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正当凡尔登之战高潮迭起的时候，注定要改变战争进程的几位新秀在隆隆的炮声中开始崭露头角。贝当手下最成功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尼韦勒的将军；此人原是一名炮兵军官，凭其勇敢和举止脱颖而出，从一般职位擢升为军长。尼韦勒的得力战将是名叫芒然的将军，有必要对这位将军做一简要介绍。芒然原属于法国殖民地军，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成名。1898年，他曾率领马尚德的前锋部队到达法肖达。在战争之初数天内在大部队的前锋作战，在迪南和沙勒罗瓦建立殊勋。法军最初屡战屡败，在无能军官指挥下普遍溃散之时，芒然出任一个士气低落的法军师的师长，他下令将一个不称职的军官调离。曾任该师参谋部文书的一位年轻保皇党人写道：“芒然来此上任之后，我们这个活的废墟实际上拥有了法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1］芒然并非徒有虚名。他古铜色的脸，表情严肃，浓密乌黑的头发直立竖起，鹰隼似的脸形，双目炯炯有神，牙齿洁亮；他朝气蓬勃，行动敏捷，性情暴烈，生活奢华，盛气凌人，贪得无厌——从各地包括从敌人那里搜集来的十几辆汽车，在这位上校旅长出行时排成长长的行列。他对所有人冷酷无情，对自己也同样，只要能从指挥部抽身，他便手持步枪身先士卒向敌人冲锋；在电话里吼叫着给部属下达毫不宽容的命令，必要时也敢顶撞上司。历经胜败的芒然，素有英雄美誉与屠夫恶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芒然，在凡尔登“铁砧”上成为法国最凶猛的战将。
春季，贝当将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交给尼韦勒指挥，尼韦勒则主要责成芒然付诸实施。3个月的战斗之后，4月份贝当从凡尔登晋升集团军群司令时，尼韦勒接任战事指挥，他把芒然带走。
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最早的决策之一是停止对凡尔登进攻；自8月底开始，使皇太子甚感欣慰的是，德军面对凡尔登堡垒采取了纯防守的姿态。在灾难性形势下这个决策是聪明的，但它给法军提供了良机。漫漫数月的战斗使德军的防线呈楔形。实际接触中处于最尖端的杜奥蒙堡立即成为法军最近和最大的目标，德军在凡尔登战事的失败成为定局，没有比法军收复举世闻名的杜奥蒙堡更引人注目了。这便是尼韦勒和芒然决心做到的事情。
法军做了长期和彻底的备战：在普通大炮外，凡尔登守军又增调了530门重炮，包括一个新编16英寸克勒索炮兵连，重炮全部集中指向德军阵地的凸出部——受攻击的防线每15码1门大炮。准备进攻的3个师的实力和效能已准备到最高点，并在前线后面打算出击的地方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10月中旬开始炮轰，炮弹猛烈地落在德军防御工事和组织系统上，主要目标是德军的炮队。到20日，近三分之一的德军大炮失去了战斗力。22日下午2时，法军指向德军防线的轰击火力突然延伸，射程延长。该项策略获得成功。攻击的时刻已到，一直隐蔽着的158门德军大炮开火，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阵地和防卫性弹幕系统。当实战时刻来临时，德军158门大炮中仅90门仍在射击。
10月24日的前三天天气晴好，但24日这天浓雾遮盖战场。法军司令部就是否推迟进攻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芒然正确地判断：浓雾固然会牵制进攻，但至少也同样妨碍防守；他的观点占了上风。以空前规模秘密集结的法军战壕迫击炮——一种新特点——向德军战线猛烈开火，德军战壕已经变成弹坑，战线就在弹坑上面。两小时以后，法军步兵沉着冷静、义无反顾地冲向宿敌。两个小时之后战斗全部结束。德军的楔形凸出部被咬掉了，三色旗重新飘扬在杜奥蒙堡上空，6 000名德军战俘落入芒然的牢笼。德军曾轻率地称其为凡尔登“柱石”的这个地方被法军重新占领；凡尔登的名字已作为德军的最大不幸之一载入史册。
但在这一辉煌的局部胜利中撒下难忘的挫折种子，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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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将军1917年的军事行动计划很简单，即继续展开索姆河战役，在极端严酷的冬天中仅有一个最短暂的间歇。计划由英、法联军合力削平德军防线的凸出部。此时重新部署军队刻不容缓；完成人员增调和实现协约国新大炮与弹药计划不容拖延。计划定于2月1日开始新的战斗。用于进攻的全部英军和法军的北方集团军群准备向正东方向进攻，英军从维米到巴波姆，法军进攻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与此同时，另一支法军中央集团军群自兰斯方向向北进攻。预计上述各路大军激战两周后，德军即使不被击溃也会被紧紧咬住，此时法国第5军将在上级后备部队的支援下突然插入以解决战斗或扩大胜利。德军将陷入巨大包围圈，或处于大力夹击中间，如果他们的战线明显退缩，他们将首先面临众多人员被俘和大量物资损失的局面，如若不然，则其战线将出现十分巨大的、难以弥合的裂口。
这些便是法军总司令于1916年11月16日在尚蒂伊会议上向协约国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提出的建议，他在11月27日的指示中做了精确的详细说明：“我决定，当英军于巴波姆和维米之间采取类似军事行动的同时，法军部队将在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实施总攻，力求打开敌人一个缺口。此次攻势要为2月1日开始的行动做好准备，根据协约国的总体军事形势确定这个确切日期。”
随着叙述的进展我们将会看到，自2月初以及在整个2月份，英、法发动的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本想在德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时刻打败德军。在经历了如此之多令人遗憾的不幸和错误估计之后，也许霞飞最后可能赢得不受挑战的桂冠，但这些可能性依然笼罩在未知的迷雾中；因为正当此刻霞飞调离了联军司令部，最高指挥权落入他人之手。
