第二天，法金汉接到皇帝军事会议主席冯·林克伯爵的通知说，皇帝陛下已决定召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法金汉理解这是罢免他的暗示，于是马上辞职。当晚，兴登堡任参谋长，鲁登道夫任副参谋长并享有同等权力，二人共同执掌同盟国战时最高指挥权。
此二人之间关系如何？兴登堡将他们的关系描述为美满的婚姻。“在这样的关系中，”他写道，［1］“第三者怎能清楚地分清我们两人的功过呢？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如出一辙，往往一个人说的就表达了另一个人的愿望和感受。当我了解鲁登道夫将军的价值之后，而且是很快了解的，我就了解到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快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力量，充分发挥其近乎超人的工作能力以不倦地贯彻参谋长的决定，如果有必要便为他扫清道路，扫清我们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目标所指向的道路……我们的军事政治信念的一致性构成了我们关于正确利用国家资源的共同观点的基础。意见的分歧不难调和，任何一方都不曾因产生被迫服从的感觉而妨碍我们的关系。”
这位年事已高的陆军元帅，因爱国主义和没有妒忌的性格而始终精神振奋。他已年迈，他军旅生涯的黄金时代已过去，由于战争发生的巨变，使他甘心情愿地将创议、准备和执行等机会几乎完全交给性格暴烈的同僚，他自己则对完全同意的最重大决定，凭借位高权重清除执行道路上的障碍和反对意见。他们在整个大战期间表现了绝对的团结。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看事实，那么毫无疑问的是，鲁登道夫支配一切，而兴登堡主要是被挑选出来使他能支配一切。重大决定是在鲁登道夫的脑子里做出的，经过兴登堡有能力的手，调动与控制整个德国军队以及军队以外诸多事务。鲁登道夫就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主人。这位军事神父，他完全是德国的控制与驱动力量，不但在整个大战的52个月期间，而且很大程度上，在战前和造成战争的形势中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参谋部的成员由职业的志同道合和信奉共同信条这种最紧密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和陆军其他部分的关系有如鼎盛时期的耶稣会教士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他们派在每位指挥官身边的代表和在总部的代表，说的是参谋部的语言，致力于维护对参谋部的信赖关系。担任德国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的将军们，连兴登堡本人在内，几乎难以置信地被这一伙人视为傀儡，仅此而已。参谋部安排一切，而对将军们的权威、意见或希望不屑一顾。参谋部指挥战事、制定决策并将这些决策通知下属机构。鲁登道夫俨然是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在他与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多次谈话中，从来不提兴登堡的名字来支持一个决定或证明决定的正确。
不过这丝毫无损于兴登堡的名望，他宽宏大量地顺从了这一模式，他肯定这样的模式是符合皇帝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的。但是有必要指出，人们总是把自己相信的东西当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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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期待已久的宝贵机会不但已经来临，而且已经过去。
一俟俄国的胜利明白无误，布拉蒂亚诺内阁即果断决定参战。长期的困惑、迟疑和讨价还价结束了。此时罗马尼亚得到了从未得到过的，可以为实现国家的雄心和罗马尼亚各民族的统一完整全力以赴而战的时机。一旦做出这一决定，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据此采取行动。当勃鲁西洛夫的军队在加利西亚滚滚向前的时候，当奥地利的波希米亚部队成千上万争先恐后地投降的时候，当吃惊的俄国士兵收缴战俘、武器和物资等大量战利品的时候，当德军还没来得及从北方和西方调来军队重建其支离破碎的防线的时候，正是罗马尼亚介入的时机。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总动员令，若在6月10日左右发布，可望在月底之前当同盟国的整个东南战线处于一片混乱之际，将相当数量的罗马尼亚部队投入战斗。此举的影响有深远的意义，且可能证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
