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与三教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明代以后心学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或最为重要的文化形态？我们都知道，唐以后有所谓“三教”融合的问题，就是儒、释、道的相互激荡与交融。宋明理学正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吸纳了很多释、道的义理，才成功地复兴了儒家的思想和学术，而心学更是在融合各种文化因素方面达到了一个极致。在所谓“三教”中，佛教也讲心，禅宗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最能把孟子一系的心学养料跟印度的思想融合起来，所以后来禅宗里面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讲心学。包括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所讲的“内丹”，完全是一种精神性的“炼养”，也接近于广义的心学。所以一方面我们说宋明理学的“心学”是陆王，这是儒家，但实际上从扩大了的心学意义上来讲，在佛、道里面，尤其是禅宗也是在讲心学，只是它的讲法和儒家的不一样。

我们以王阳明为例，阳明从17岁开始专注于理学所讲的“格物致知”，大家都知道“格竹子”的故事，可以说是因“格”成病。后来他又循着理学家好好读书的路子，走了一段读书穷理的路，下了很大的工夫，但读来读去也没读出个名堂来，知道了这么多的道理又能怎么样呢？在他快结婚的时候，沉迷于仙道，新婚燕尔，在一个道观里面，被道士给迷住了，彻夜未归，洞房花烛都耽搁了，这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阳明有一段时间痴迷于佛、道教，但这些东西最后都没有跟他的生命追求、跟他要体验得到的东西达成一致，所以他又回到了儒家。但他在34岁时的龙场悟道，这次却是自我身心的体悟。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荒芜之地，在一种九死一生的磨难境地当中，才得到了他人生的大彻大悟，创造出一种心学之境。

所以我们看王阳明这一生的经历，他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找心，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法在找心，但他最后找到的这个心，既非格物穷理之心，也非佛道仙学之心，更不是死读书的知识之心，他找到的是生命体验之心。所以这个“心”是跟我们每个生命个体的独特性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在说一段公理，或者在说一个普遍的规律，或者在说一个人人都需要掌握和学习的知识，它不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是融贯在我们生命活动的具体性当中的，因为如果离开了生命过程里面的具体的情景，那你讲的所谓的“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心是活泼泼地，是生机无限地，是跟每个人生命存在的具体性以及日常活动的精神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心学”是体验之学。我们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是千变万化的，在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历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环境之下，可能体验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一种活的存有，表现为非常活泼的状态。我们能把这样一个道理搞明白了，能把这样一种精神把握住了，可能“心学”真正的意义才能够领悟到，才能够相契合。这个状态显然不是从书本上读出来的，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的各种阅历、各种体验的一种不断的聚合，可以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历程。只有在漫长的多种多样的情景状态之中，我们才能去体会这个心、找寻这个心，这个心也才能够找得到。

再就心学与佛学的关系而言，实际上入明以后，是有一个融合的机理过程。包括当时陈白沙有一些人批评他，说他是“近禅”，他的有些弟子也被批评为是“近禅”。在传统理学或者按照格物穷理的路向来看，他们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好像跟禅宗和尚没有什么两样，在外形上非常地近似。所以这个情况，从心学诞生开始，包括有些人对陆象山的批评，也是说他跟禅或佛混到一起了。后来王阳明的思想，包括他的后学，后人也有很多批评，有说他是禅，尤其是阳明后学里的很多人物，他们的思想就是处在一种禅与儒相搅拌的状态之中，非常地难以剥离。所以，从“心”的意义或“心”的内涵来看，实际上它已经超越了某一种学派甚至是宗派的意义。这已经是在更高的普遍性上所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的东西，只不过其表达的路径或方式上有差别。儒、佛毕竟有根本不同处。我们再以梁漱溟先生为例，包括上面所讲的王阳明的人生几步曲，这些儒家人物对佛教的吸收，包括对禅的容纳，显然不是一种严格拒斥的态度，不是所谓“辟佛老”的门户心态，而是具有相当的包容性，是把佛教的一些精神，包括禅宗的思想，尤其是一些非常深刻的义理内容作了一个接纳和消化，然后为我所用，把一些出世的精神放在了入世的事业当中。后来王阳明之所以那么伟大，成为一个完人，我们都赞美他的功业，除了“致良知”的哲学之外，他的事功也非常突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集于一身，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确是不多见的。而其事功的层面，显然不是禅宗和尚所能承当的，其对于社会的这种责任，尤其是儒家所谓“内圣外王”的境地，显然跟禅宗的内容、跟佛教的理想，又相距了十万八千里。所以在出世与入世的根本点上，他们又有一个境界上的超越，涵容了佛教的一些东西，涵容了禅宗的一些东西，但又有超出的地方。包括像谭嗣同，他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气概，有佛家大无畏精神的影子，但他是在世俗社会里所迸发出来的灿烂光辉，而不是局限在一种个人身心的修养，或者只是在出世的意义上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的，这个社会性的根本担当所表现的是儒家的情怀。梁漱溟先生早年也曾学佛，但后来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晚年他答客问，说你们都说我怎么又跑到佛家去了，实际上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佛教。因为在他的心学的容纳下，儒也好，佛也好，都有一个圆融的、打通的境地。关键是这种思想义理你怎么去运用，你如果只是做一个自了汉，是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那就不是儒家的担当精神。所以，像王阳明也好、梁漱溟也好，他们的那种大丈夫气概和担当精神之所以为世人所景仰，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了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力量，所以才显得那么了不起。这里面不是一个截然切割的情形，它有一个生命内化的过程。(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第85页。

[2]详见阮元《释心》一文，《揅经室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