尽管凡尔登和索姆河的声名被新闻界和宣传机关大肆吹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但巴黎有教养的舆论对这两个战役不抱幻想。凡尔登的光荣属于法国士兵，他们在卡斯泰尔诺、贝当、尼韦勒和芒然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法兰西的荣誉。这次战役对防御体系的忽视，显然可以追溯到总司令身上。他在1915年12月与加列尼的令人震惊的通信，已于7月份在秘密会议上向内阁宣读；尽管白里安曾经支持总司令，但他清楚地暗示，对他保留总司令职位必须在比较合适的时候再行审核。他强烈地认为，在凡尔登战役处于高潮之际，正当总司令协同英军对索姆河的进攻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该战役以及关于该战役的一切希望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就撤销他的职务，是不符合法国利益的。但是现在索姆河战役已经过去。其最后交战已经结束，尽管士兵们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但还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德军防线虽然受到了强大压力，却依旧保持不破。不但如此，德军入侵罗马尼亚的一些部队［2］实际上是从西线调去的。罗马尼亚已被彻底打败，当这可怖的一年在杀戮的腥风血雨中走向尽头的时候，德军又重振了昔日的威风。现在是算账的时候了。
每个大国处于危机的时候都有她自己的行事方式。德国人依靠他们的皇帝——全能上帝，他的话就是法律，但他们也为皇帝操心。不断变换的居于德意志帝国顶层占统治地位的名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取得帝国的神谕。我们英国也有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或许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难向外国人解释清楚，总的来说较不完善、较不成熟和较笨拙，但它们能起作用。法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研究法国人的战争政治，首先给人的一个印象是其政治的极端复杂性。涉及的人数众多，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整个安排不断变化，既迅速又顺利，所有这一切使局外人在事件过程中感到困惑，事后追述起来感到厌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群蜂全都一块儿嗡嗡作响，但是每只或几乎所有的蜂都完全清楚为了蜂巢的实际利益必须做什么。
此时的白里安第一次认为，他发现了恰当而合适的霞飞继任者。法国陆军的三大领袖，战争前线的三匹战马，自大战开始以来担任集团军或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福煦、卡斯泰尔诺和贝当——就当时来看，似都有充分的理由被排除在外。关于卡斯泰尔诺，据社会主义左派称，他宗教思想太浓。说到贝当，有人抱怨他对待造访其司令部的议会各委员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不够殷勤有礼。据说，萨拉伊将军于1915年8月与克列孟梭交谈中提到贝当的时候说：“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此，那位庄重的老人答道：“我管那些干嘛？只要他能为我们赢得胜利。”但克列孟梭的腾达之日尚未到来，而萨拉伊的暗示在贝当所到之处都起败坏名声的作用。关于福煦，到处传播一种尖刻的宣传，但不知其由来：“他的健康垮了，他的脾气和神经都已经失去控制，他完了。”关于卡斯泰尔诺、贝当和福煦，就说这么多。
不过现在冒出了一位新人物。尼韦勒凭充沛的精力指挥了后期凡尔登之战并获得胜利，芒然遵照他的命令收复了著名的杜奥蒙堡。根据当时的气氛，霞飞已经选定尼韦勒取代福煦。于是诸多知名人士立即奔赴凡尔登，首次结识这位新任陆军总司令。他们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位谦逊的、个性和谈吐都魅力四射的军官之前。赞美之词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尼韦勒将军对他所接触的诸多资深政界人士所产生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白里安及其部长们与内阁的代表们，正如几个月后的劳合·乔治和英国战时内阁一样，很快获得了深刻印象。有了这些愉快的印象，再加上其新近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军事成就，挑选总司令的决定因素，在此令人厌烦的时刻全都具备了。
12月27日，霞飞晋升法国陆军元帅，同时被解除总司令职务。皮埃尔弗从个人角度用他的神笔把这最后一幕描写得委婉动人，他是关于霞飞将军最严厉也最知详情的批评家；他对事件有最充分的了解，他是以第一手观察者的身份对事物做了仔细的探索和研究后下笔的，所以他对霞飞的传奇生涯的批评，较之法国业已公开发表的所有其他攻击和揭露，更有决定作用。不过皮埃尔弗频频运用灵巧而富有人情味的笔触，使霞飞严肃画面生辉。他描写了不同寻常的两年里霞飞在尚蒂伊的生活中奇怪的情景。“办公室没有地图”；“办公桌上没有文件”；总司令在阅读和答复来自世界各地的、表示钦佩的颂词中度过漫长的时光；他舒适地处理无特色的例行公事；他的神态安详；他胃口极好且饮食规律；他在无情的炮声中整夜熟睡不醒，“这就是这位伟人在战争高潮中的生活”。他讲到霞飞遇到敌人或政府造成的困难时习惯于用手拍拍自己的大脑袋，以滑稽的口气大声说：“可怜的霞飞。”皮埃尔弗还讲到他的小个子侍从武官图泽利耶上尉——一位在此期间广为大家熟知的人物，在总司令部各办公桌之间敏捷地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人们都叫他“图图”。霞飞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叫他“可爱的图泽利耶”，以示特别的赞赏。对历史真正价值的认识，正是从此类小事细节中获得的。然而现在这个画面正在褪色，乃至永远消失了。