讨价还价、静待事态的发展、力求化险为夷、遇事谨小慎微等习惯，在布拉蒂亚诺的政策中根深蒂固，以致浪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用于谈判。在罗马尼亚政府做出承诺之前，务求事事定当，对方必须给予最高的回报，以及保证她实际上完全不受伤害。规定俄国军队和萨洛尼卡军队可能的调动以及武器弹药供应等军事协议，谈判起来并不比政治、金融以及领土问题容易，为此罗马尼亚政府通过电报往来与各协约国政府进行了大费周章和细微末节的讨论。英、法两国政府——对即将来到的索姆河战役的胜利寄予厚望——现在突然急切地想不惜代价地得到罗马尼亚的帮助。俄国为了即将揭晓的理由，显得不那么热情。然而必须有俄国的同意，一切主要军事安排才能决定下来。在这种频繁的讨论中，6月所剩时间和整个7月悄悄地迅逝了。
与此同时，法金汉并非无所事事。德国部队在东线各地与俄军对峙，增援部队从德国前线各地拼凑起来，匆匆赶赴勃鲁西洛夫侵入的地段。到6月底，俄军的推进放慢了，到了7月中旬，奥、德战线重新连接并或多或少地稳定下来。维也纳、柏林和索非亚随即充满了对罗马尼亚态度的最严重的担忧。因此在6月和7月，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尽最大可能、稳步地进入到靠近罗马尼亚边界的预防阵地。
直到8月27日，罗马尼亚向奥匈宣战，命令全国总动员并准备将军队开进特兰西瓦尼亚。她从协约国得到以下军事许诺：一，俄国对奥地利军队，尤其在布科维纳的奥军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二，俄军派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在罗总动员的第一天开往多布罗加；三，在罗马尼亚参战的同时，协约国从萨洛尼卡发起进攻。
所有这些措施和协约国政治上的补充手段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罗马尼亚政府因讨论而损失的那1个月或6周宝贵时间的价值。谨慎变成了轻率，求安全反被慎小和过虑所害。同盟国逃脱了勃鲁西洛夫加予她们的灾难和毁灭，此时已经被组织起来承受一个新敌手的攻击。罗马尼亚的攻击已不再是意外而是预见到了的，只要同盟国的资源允许就得加以防范。罗马尼亚大地上有23个组织良好的师，有超过150万能够扛枪的兵员，罗马尼亚还可以切断对中欧国家的谷物和石油的供应。在其敌友看来，这才是德国及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伙伴必须面对的最严重打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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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和保加利亚合围的乌云向罗马尼亚四周聚集的时候，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萨洛尼卡前线的形势，罗马尼亚一直期待从那里得到直接的及时援助。
协约国以萨洛尼卡为基地的军队的来到是罗马尼亚决策的重大因素之一。法军、英军、塞尔维亚军、一个意大利师和一个俄国旅，五国近400 000人现在分布于沿保加利亚周围群山脚下以及该国所建立的边防线一带。罗马尼亚在协议中讲定：如果可能，这支军队要在她参战的前两周，或在最糟的情况下即于她参战同时，向保加利亚发动一次全面进攻。对此英、法政府均表示同意。根据这个协议，霞飞有责任命令指挥协约国军队的萨拉伊将军在不迟于8月10日的时间内出动他的军队。“在认为适当的时候，东线军队联合所有部队沿希腊边境向敌人联军发起进攻，如果成功，即向索非亚方向追击敌人。”这一雄心勃勃的命令与现实不符。英军总司令米尔恩将军报告说，对保加利亚军的进攻不会成功。他认为破釜沉舟的敌军能够长期守住保加利亚阵地。战线过广，合适兵力的缺乏，三国部队之间合作的困难，处于左翼的塞尔维亚军的可疑素质以及重炮品质欠佳等，都属于他所想到的不利条件。威廉·罗伯逊爵士记录了自己的意见：保加利亚军队在她们自己国内是极好的卫士，塞尔维亚军队尚未从灾难中恢复元气，所以没有一名英军军官赞成这一冒险行动。英国政府根本不信任萨拉伊将军，因此他与英国同事之间的摩擦持续不断。
罗马尼亚战役 1916年初
