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心的两大路径

当时言心，大致有这么几个路向，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孟子，因为中国的心学如果要追溯历史渊源的话，就是从孟子开始讲起，后来阳明也主要是发挥孟子“良知”的思想，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中国心学文化、心学思想的鼻祖。孟子讲“心”是与讨论人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讲人性是善的，所谓“善”就是先要有一些根芽，或者按《周易》的概念就叫“几”，就是一个起端、一个原发点。所谓“性善”就是本来有那么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是其他万物所不具备的，唯有人“最为天下贵”，他有这样一种东西，就是所谓的“善端”，是良知、良能，即人性趋向善的所有道德活动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从人禽之辨出发，人之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善端”。孟子讲了“四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便把“心”从原有的生理意义或人体肌理的东西转移到了道德的领域，把自然的那种生发义引申到一种特有的情感意义，并且作了人文主义的升华，赋予了“心”以充沛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当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道德情感。道德虽然有依于人的身体，和物质存在的肌理、机能有关系，但它又充盈着一种丰富的情感，是人所独有的东西，再把它升华为一种道德的状态，这大概就是最早孟子对“心”所赋予的意义了，也是后来讲所谓“心学”最核心的意思。孟子讲人都有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是所有道德行为的根本，如果这个东西丧失掉了，或者被遮蔽掉了，人可能就成为一种“非人”，或者沦为禽兽，便不构成我们真正的作为人的本质意义的那种存在。这个思想，主要是从一种道德的视域来规定人，给人下了一个定义，所以我们说孟子的这个思想开了中国古代心学的最为重要的一种理路，即从道德的意义给“心”作一种界定，这是一个思路。

第二个思路呢，可能就是从《管子》到荀子。《管子》“四篇”的“心”也是从“气”入手的，然后引申到感知的问题，它的“精气”说为荀子所继承。我们知道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他的一些思路跟孟子不太一样，荀子言“心”，讲“心之官则思”，他是从“知”或“智”的意义来入手的。从感知或知识的角度来讲，“心”具有一种独特的功能，有其他器官所不具有的能力，它可以去感知外部的世界，所谓“心有征知”，主动地去感知、了解、掌握和解释外部的世界，这更多的是从一个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讲的。关于知识生成的路径，荀子作了比较完整的阐发，在《解蔽》篇中有大量描绘心“虚一而静”状态的文字，即怎样接受和容纳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以及感官功能的发挥，以增强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和接受知识的能力，这便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心”之意义的另外一种理解。

这两条路向，一个可能比较接近于道德的，另一个则接近所谓知识的，它们都是儒家关于“心”的学说里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两条路向，从汉以后一直到宋明，所有的儒家人物在理解“心”的时候，都是在这两个方面作一个调适或者中和，当然往往也有偏袒处。陆王心学兴起之后，最主要继承的是孟子的这条路向，后续的心学发展经历过复杂的变化，逐渐地狭义化了，变成了专指孟子一系，甚至成了陆王之学的代称。但最早开头，在儒家思想里面，对心的理解的这两个层面都是包含了的。(https://www.daowen.com)

现在一般所说的“心学”，是从宋明时代的思想系统入手的。北宋时代对心的理解就有新的思路，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命题，像张载讲的“大其心”和“无成心”，尤其是程颢，他的学说里面有很多对心的阐发，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开了宋明理学认识心、理解心的先河。在这里面，包含了许多本体论的问题，可能跟对人性的理解、对宇宙自然的理解都有一些结合，从各种角度对心的意义和内涵有一个深化和发展。后来一般讲心学，大多是从狭义来说的，就是从陆九渊开始的，这是宋明时代和程朱理学不同的另外一路。陆九渊的思想和朱子的思想有所不同，他们当时有“鹅湖之会”，在论辩中，不管是对知识的理解，还是掌握知识的入手处，都有很大的差别，一个讲“心即理”，一个讲“性即理”，这就构成了当时理学中的两派。实际上，陆九渊和朱子思想的差异不像后来阳明学兴起之后变得似乎是那么地不可调和，好像就成了两个非常对立的派别，其实它只是在宋代理学中构成了不同的致思取向和学问方式上的一种差异。在阳明学兴起以后，这种学派的对峙感变得越来越强烈，好像心学就成了整个理学的对立面，陆九渊跟朱子的路向完全不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这是在后来阳明学大盛之后，逐渐强化或加以比较之后给人们留下的一个印象。陆九渊之后，也有他思想传承的线索，有一些重要的弟子，比如说杨简这些人，但总的说来，这条线和朱子所开创的学派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其影响力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陆学逐渐地式微了，而朱子学却一家独盛。一入明以后，情况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明初的儒学有一个沉寂期，从元代以来便死气沉沉的儒学，要想从僵化的状态走向复兴，除了继承发展朱子学的内容外，这个时候就有了所谓心学的兴起，来另辟蹊径，并且逐渐成为儒学里的一个重要的潮流，心学也慢慢地成了明代学术的主打产品，成了明代儒学最为重要的一种面貌。

这个新潮流的起头，我们一般是从陈白沙开始说起的，这是广东地界的产物。白沙是岭南大儒，崛起于江门，他的师承并不是从陆九渊这一系下来的，学问出处也没有清晰的线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对儒家学问的一些反思得来，所谓“自得”也。他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明代心学的一个开端。白沙之后，就是湛若水，是他的大弟子。同时王阳明在浙江那边崛起，所以当时就形成了所谓“浙宗”和“粤宗”两系。在浙江和广东这两个地方同时出现了心学很兴旺的状况，这也就是所谓甘泉和阳明的“分主教事”。在传播和弘扬心学的潮流当中，他们两个人是主将，但后来实际的情况是阳明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到了晚明，基本上是阳明学的天下。后来黄宗羲作《明儒学案》，里面用了很大篇幅来表彰阳明一系的思想，对他的门徒分系及每个人的记述非常多，这样一来就渐渐地构成了历史书写的定案。因为《明儒学案》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后来一般讲明代的哲学、明代的思想、明代的儒学都要看《明儒学案》，这样阳明学好像就成了明代最主干的东西。这个过程是跟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跟孟子以后儒家思想里特别彰显心性一系的选择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再加上宋明时代儒学转型以及时代变迁的问题，这就使得到了明代中后期，阳明学逐渐把心学的路向或心学的思潮推进到了一个高峰。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一说“心学”，几乎就成了阳明学的代名词，大家都是以王阳明作为它的最主要的代表。这大概就是心学的一个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