新任元帅在普瓦雷别墅召集手下的主要军官向他们告别，仪式充满了悲伤的气氛。所有到场的人想到将与这位长期指挥他们的杰出人物分别就感到痛苦；人人心中都为暗淡的未来感到焦虑。依照军阶有权享受三名勤务军官的霞飞元帅问在场的人中谁希望陪伴他过退休生涯。只有侍从武官图泽利耶主动地举起了手。正当元帅显得有些惊讶时，甘末林将军轻声对他说，‘不要对那些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耿耿于怀。’当然霞飞从来不这样耿耿于怀。当所有与会者离去之后，元帅向哺育如此之多荣誉的房子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面带微笑、友善地拍了一下忠心耿耿的图泽利耶，用手抚摸他的头，嘴里说出他最爱说的话“可怜的霞飞—可爱的图泽利耶”。［3］
对尼韦勒将军的任命显然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举动。挑选一位职位较低的军官担任全国陆军或舰队的司令，无论以多大的成就为理由，总是存在巨大的危险。由一位像尼韦勒那样仅仅担任五个月集团军司令的将军不仅接替霞飞，而且占先于福煦、卡斯泰尔诺、贝当，这是一个只有用极不寻常的结果才能证明其步骤正确的任命。对尼韦勒将军来说，他凭自己杰出的作为和真实的本领一步一步地跻身高级指挥层，这本身是幸福的。
其时，法军参谋部在霞飞下台时形成了新的战术思想。以往“大炮征服阵地，步兵占领之”的原则，在1915年和1916年发挥了令人欣慰的作用，但有点贫乏。此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舍弃，人们主张更大胆的进取精神。尼韦勒—芒然于10月24日在凡尔登的功勋成为法军参谋部的典范；它不但是尼韦勒将军声誉的基础，也是他坚强信念的基础。这点体现在他的全部通信中。认为他及其手下的主要军官找到了一个迅速打破德军防线的可靠方法；他还进一步认为，他的方法应当最大规模地运用。若将此类进攻的规模扩大10至15倍，则其产生的优势将以更大的倍数增加。正如法金汉在拟订进攻凡尔登的计划时心中想着戈尔利采—塔尔诺夫的胜利一样，尼韦勒一年以后也将自己的希望和推理建立于他在杜奥蒙堡所获成功的基础上。
没有人会低估获得10月24日的胜利的战术价值。这些战术是参战将军们在最激烈炮火中千锤百炼的产物。然而，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其他领域都不能由此断定，用于小规模成效很好的方法，用于大规模也将取得圆满效果。当军事行动扩大时，它们变得较沉重缓慢，而且时间因素开始引起各种复杂反应，本来在几天足以准备好的事情现在可能需要数月。秘密能够保持几天，但在几月中容易泄密。制胜的关键是突然袭击，但由于人员和大炮的增加，较难确保突袭成功。在尼韦勒—芒然的战术中和执行这些战术的精神里确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要素；但方法的制定者不知道怎样将这些方法运用于他们现在参与其中的大规模战事；1917年他们也不拥有必要的各种类型的兵力优势。尼韦勒所设想的战术， 却留给鲁登道夫于1918年3月21日去施行——他把大胆的行动与真正的价值感结合起来，进行长期准备而不过早泄密，对50个师组成的防线实施战略突袭。但是，由于环境不同也没有许多相同的条件，所以不能进行这种比较。
尼韦勒于12月12日升任总司令。他于16日抵达尚蒂伊；同日，法军最高司令部发表了一份关于新的进攻（凡尔登）方法的备忘录，以迎接新首长的来到，这份备忘录是在上个月起草的，当时霞飞仍在总司令任上。尼韦勒将军立即采取行动，用他自己的话发挥了这一主题。12月21日，他在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信中和给自己集团军群的指令中写道：
法、英军队应该寻求的目标是摧毁敌人的主力，这一结果只能作为决战的后果才能获得。
24日，在他给所辖集团军群司令官们的进一步通知（传送英军参谋部）中，他断言：
敌军防线的缺口（深入到敌人炮兵群的后面），运用24或48小时的猛攻，在予以狠狠一击的情形下是有可能打开的。
1月29日，他向担任主攻任务的三个军的总指挥米舍莱将军强调：“进攻必须猛烈。粗暴和迅速的特色，尤其在第一阶段，是军事突破的要件。”
这些引语是尼韦勒将军、他的凡尔登的兄弟们和尽职责努力追随他们的法军总参谋部连续不断指示和教导的典型，他们把这些主张一周接一周大量地灌输给他们的军队和协约国军。
读者一定还记得战前年代的那位军事学院院长、进攻战术的使徒德·格朗迈松上校，他每次都要高喊“不惜牺牲迎着刺刀前进”等等。战争已召他去见祭司。德·格朗迈松上校的遗体躺在坟墓里已腐烂——应让人人知道，躺在这座坟墓里的是一位热切地献身祖国和自己理论的勇敢绅士。他倒下了，但他的理论在尼韦勒将军的参谋长达朗松的心中找到了短暂的安息之地。皮埃尔弗对这位在舞台上悲剧性地昙花一现的军官做了生动的描述：他颀长而瘦削的身材，黑色的头发，浅黄的皮肤，容貌憔悴，沉默寡言，表情严肃，充满了一股被压抑的热情——他是一个坚守自己信念和主张的人。尼韦勒令人瞠目地青云直上，把达朗松作为一颗附随的明星带上了其军旅生涯的中天。不过关于此人，有一件事应当指出——他只能活上一年了，因为已处于结核病晚期，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因此也只有一次成功机会。尽管来日无多，却仍有一事要做，此举可望赢得永久的荣耀。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一位特别需要切合实际的常识和判断力的参谋长来讲是不利的。
命运之神刚刚把尼韦勒将军举上权力的顶峰便将他抛弃。从他执掌法军指挥权时起，事事都和他作对。他从一开始就较成功地激发了政治领袖们的热情，而军界首脑们却对他无动于衷；他和英国政府的关系比和本国政府的关系好。他立即着手扩大经过霞飞深思熟虑的巨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在对德军凸出部的全面进攻中，霞飞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英军在1914年就非常熟悉的、令人畏惧的沿埃纳河自苏瓦松到克拉奥讷30公里的一段。尼韦勒将军下令对这段防线再次发动进攻，另一处攻击在东面的莫龙维利耶。霞飞原计划尽早进攻，即使这需要牺牲一定程度上的备战。尼韦勒不但需要规模更大，而且他的准备必须更详尽全面；为此他愿意付出更多时间。霞飞领导下的法军参谋部为他确定的目标是“力求打开敌人部署的缺口”，而尼韦勒则要求至少“摧毁敌军的主力”。霞飞原打算以更大的规模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开索姆河之战，在数周期间发动了三四次对德军战线和军力连续的大规模进攻。尼韦勒主张突然全面猛攻的理论，要在24小时以内或最多在48小时内决定胜败。霞飞本想在2月上旬发动攻击，而尼韦勒的扩大进攻需要延期到4月份。尼韦勒更改霞飞计划的主旨是使进攻规模更大、更加猛烈、更有决定性和时间较迟。