这些悲观主义的看法并没有完全得到后来事实的证明。塞尔维亚军队经过重组、训练、补充给养之后，在时机来临时表明自己是一支毫不宽容的军队。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内阁不顾提交给他们的报告，仍然同法国一道怂恿罗马尼亚依赖萨洛尼卡军队的有效进攻。的确，在巴尔干协约国军无法阻止保加利亚投入其主要兵力对付罗马尼亚。结果做出的安排是，米尔恩将军率英军以积极防御保护萨拉伊的右翼，而萨拉伊本人不得不将霞飞命令的总攻击降格为佯攻，并由塞尔维亚军发动一场包抄进攻。纵然如此，他还得沿一条单线铁路为8个师提供给养。在整个战线他只能调集到不超过14个师，用以对付在坚固的山区设防的保加利亚和德国的23个师。连这些有限的军事行动的日期也延迟到了9月底。其时，德保联军首先发动攻击，虽然在别处被打退，但还是攻抵海滨，并于9月18日在卡瓦拉俘获一个希腊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萨拉伊居然成功地攻占了莫纳斯提尔。在进攻的实际战线上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每一方都调集了190 000人和800至900门大炮。但是这个成就完全没有对决定罗马尼亚命运的斗争产生影响。有人指责萨拉伊将军的脾气和性格有种种缺点，但即使这些缺点一一为无可争辩的美德所取代，形势也不可能获得更好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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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从宣战之时起，其岌岌可危的地位日益明显。王国的主要部分是一舌状地带，长约300英里，宽100英里。北以南喀尔巴阡山脉为屏障，南以宽阔的多瑙河为界；大致在舌状地带的中心处即其首都布加勒斯特。奥、德军队集结在南喀尔巴阡山脉背后；而保加利亚军队蜷伏在多瑙河对岸。四个月足以夹碎罗马尼亚，就像夹碎钳子中间的核桃。
关于罗马尼亚四周的边界还要说几句。多瑙河貌似可靠的屏障，它流经此地的大部分河段穿过平原上的深水槽，多处宽近1英里。在锡斯托瓦、图尔图尔卡伊和锡利斯特拉等重要地段的河岸筑有堡垒，这些堡垒在重榴炮弹出现前被认为是难以攻下的要塞。多瑙河流至河口，将多布罗加县包围在其水域与黑海之间，该县是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末，不费一枪一弹从衰竭的保加利亚夺取的。挺进多布罗加，左控多瑙河，右达黑海海岸，这个想法激发了每个保加利亚人的雄心壮志，奋力想要切断罗马尼亚这条舌头的舌根。
罗马尼亚北面的山脉是比多瑙河边境线更加有效的防御体系。南喀尔巴阡山脉高度为6 000至7 000英尺，山体有森林、多草台地和圆形岩峰三层。这一壁垒中间自北向南有四条主要通道，贯穿2 000至3 000英尺深，许多英里长的陡峭山崖裂缝，其中最西的一条较窄的小路与武尔坎通道相接。南喀尔巴阡山脉在最东端成直角折入喀尔巴阡山脉，此处邻近俄国普鲁特河边境，即是罗马尼亚北方县份摩尔达维亚。这里就是新战争的战场。
8月27日罗马尼亚动员了23个师，其中10个师训练有素，5个师次之，其余皆为后备队伍，总计超过500 000人。然而罗马尼亚军队的大炮力量弱，且弹药供给严重不足。她的主要军火库又在参战前数日神秘地发生爆炸。该国的战场电话装备非常落后，拥有的飞机寥寥无几，既无壕堑迫击炮也没有毒气。罗马尼亚的政治家们起初似乎寄希望于——回首往事这真是异想天开——保加利亚不会向她宣战。当这个希望在9月1日破灭时，罗马尼亚仍然相信萨拉伊将军的介入将把保加利亚兵力牵制在萨洛尼卡前线。她还希望德军因受到强大压力而抽不出大量兵力，她还依仗俄国明确答应的强大而迅速的援助。罗马尼亚的兵力分为四大集团军，其中第3集团军守卫多瑙河和多布罗加，第1和第2集团军扼守穿过南喀尔巴阡山脉的各通道，第4集团军希望以后得到第2集团军的合作，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入侵特兰西瓦尼亚。50 000人组成的中央后备军防守布加勒斯特。
起初，在特兰西瓦尼亚仅有5个疲惫的奥地利师，但9月上半月4个德国师已经接近。且自9月6日起，法金汉亲自担任这些部队的指挥。3个保加利亚师和1个骑兵师，以及调自萨洛尼卡前线的1个德国师之一部分集结在令人敬畏的马肯森麾下，屯兵多瑙河对岸直指多布罗加。
尽管罗马尼亚军队拥有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但只要研究一下作战地图就令人焦虑不安。当时任战时国务大臣的劳合·乔治先生曾向我全面解释了那里的局势，我们在沃尔顿希思长谈时双方都对此感到惊恐。此后，他写信向首相提出虽为时已晚但却是严肃的警告。萨拉伊和萨洛尼卡的军队不能投入战斗，剩下来只有俄国的援助了，而这件事又运气不好。由于罗马尼亚老国王在战前与奥匈帝国签订了条约，俄国一直视罗马尼亚为潜在的敌人；因此，南俄铁路系统不通到罗马尼亚边界，在俄国铁路终点站列尼与最近的罗马尼亚的加拉茨铁路线之间实际上有20英里的空隙；所以俄国不可能很快援助她的新盟友。阿列克谢耶夫和精明强干的俄军参谋部了解罗马尼亚问题的程度远远胜过缺乏耐心的西方协约国，协约国对俄国对介入罗马尼亚持冷淡态度一直忧心忡忡。
