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抑郁症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关于抑郁症的遗传学进展，Shadrina等人［135］在一篇综述中做了详细的总结与概括，本书将其主要内容翻译成中文，囊括于本书当中，详见如下。

抑郁症是人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约有3.5亿人受到抑郁症的影响。从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统计来看，出现了从日本的3%到美国的16.9%不等的现象；在大多数国家，抑郁症患病率在8%～12%［136］。据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继缺血性心脏病之后造成人类伤残的第二大病因［137］。抑郁症为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许多与医学和社会学相关的不利后果，并且显著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适应能力。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且病程较长的患者与慢性躯体或神经系统疾病混合的患者可能有自杀倾向。

尽管抑郁症为医学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但抑郁症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机制尚不清楚。目前，已经提出了几种理论来解释抑郁症的发病，并且通过生化、免疫学和生理学研究来证实这些理论。这些理论有“单胺假说”“细胞因子假说”“应激诱导”“脑神经可塑性”“神经发生的改变”“昼夜节律失调的现象”等理论。(https://www.daowen.com)

家系和双生子研究为遗传因素对抑郁症风险的贡献提供了有力证据。例如，对双胞胎研究数据的荟萃分析显示，抑郁症的遗传率为37%（95%CI：31%～42%）；家系研究数据显示，一级亲属有患抑郁症的，其下一代出现患抑郁症风险会增加2～3倍［138］。遗传性也被证明在重度的抑郁症中尤为明显［139，140］。此外，疾病的严重程度还取决于抑郁症是母系遗传还是父系遗传［141，142］。

自1978年第一项致力于分离与抑郁症相关的可能候选基因的研究发表以来［143］，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许多寻找与抑郁症进展相关的基因研究。基于抑郁症假定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现有数据，已经分析了100多个候选基因，以确定它们的等位基因与抑郁症发作或其症状的风险之间的可能关联。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研究已经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DNA微芯片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可能进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s），以寻找抑郁症发作的风险因素，而不依赖于解释当时可用的抑郁发病机制的假设。然而，使用大量样本的GWASs，囊括了数千名患有不同形式的抑郁症的患者和数万名荟萃分析的患者，也未能确定任何导致抑郁症易感性的特定位点。这些研究也没有明确地确定抑郁症病理发病机制的生物学机制，也未能清楚地识别遗传关联和潜在机制，这些都表明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异质性精神疾病。抑郁症的易感性很可能是由许多基因的协同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和不同的环境因素决定的，每个基因本身可能对疾病的发病机制的贡献相对较小［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