12月20日，尼韦勒向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解释自己的想法并请他修改原先的计划，将英军右翼从布沙韦斯讷扩展到自亚眠至鲁瓦的公路。法军和英军司令部之间关于各自在前线所应承担任务的讨论——甚至可以说是争论——在整个大战期间持续不断。所有的讨论全都是同一程式：法方强调她们防卫的公里数，英方则强调她们面对的德军师团数；双方都提醒对方她们将要发动或要求支持一个重要的攻势，以加强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但这一次，黑格并非不愿满足法军司令部的希望。他赞成在法国重新发动进攻，并准备就进攻的方向和范围同意尼韦勒的观点。此外，当法方表示愿意承担新攻击的主力任务并要求得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所需支持时，英方更没有拒绝的余地。因此，黑格于12月25日致函尼韦勒表示：“我原则上同意您的建议并愿竭尽全力在您提出的各条战线上协助您。”他还从2月1日开始将英军防线扩展远至亚眠—圣康坦公路。尽管如此，黑格和英军司令部都对法军执行尼韦勒将军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所指定的任务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进一步全神贯注于法军维持的北部省铁路状况，该铁路此时已完全不具备足以承担指望英军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的运力。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善交通状况，并声称在这一最实际问题未解决之前无法确定英军进攻的日期。
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重新进攻的建议及其改变方式的最早暗示于12月26日传送给英国战时内阁。已在伦敦的里博先生声称，新任法军司令的想法是在广阔的敌人防线突破宽阔的缺口，保留一支机动部队在防线突破之后发动进攻。为达到这个目的，英军必须将现有防线增加30至40公里。劳合·乔治先生起初反对法国再次发动攻势，尤其反对像索姆河之战一样再次开展长期攻势。在他担任首相之前，在我们之间的所有谈话中，我发现他赞同我对这一问题的总体看法。他掌权后做出的第一个努力便是要找到某种备选措施。在1月初的罗马会议上，老合·乔治首相提出了向奥地利战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建议，主要由意大利军队在英、法大量炮兵集中火力的支持下进行。法方在尼韦勒的影响下反对这个计划，威廉·罗伯森爵士也不支持它，于是只好将该计划提交至几国参谋部研究。首相自意大利乘火车归国途中，在北方加雷等候，时尼韦勒将军觐见他，并概括地阐明了自己的计划。双方都给对方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初步印象。尼韦勒应邀于1月15日去伦敦会见战时英国内阁。他立即获得成功。英国大臣们以前在会议上从未见过一位强有力地连贯论证自己主张的将军，更未见过一位能够直接听懂英语的法国将军。尼韦勒不但言辞明白晓畅，而且讲英语；他不但攻克了杜奥蒙堡，而且有一位英国母亲。他解释说，他的方法不是重新发动一场持久的索姆河战役，而是一次短暂、突然、决定性的突破。自在法国北方省的加雷会面以来，劳合·乔治先生对这个新进攻计划的抵制迅速消除，转为热情支持。黑格也在伦敦，他和罗伯森应召赴内阁委员会，于是起草了备忘录，并由三位将军签字，正式批准不迟于4月1日在西线重新发动进攻，英军先行扩展防线。
至此，一切进展都很协调，首相在改变先前的反对进攻的态度的过程中有了进一步的设想。他已经精心策划建立联合指挥部这一重要而简单的设想。和战时内阁其他成员一样，他也为尼韦勒将军的个性所吸引，并愿意全心全意支持他。他认为，可以从这位法国人那里获得更优秀的军事指挥。他还认为——这点更有理由——整个西线应当实行一个人的控制。正如劳合·乔治在战争后期附和尼韦勒的观点时说，“并非一位将军比另一位高明，而是一位将军比两位将军高明。”于是尼韦勒带着首相做出的事实上的许诺——黑格和英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返回尚蒂伊。这些外加的重要进展此时并未由首相或战时内阁通知罗伯森或者黑格。
1月份时，北方省铁路的车辆不足变得十分显著，以致在英方多次强烈抗议后于2月26日在加来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当时法方出示了一份在法国组建联合总司令部的详细计划。它规定在一位法国总司令下设置由法、英军官组成的参谋总部，由一位英国参谋长领导。名义上保留英军总司令，但他只做副官长的工作，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没有影响。英国将军们立即抵制，该建议被搁置一旁；作为替代方案，与会者草拟了一项协议，把即将进行的战事单独交由尼韦勒将军控制，英军在这个期间服从他的命令。对此，黑格和罗伯森——唯恐出现更糟糕局面——表示同意。
这一插曲——其本身就不同寻常——明显地损害了英、法两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在英军司令部高层看来，尼韦勒一直试图参与本国政府事务，如果不是实际上替代政府，也要使之隶属于他。英军最高指挥部从一开始就带着几分惊奇看待这位越过所有最著名的军人获得任命的新总司令。现在又增添了怀疑和不满。当尼韦勒借新职位之威力，以命令的口气向黑格发号施令，命他放弃英军筹划已久的针对维米山脉的进攻，去支持进一步向阿拉斯以南进军，此时黑格拒绝服从。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诉，并“请求得到指示：战时内阁是否希望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受到一位外国年轻司令官的如此对待”。气氛十分紧张。最终还是达成妥协，但英、法两军参谋部之间存在很久的友好亲密合作关系，此时出现了令人注目的衰退，尼韦勒因造成这种不利的后果而在法国军界高层受到批评。