正当接纳一个新盟友的欢呼声响彻法、英新闻界之时，令人吃惊的消息来到。9月1日，马肯森入侵多布罗加。9月6日，他率领保加利亚军队和德国榴弹炮队摧毁了图尔图尔卡伊的多瑙河要塞，俘虏25 000名罗马尼亚军并缴获100门大炮。马肯森迅速前进通过多布罗加，到9月底已差不多到达与黑海之滨康斯坦察平行的地方，途中占领了罗军放弃的锡利斯特拉要塞。到10月第三个星期攻克康斯坦察。他留下一半军队修筑自多瑙河至黑海的壕堑线防守征服的领土，率领余部（又增加一个土耳其师和保加利亚师）横渡布加勒斯特对面的多瑙河，离布加勒斯特只有40英里，对都城构成很大威胁。这一威胁不是没有目的的。在保加利亚入侵多布罗加的同时，法金汉也正在探察南喀尔巴阡山脉的通道，不断地到处寻找强行通过的道路。然而罗马尼亚第1、2集团军坚持顽强抵抗，而自喀尔阡巴山脉出来的第4集团军，继续驱使奥地利军节节西退。但是图尔图尔卡伊的灾难、多布罗加遭到入侵以及马肯森对布加勒斯特的威胁，已经占用了50 000名罗马尼亚中央后备军。任南方前线指挥的阿韦雷斯库将军断然要求：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应从特兰西瓦尼亚召回，第2、3集团军应减少至足够防守各通道的最低限度，罗马尼亚的全部力量应对付保加利亚军。这无论如何是一项军事计划。它遭到了任北方司令的普雷森将军同样强烈的抵制。矛盾相当尖锐，争论不分胜负。结果不出所料地达成妥协，依照这一妥协，普雷森将军继续入侵特兰西瓦尼亚，但因兵力薄弱无法奏效；阿韦雷斯库将军虽从扼守通道的部队调集足够部队，但仍不足以打败保加利亚军，反而危及了各通道的防御能力。
现在罗马尼亚已参战两个月。11月初，法金汉的军队增加了5个德国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得到如此强有力的增援，他便努力地进攻武尔坎通道。到11月26日，他强行通过这条通道进入罗马尼亚平原，沿日乌河谷而下，并意外地切断了把守奥尔绍瓦附近舌尖部位的罗马尼亚军的对外联系。德军的这一行动使其他通道的防御连续受损。到11月底，法金汉已同来自多瑙河对岸的马肯森会合；12月6日，总计达15个师的法金汉与马肯森联军在与罗马尼亚军队残部之间进行了三天激烈的争夺战之后，胜利地进入布加勒斯特。顽强自卫的罗马尼亚军向东朝着现在终于到来的大批俄军方向撤退。尽管大雨如注，严冬气候恶劣，法金汉和马肯森仍跟踪追击。道路已不复存在。部队缺乏粮食和各种必需品。根据法金汉所说，鲁登道夫发来“一连串令人讨厌和多余的电报”［2］。既无冬衣，也没有补充给养。尽管如此，德军仍坚持不懈，同俄军进行了一系列激战之后，于1月7日抵达谢列特河。德军的推进到此为止，罗马尼亚之舌状领土已被从舌根处切断。这个不幸王国只剩下北方省了。在这环绕雅西镇的狭小地区，四个月前满怀信心参战大军的余部忍受了数月的困苦甚至饥饿，不仅成千上万的战士还有数量更多的难民悲惨地死去。就这样，罗马尼亚终于遭受与巴尔干所有民族同样骇人听闻的不幸。
人类是多么地难以教化，在感情的驱使下人类又是何等盲目！大战给如此之多的人带来痛苦。大战曾给巴尔干各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民以无上的机会，其他民族不得不接受辛劳、挑战和苦难。他们只需要宽恕和团结。只要自觉地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那么采用某种国际手段建立起来的、以君士坦丁堡为联合首都的巴尔干联邦，本来可以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协同一致的武装只需宣布中立，继之以在选定的时机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土耳其和奥地利进行决定性的干预，轻而易举地满足每个国家合理欲望的大部分，各国都可望得到安全、繁荣和力量。然而她们宁愿选择同饮自相残杀复仇的毒酒。现在这杯毒酒尚未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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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1915年5月底英国组成联合政府之后，我们离开了的英国政治领域。据当时观察，新内阁尽管由诸多杰出而正直的人士组成，但对于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来说，它是一个累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机构。从组阁之初起某种值得注意的裂痕和个人决定的倾向就很明显，这些裂痕和倾向不是遵循正规的政党路线，而是各党中成员常见的种种性格和意见的反映。有聚集在首相周围的老自由党人一派，他们不愿意为进行战争而采取激烈的国内措施。在保守党中他们也不乏共鸣者。这一派对我国为最大规模地装备自己和盟友必须支付美国大量款项而产生的财政困难，感慨甚深，他们反对为获取最大的军需品产出而在工业领域采取极端手段，他们尤其反对推行义务兵役制以维持战场的作战部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新内阁的意见和感情分歧日益明朗。