此时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鲁登道夫插了进来，德军采取了行动。德国在危急之中发掘出来的这位杰出军事人物披挂上阵，在兴登堡的支持下，他的一次重击便全盘推翻了尼韦勒将军的战略。近2月底时，德军撤离自阿拉斯至努瓦永整个区域。留下一支掩护部队占领被放弃的阵地，在那里开枪放炮，德军已从受威胁的凸出部后撤50英里，从容不迫地、审慎地进入此后通称“兴登堡防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新阵地。德军参谋部用代号“阿尔贝里希”称呼这一经过长期策划的军事行动；“阿尔贝里希”是尼贝龙根传说中居心险恶的矮子的名字。德军让对手留在索姆河弹坑累累的战场上忍受严酷环境的煎熬，因为德军将所放弃的地区化为一片废墟，远远超过战争中用斧、火所能做到的。
已有一些日子风传德军后撤，这一行动首先被英国第5集团军察觉。2月24日，德军大炮轰击己方战壕的举动引起英军怀疑。英军巡逻兵发现敌方战壕空无一人。当晚第5集团军作战命令称“据信敌人正在后撤”。夜间巨大的烟云和纵火的火光告诉人们，敌人已无情地离去。25日，据报敌人在某些地区已后退18 000码；2月28日，英国情报机构侦知德军已后撤至“兴登堡防线”。
一位指挥官无论怎样全心身投入考虑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必须考虑敌人的想法。霞飞的计划是要在2月吃掉德军的巨大凸出部；这个计划能否获得成功，谁也不能断定。尼韦勒的计划是在4月份以更大的兵力咬掉它，但到了3月份这个凸出部已不复存在。尼韦勒所部拟投入攻击的5个集团军中的3个，现在已被一大片荒原与目标隔断。所有的铁路和公路，所有的库存弹药都远离敌人的阵地，以致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运抵前方进行新的战斗。剩下的两个集团军除了对德军旧防线的最牢固部位发动断断续续的正面进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出现的任务。
在此形势之下，尼韦勒向其所指挥的英军发布的指令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总司令部
1917年3月6日
最高指挥官令
英军第5集团军面前的敌人退却形成一个新的局势，必须研究它之于法、英军队的联合攻势的影响。
迄今为止，德军的退却仅限于英军第5集团军面前。退却可能扩展至索姆河与瓦兹河地区。但无论如何没有迹象使我们可以假定，敌人将要在除了后备军群以外的贵部第3和第1集团军所进攻之防线采取类似行动。相反，根据所谓“兴登堡阵地”的部署，我们英军与法军战区的主攻方向是从侧翼包围敌人，然后从反方向攻击之。
就此而言，德军的撤退即使成为总撤退，也可能对我方完全有利；我的第一项决策即基于这个设想，这项决策不会从根本上修改已经决定的军事行动总计划。 尤其要坚持我方发动攻击的确定日期。
不过必须承认，我方所有军事行动不能按安排方式实施；因此，我将继续考察英国各军和法国北方集团军群前线所采取的姿态。
距离、人数、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但依然命令说，原则毫不动摇，原计划应该执行。
我们已经看到由尼韦勒将军所发展的霞飞计划的战术特点：进攻的巨大规模；向德军凸出部的合围；对细节的仔细研究令全体官兵理解；以及第四项，最宝贵和最重要的是残酷、猛烈爆发的突袭。在这四项特点中，规模已经减半，合围实际上被德军的撤退阻止；其余两项——细节和突袭——注定要互相抵触。
英军和法军在防线区域的大规模备战情况，以及向敌发动进攻的有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备战情况，能从空中不断地看到。从阿拉斯以南到苏瓦松以南，近150公里的战线，德军知道自退却以后他们不可能受到攻击；阿拉斯前方20公里地区和处于香槟地区约100公里的区域，依然是仅有的危险防线。在这些地区前线，敌人每日都能观察到我方进攻部队的聚集。由于有准确的情报和空中观察，我方进攻的主要突破点将在何处发动的微小不确定性被进一步缩小。而且非常准确而肯定的情报很快便落入敌人手中。
为使所有官兵领会计划的精神，尼韦勒要求营长甚至连长掌握计划的整个意图。尼韦勒将军命令将各种重要文件在前线各部队中传阅。其中第一份就是前面引述过的于12月16日签发的关于进攻新原则的著名的参谋部备忘录。让这样一份文件传入据守在距敌往往不到100码的前线部队手中，如此轻率的举措很快就受到了惩罚。3月3日，德国皇太子一个师发动的一次袭击，缴获了这份致命的文件。皇太子写道：［5］“这份备忘录包含的材料有特殊的价值，它清楚地表明，此次毫无疑问是一场有限的进攻，但估计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突破性的攻击……最重要的是备忘录还暴露了进攻方所策划之突袭的特点。它建立在所谓的对我方的观察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我方的防御大炮对对方进攻前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一般只做微弱的回击，因此，法军想到不再费时为进攻部队尤其是大炮——挖堑壕和修筑工事。”……“冯·舒伦贝格伯爵……立即为防御制定了合理的应对措施，对敌方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不但要强有力地予以回击，而且要集中大炮火力把一切察觉得到的敌方进攻准备事先予以摧毁。我们大胆地设想，这个方法能十分有效地对付对方的突破，并拔掉敌军第一次攻击的螫刺，经验表明这是最有力和最好的措施。”
整个3月份，尼韦勒将军的突袭准备一直是敌人注意的焦点。“到了4月，”皇太子写道：“从已获得的大量情报得出的结论是，预计敌军不久将向阿戈讷以西的第7和第3集团军以南防线发动重大攻击。情报机关进一步证实了已缴获的法军进攻备忘录所留下的印象……大炮的纵深延伸，弹药的大量供给，在敌人第一道防线正前面集中布置无数炮兵阵地，炮兵阵地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用简单的掩体挡住对方的视线，完全终止敌对行动……”他又写道：“4月6日，由第10后备师在萨皮纳发动的一场巧妙攻击，我们获得了法国第5集团军的一份进攻令。进攻令中一一列出了法军进攻单位的名称。第5集团军的目标是普鲁韦—普罗维瑟—奥默南库尔一线，准备从北方做包围运动夺取布里蒙（阵地）。这就提供了预期的法军进攻方法的最新情报。掩盖法军攻势意图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撕掉了。”
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1917年4月16日5月5日
这一次，德军是在最完整的情报激励和帮助下准备他们的防御手段的。军队的指挥进行了重组。2月，当尼韦勒的备战开始明朗化时，德国皇太子指挥的范围向东扩展，包括了第7集团军（属鲁普雷希特亲王集团军群），从而统一掌握了将遭受攻击的整个德军防线的指挥权。3月份，在第7和第3集团军之间又增加了整整一个集团军——第1军集团。皇太子的指挥部从斯特奈移至沙勒维尔。整个3月份，他的增援部队持续不断地到来；机枪、大炮、作战飞机、情报机构和工兵营大批涌向这个受威胁的防线。德军从凸出部撤退缩短了防线，兵力紧张的状况因而得到了缓解，他们有更多的兵力集中对抗迫在眉睫的法军进攻。德军昼夜不停、热情艰苦地建筑整个地区的防御工事。从苏瓦松到兰斯和兰斯以远的阵地，或许是德军防线上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克拉奥讷高原、舍曼代达姆岭漫长的鬃丘、阿戈讷地区森林覆盖的悬崖和山脊，全都用热情和辛劳筑成了由战壕和坑道组成的一个结构均匀的迷宫；里面聚集了无数战斗营和机枪，布满纵横交错的铁丝网。年初，只有8至9个德军师驻守该防线，但到尼韦勒完成其突袭计划时，德军阵地上已经有不少于进攻方之数的40个师在等候他们的光临。
尼韦勒将军周围开始发生其他一些需要为之分神的事情。他一直是法国政府选出来的人物，政府的声誉与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连在一起。总理白里安、陆军部长利奥泰都是他的担保人，此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和他分开。没有哪个后继的政府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人们开始改变对前届政府竭力提拔的军事首脑的看法。但现在突然之间这一可靠的支持倒下了。3月早期，利奥泰将军陷入议会的罗网。他突然辞职，而他的下野又拖倒了白里安和整个政府。新统治者们登上了权力的祭坛，尼韦勒和这些人之间除了敌对关系之外没有任何交往。在继任的里博政府中，潘勒韦任陆军部长。
保罗·潘勒韦是一位有明显知识分子特征的人，热心政治、数学，出类拔萃，是忠诚的左翼党人，随时乐意遵从该党提出的公式化的构想，只要符合广义解释下的公众利益。在原白安里内阁中，潘勒韦曾任教育部长，负责可能适用于军队的发明研究。在这个职位上他频频自由地走访前线，和大多数重要指挥官不但讨论发明而且商谈军事计划。他全认识他们，大多数将军都欣赏他的敏锐才智。潘勒韦认识贝当。这位将军对议会委员会的议员们冷淡而不苟言笑，所以在权势人士圈子里不受欢迎。但潘勒韦钦佩贝当的独立性格，或许贝当对这种赏识做出了回应，提名潘勒韦继任霞飞职位者便是贝当。当白里安在1916年10月底重组内阁时，他是以对霞飞的庄严清算和任命尼韦勒接替为改组的基础。当提出给潘勒韦的连任时，他拒绝留任，理由是他不同意对尼韦勒的任命。他做出这一决定——政界人物在战时采取的一项严肃决定——之后进入议会，不但受到左派的尊敬，而且几乎受到普遍的致意。现在他担任了陆军部长，是年老总理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部长不像白里安那样把希望寄托在尼韦勒的成功上。对于下属，他固然是尊重的，但他还是公开地和预先地证明其前任对尼韦勒的任命是一个错误。
但潘勒韦反对尼韦勒，不是限于个人方面。潘勒韦以及当时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公开反对西线大反攻的。他赞同贝当的意见：法国不应该流血至死，法军士兵的生命必须得到珍视；当年在该战区不存在取得突破的机会；逐步夺取有限的目标是唯一可望得到的回报；不太高的目标和减少法军士兵伤亡是当前军事政策的主要原则。尼韦勒站在相反的极端：最大规模的进攻，法军当先锋；极端信任军队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开德军防线上的巨大缺口；大批机动部队自缺口长驱直入；恢复旷野战争；将入侵者驱逐出法国领土。这些原则分歧不是纯学术性的。尼韦勒正在积极筹划法军从未采取过的最为雄心勃勃的进攻；潘勒韦身为陆军部长，他必须为尼韦勒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对议会和历史承担责任。很难说这两人之中谁处于更不愉快的境地。
假设潘勒韦按自己的坚强信念行事，在这件事情上证明他的信念是对的，那他本应撤销尼韦勒的职务，任命贝当担任总司令——他信任贝当，而且他和他的政党都完全同意贝当总的军事观点。但各种实际困难和许多有根据的考虑，妨碍了他做出这些决定；如果他坚持这些决定，他的作为将使他享有盛名。可惜他迎合了潮流，在自己所处的局面中随遇而安。他在习惯力量和环境逻辑面前，在事态的沉闷趋势消逝中屈服了——试问，身居要职者谁能不如此行事？他默认了尼韦勒；听从了他那些已经向前推进得很远的计划。
所有的事实无情地朝他而来，尽管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压力越来越沉重，尼韦勒将军显示了惊人的韧性。2月，他获悉贝当的怀疑态度和英军司令部对他的总体计划的疑虑。当德军的撤退明朗化时，他的亲信——特地选定担任主攻指挥的米舍莱将军——写信指出，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并询问在新形势下仍指望“运用具有快速特点的向前进军”是否明智。4月1日尼韦勒答复说，“猛烈、残酷和快速的特点必须保持。我步兵向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快速突袭将获得突破的成功。不应当有任何实质上削弱进攻热情的考虑。”尽管尼韦勒已经收到了敌人已有充分准备的警告，他也知道发出的详细计划已落入敌人手中，但他还是对突袭的优点赞不绝口。支持他的达朗松上校双眼通红，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在他身边的是令人敬畏的芒然，充满火一样的战斗热情，坚信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他的骑兵将驰骋逐敌于拉昂平原。但是在其他地方，在部队高层指挥部和参谋总部的各单位，充满了怀疑和缺乏信心。