到1915年中期，热情的志愿兵队伍已远远超过我们装备和组织他们的能力。自愿挺身而出者已逾300万人，他们表现了不列颠民族最高尚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到1915年夏天，消耗额已大于补充数。显而易见，若不采取全新措施，1916年就很难维持英军的70个师，更不用说100个师了。以首相为首的严格的自由党一派赞成进一步努力推行自愿招兵制。大多数保守党大臣，在劳合·乔治先生的支持下——在我退出政府以前包括我本人——坚信立即实施义务兵役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由于基奇纳勋爵几次三番呼吁人民志愿参军，因此因得到全国极好反应而感到自豪，此时他倾向阿斯奎斯勋爵一方，这使天平不利于实施义务兵役制。但战争继续在困难中进行，到1916年1月初，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重新引发了征兵问题上激烈争吵的内阁危机。
现在，严酷的实际需要，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热情的道义性质运动而变得更为迫切。有350万人志愿从军。但仅有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自愿参战却不考虑其中有许多人曾屡屡受伤，难道令其重返前线吗？一方面千百万健壮青年尽可能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把年老、体弱、伤残的志愿者投入战斗，行吗？难道服役期已满的本土军中的公民和正规军战士必须继续服役，而不应该强制那些尚未做出任何牺牲的人们开始服役吗？有350万个家庭，它们所钟爱的生计负担者、它们的英雄，自愿为祖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它们代表民族生存所依靠的最坚强因素。这些家庭提出要求：不能因为一些人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便使胜利延迟，让残杀延长。基奇纳勋爵终于在1月底改变了立场，阿斯奎斯勋爵也做出让步。结果只有一位大臣约翰·西蒙爵士辞去政府职务。一项征兵法案提交议会，并迅速以压倒性多数被通过。
然而，正如从产生征兵法案的内部斗争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新法案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的产物。它既不能保证所需要的兵员数，也没有满足此时的牺牲均等的激烈要求。4月，内阁中出现了有关扩大征兵范围的新危机。以前的斗争在双方都留下伤痕，在全体同样珍视国家事业的同僚之间暴露出深刻的性格差异。这次似乎可以肯定，劳合·乔治先生将辞职，内阁将分裂；必须精心拟订计划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以保证实施极端的战时政策。
有人建议，下议院中这样一个反对党领袖应是劳合·乔治先生和爱德华·卡森爵士，我受到多方面人士的敦促站到他们一方。我曾在佛兰德有好几个月指挥苏格兰营因兵员不足被解散，我获准重返议会。5月，议会依法任命两个调查委员会对美索不达米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我在近一年时间里立即卷入了苦恼地继续履行我在本书前面叙述过的自己的责任。我是以了解机密问题的无公职议员的立场将后来12个月的事件记录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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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的征兵危机由于阿斯奎斯勋爵方面的进一步让步避免了。一项新的国家兵役法得以被通过，劳合·乔治先生仍留在政府内。夏、秋期间，联合政府尴尬地凑合在一起，受多种压力和苛求的折磨。因1916年罗马尼亚的崩溃和全部希望的破灭，引起的指责使内阁中的两派争斗再起。劳合·乔治先生的辞职立刻导致政府的垮台。伴随这一事件出现的内阁人员千变万化的组合和重组，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宪法史上发人深省的一章。