潘勒韦于3月19日出任陆军部长。人尽皆知进攻即将开始。“20日，”潘勒韦写道，“甚至在我就任部长以前，我就获悉，可以说从公众议论中得知，进攻定于4月8日，因此英军将于4日在阿拉斯发起进攻。这些日期因天气不宜日复一日地推迟，最后定于4月9日和16日。”3月22日，陆军部长首次会见总司令，潘勒韦告诉对方：大家都知道他对陆军总司令人选持有不同意见，不过那已成过去，现在他可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了。但潘勒韦进而指出，原来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受到一系列头等大事的影响。德军的退却、俄国革命的爆发、美国确定将立即对德宣战。这些事件必然要求修改计划。他以政府的名义敦促将军审时度势并敞开地重新考虑他的处境，不必受他本人以前预期的或向人表露过的任何期望的束缚。“新的形势就应该用新的眼光去考虑。”
尼韦勒并不愿意接受上述论点；他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按照潘勒韦的说法，［6］他（尼韦勒）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如下：德军的退却没有给他造成不便，此举使解除沉重任务的法军师团数多于德军师团数。他本人不能规定敌人的行动更有利于他自己的决定。由于攻击面变狭，法军右翼，包括在莫龙维利耶对面贝当所率集团军群的一部分能延伸予以弥补。敌人的防线将被突破，几乎可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至于克拉奥讷高原，“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唯一的担心是德军会望风而逃。敌人越是加固其防线，法军的胜利就越会令人吃惊，只要进攻的强度不断增加。或许第三日在追逐敌人30公里之后，我将士已立马于塞尔河畔歇口气了；只是“大军攻势一旦启动，恐难随时遏止”云云。这就是尼韦勒将军的心态。
性质完全不同的忠告流向新任陆军部长。得到尼韦勒最大信任的参谋部军官们冒着丢官的危险秘密写信，提出了严肃合理的警告，如果已经发布的命令得到实际执行，那么灾难就在眼前。三位集团军群司令弗朗谢·德斯佩雷、贝当，甚至米舍莱，用尊敬但坚决的言词表示，他们不认为突然猛烈突破敌人防线是切实可行的想法。三位指挥官都意识到战争的主动权有落入敌人之手的危险。贝当单独提出了一项意义深长的供选择方案，即让德军进攻法军，然后法军以准备充分的进攻展开大规模还击。
潘勒韦于4月3日晚召集了一次在陆军部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总司令和其他几位部长。他提请尼韦勒将军注意其主要下属的疑虑。但尼韦勒直到最后仍毫不畏惧。完全的胜利是没有疑问的。夺取敌人的前两层阵地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他们是否认为尼韦勒不知道要攻占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必须从夺取第1、2层阵地开始呢？只有他心里最明白好天气对他的进攻方式至关重要。一切都将在24小时或最多48小时内决定。如果在此期限内打不开缺口，坚持将成为徒劳。他宣称：“我没有以任何借口建议打一场索姆河式的战役。”最后，他说，如果他得不到与会者的信任，就让他们任命一位继任者好了。然而部长们已为这种非凡的自信所折服，因此，尼韦勒将军散会时坚信，问题已经有了定论。
在此次争论中好几次出现了梅西米将军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总是与不论好歹的决定性行动相联系。我们在1911年见到他时，他正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向由将军们组成的军事法庭控告预言家米歇尔并撤销其职务；1914年8月25日我们再次见到时，他正处于权力的中心，协助霞飞将军调遣至少3个军保卫巴黎，而就是那位将军曾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放弃首都。数日之后，我们发现他在大战之初极度混乱时期、法国政治令外国人困惑的杂乱无序中离开陆军部；不过此前他曾认为应该保卫巴黎，调集了必要的军队，并指派了加列尼取代他以前弹劾的米歇尔，担当这一重大使命。此后他马上担任了某旅旅长，消失在战争的骚动和混乱中。直到两年半以后的今天，即1917年4月5日，梅西米突然之间又冒了出来，将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件交给里博先生。此信罗列了反对反攻的种种理由。虽然“能抓获战俘，缴获枪炮，还能够占领10或12公里的一片狭长土地；但付出的代价是残酷的，而且不能取得战略性结果。紧要的结论是，刻不容缓地下令将进攻推迟到天气好转之后。”他宣称这些观点“差不多是在米舍莱口授下”写成的，代表了“法军大多数著名领导军官”的信念。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迫近，各处的大量准备工作不遗余力地进行。英国内阁被争取过来了。英军司令部已经被说服。经过极大努力取得了伟大盟友英国的合作；一旦取得合作，便能得到十足可靠的力量。抵制反攻计划，撤销总司令的职务，不但意味着出现政府和议会的危机，这对政府可能是致命的，而且还意味着把当年的整个作战计划一笔勾销，这可能（虽不肯定）导致将主动权交给德军的危险。所以，尼韦勒和潘勒韦——他们的最大雄心新近几乎同时得到满足——两个人发现自己处于幻梦破灭者才能面临的最为不幸的境地：总司令必须敢冒最大风险，同时在他后面有一位完全持怀疑态度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必须为一位他不信任其能力的将军所请求的军事政策和他深信其为愚蠢的军事政策的执行而引发的一场骇人屠杀承担责任。这就是权力的壮观！
我既不想描述法军始于4月16日的进攻过程，也不想介绍英军在阿拉斯之战中攻克整个维米山脊的辉煌的初步战绩，诸多惊心动魄的报道——法文的、英文的和德文的——现在依旧存在。这里只消说说法军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凭一如往常的勇敢展开的进攻就够了。在攻击的主要防线之一部，他们刺穿了3公里的德军防御纵深；自16日至20日他们俘敌21 000人，缴获大炮183门；己方损失100 000人，未能获得任何战略上的决定意义。实际上文件被敌人缴获后，只有重拟了作战计划，尼韦勒增加兵力进攻莫龙维利耶和苏瓦松—克拉奥讷前线，才获得突袭的成功。到16日夜，尼韦勒的主要希望和信心都已经落空，因此，他17日重新开始发布的战斗命令不仅暗示了战术的修改，而且暗示以颇为稳健的战略目标替代先前的政策。