12月5日，阿斯奎斯勋爵向国王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受国王召见的博纳·劳先生建议，劳合·乔治先生是唯一可能的首相继任者。人们尽一切努力劝说阿斯奎斯勋爵参加新政府，但没有成功。在除了劳合·乔治先生以外的所有自由党同僚的支持下，阿斯奎斯勋爵退出政府加入爱国的反对派。劳合·乔治先生、博纳·劳先生和爱德华·卡森爵士组成的新三人小组负责国务管理，并握有独断的权力。这些决定不但没有受到议会的质疑，还为全国所接受而且博得新闻界的喝彩。
新首相希望我参加他的政府，但这一念头引起了此次危机中举足轻重的要人们的极大不快。诺思克利夫勋爵对我怀有强烈敌意，他此时活跃起来。他急急忙忙在《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上撰文宣称，已经做出不变的决定将那些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公众将“欣慰而满意地获悉不请丘吉尔先生在新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他还力图否决对贝尔福先生外交大臣一职的任命，幸而未获成功。四位被视为新联合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杰出的保守党成员或签名或发表声明，要求以我和诺思克利夫勋爵不担任大臣作为他们就职的条件。因此就这点而论——尽管这或许不是对他表示恭敬的方式——诺思克利夫勋爵的观点得到有力的支持。在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前，我任海军大臣时的行为尚在审察中，这当然是一个被引证的充分理由。劳合·乔治先生在这种形势下根本无法抵制这一临时纠合但势力强大的阴谋小集团。因此，几天以后他通过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里德尔勋爵捎信给我说，他决心达到他的目的，只是反对势力暂时太强。我通过同一渠道回答他说，发表政治独立的书面声明。
然而，我同新首相的关系，尤其是在我于5月10日的秘密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已经发展到我虽无职务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的同事。他反复同我讨论战争的方方面面，以及他的许多秘而未宣的希望与担心。他向我保证，他的决心是要我和他同舟共济。我正是从这一有点反常的地位，注视以后6个月里的潜艇战危机和尼维尔将军在法国的灾难性进攻。
新首相具备应付这种动乱时期的两种性格特点。第一，立足于当下却不短视。对他来说，每天都充满了希望和重新开始的冲动。他考察每日清晨的问题时，目光不受先入之见、过去言论和先前失望与失败的阻挡。在和平时期这种心态并不总是令人钦佩的，也不总是成功的。但世界千变万化，所有的价值和关系因某种惊人的事件及其无法估量的反应而改变，处于这种严重危机之中，为追逐胜利这个主要目标，人们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活力，这是一种难得的优点。第二，用于应付危机，他的直觉能力较之严格头脑的逻辑推理更加合适。
立足于当下和每日重新开始的特点，直接导致他发挥第二个宝贵的才能。劳合·乔治先生在此时期似乎拥有从不幸本身汲取未来成功之手段的特殊力量。从德国潜艇的劫难，他想到护航制度；根据卡波雷托灾难的教训，他建立最高战时会议；从3月21日大灾难的日子起，他组建了联合指挥部，并得到大量的美国援助。
他在英国政府中和在协约国各委员会的崇高地位是在重大灾难中取得的。他不坐等事件本身的发展再做出事后聪明的裁决；他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力求解决它们，不因错误及其产生的后果而灰心丧气。他几乎也不受传统和习惯的干扰，从来不谋求将某个陆军或海军人物树立为偶像，他可以藉其名声得到庇护。对陆军和海军等级制度他只略加批评与压力，使其调整以适应迫切的需要。他吸收议会外的精力充沛的能人志士，委以各部大臣之职。他对见到的事情决不忽略，所有的政府任务需要他全神贯注。他活着完全为他的工作，从不嫌工作太重。只要有需要，他便做出决定。工作的重担似乎从来压不垮他。他天生具有管理民众和行政机构的干练能力，现在又具备制定战时政策的高度平衡能力和对陌生事物探究根源的能力。在他的治理下，本岛和帝国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以适应战争。他组建的帝国战时内阁，成为英王国遍布全世界的资源的单一管理中心。是他提出挫败德国潜艇海上攻击的护航制度，是他给予在巴勒斯坦压倒土耳其人的前进推动力，是他促使在法国的统一指挥有益于胜利——在为执行政策而做出重大努力和决心方面，谁也比不过王国政府的首相。
注释：
［1］冯·兴登堡元帅，《我的生活片断》（Out of My Life），第84页。
［2］《第9集团军征战记》（Der Feldzug der 9 Armee）（1916—1917），第2部分，第93—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