战斗的后阶段在某些方面较之开始时更为成功；法军蒙受的损失与德军损失相比，不像霞飞进攻时那么相差悬殊。事实上，在法军实行的所有进攻中，尼韦勒的进攻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实际数字，还是相对于德军的损失都是最小的。但这位将军永远逃不了他乐观宣言产生的后果。他曾几次三番地断言，如果不“在24小时或48小时之内”立即并完全打开缺口，继续战斗将毫无用处。他还带着许多细节条件预言了这样的一种缺口。此前，几乎人人都对他的观点表示怀疑；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成为了确凿的事实。这场屠杀对畏缩的法国成年男子是悲惨的，但它被严重地夸大了。部队中爆发了骚乱，在首都出现一阵反对这位将军的愤怒风暴。他将重大战争改变成较为稳健的战斗的希望已经无人理睬。4月29日，作为总参谋长的贝当成为法国内阁中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顾问。
尼韦勒攻势垮台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如我们所知，英军以强大气势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总计划中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阿拉斯之战的胜利，攻克了维米山脊，俘敌13 000人，缴获大炮200门，没有发生不应有的牺牲。黑格原来就想在攻占蒙希—勒普勒之后结束这些军事行动，并尽早开始占领梅西纳和帕尚达勒山脊，以肃清海岸地区的敌人。但是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巴黎的普遍存在的形势使他认定，哪怕仅一两周的时限之内放松对敌压力也有危险。然而，英军的继续进攻不但代价惨重，且未获任何实际战果。在初期阶段，德军就施展了一套新的防守办法：他们以少数人据守前线壕堑系统，保持强大完整的部队随时可供调遣；并发起各自为战的强大反攻，几乎每战皆重新夺回英军的初始战果。
首相因轻易地接受尼韦勒的攻势计划而使自己深深陷入。他表示决心坚持到底；英军应毫不吝惜地投入消耗战，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促使法军不停的做出最大努力；因此，总司令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现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不能脱离形势评判他的行为，时局是悲剧性的：德国潜艇4月份击沉的船只超过以往纪录，计达800 000吨。致命的统计曲线仍在上升，在英国人的头脑中这件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让陆军战斗到最后时刻！”或者用费希尔勋爵带有挑战性的话说：“陆军能在海军被德国人打垮之前打赢战争吗？”首相、总司令和威廉·罗伯森爵士共赴巴黎，在5月4日和5日举行的会议上，劳合·乔治先生向里博先生、潘勒韦先生和贝当将军说了一些最有力量的劝告，叫他们继续进行协约国间业已通过的进攻。会议的全过程已由梅尔梅在其一本优秀的著作［7］中公诸于世。此次会议进程构成了英、法关系上和劳合·乔治先生一生中惊人的一章。
这位专横的威尔士人在全体会议上向法国政府强求的许诺，既不符合法军参谋部的最终决定，也有违当时的事实。事实上战斗在继续，且在嗣后两周内克拉奥讷和舍曼代达姆岭被攻占。但就在巴黎举行会议的那一天，发生了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奉命开赴前线的一个法军师拒绝开拔。不过军官们成功地召回了士兵执行任务，该师也不负众望地投入了战斗。但此事只是倾盆大雨前的第一滴雨。
法军的士气低落状况在迅速蔓延。由于对长官缺乏信任，由于惨重的损失和活跃的失败主义宣传，整个军队的紧张气氛一触即发。哗变——其中有的性质非常危险——在16个各自独立的军中发生；某些精锐部队也发生了这种情况。许多师建立了士兵会议。整团整团的法国士兵开赴巴黎要求通过谈判媾和并得到更多的探亲假。一支约15 000的俄国步兵部队在革命前派往法国接受武器和装备，这些士兵在自己国家受到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他们就是否应该参加4月16日的战斗一事进行投票表决，由多数票决定参加战斗。法国人以无情的方式使用他们，结果有近6 000人伤亡。幸存者公开背叛。他们宣言中的一句话显示了一位宣传高手的鼓动力。其控诉词一开始写道：“我们接到的通知说，我们被送来法国是为支付卖给俄国的军火的。”直到使用持久的炮火对付这些叛军之后，他们才屈服并被遣散。
法国民族的精神并非经不起这场危险的考验。5月15日，拒绝辞职的尼韦勒被免职，贝当接任总司令。忠诚的部队包围了那些逃避责任的士兵；老国土保卫队员们、家长们向愤怒的围困人员求情。混乱被安抚或者压制下去了。一切都给蒙上了密不透风的秘密帷幕，因此尽管有数万法国人涉及此事，但敌人没有听到半点风声；无论透露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什么信息，都长期深埋在他身边参谋们的心底里。在所有的人士中，贝当最适合于做善后处理工作。在数月期间他巡视了法军上百个师，所到之处向官兵发表讲话，倾听他们的疾苦和抱怨，放宽军中的严酷待遇，增加士兵的假期，采取各种巧妙的转移手法减少法国前线的战斗。到了这年年底，他恢复了那支经受了痛苦考验的光荣军队的士气和纪律；通过三大可怕的战役保持的欧洲自由，主要依靠这支军队的牺牲。
注释：
［1］《德索雷的耻辱和屠夫芒然》（De Sauret la Honte，à Mangin le Boucher），亨利·迪泰伊著，第88页。
［2］即阿尔卑斯山军和第187旅。
［3］皮埃尔弗：《总司令部》（G.Q.G），第一部分。
［4］重点号系丘吉尔所加。
［5］《我的战争经历》（My War Experiences）
［6］《我为什么提名福煦和贝当》（Comment j'ai nommé Foch et Pétain）
［7］《尼韦勒与潘勒韦》（Nivelle et Painl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