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践的智慧学
牟文共分为七讲，以中国哲学为一生命的学问，而非西方哲学以认识论为中心，由此判为中西哲学的分水岭。借用康德的用语，中国哲学为一“实践的智慧学”，[2]相当于中国“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现在容易和生物科学有所混淆，可以用“生活哲学”而言）。牟先生以为中国此一类型的学问，最后会关涉到“道德的形而上学”（moral metaphysics）。牟文中，视《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一根而发，逐步建立先秦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易言之，道德的形而上学，肇基于孔子的思想，牟先生以一句“践仁知天”来总结孔子的智慧，然而《论语》中却有一句甚难解释的话：“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不是所有的形上学（metaphysics）都不能讲。康德以为西方传统的形上学至少有三项：上帝存在、灵魂不灭、自由，超出科学知识以外，无法用知识进行理性的逻辑推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降重视认识论，然而此三项并不是“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或“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eason）所能证明的，所以康德提出实践理性批判，“知解的”这个词就是对着“实践的”讲，唯有靠实践（practice）方能证明。所谓思辨理性或知解理性，能适用于经验科学范围内的东西，能够成为知识所能达到的对象。但是西方人把上帝存在、灵魂不灭看成是客观的存在，就是事实，目前西方讲究实证的学问，所以目前西方不讲形上学。《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就是以“形而上”来翻译“metaphysics”一词，中国道德的形上学为一实践智能学型态。
理解孔子的思想，必须通过《论语》。牟文将《论语》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春秋时代一般人的教养问题。第二，个人道德实践凭借的根据，个人发展道德人格的根据。第三，道德实践的最高造诣，就是道德实践的最高造诣往哪个地方通的问题。
首先，所谓“周文”，指周朝的文化，一条人文化成之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朝的礼乐制度灿然明备。孔子以六艺、六经等来教育学生。一般人的教养问题就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仪轨。其次，公认《论语》的中心思想为“仁”。西周周公制礼作乐，依与周王室血缘亲近分封诸侯国，降及东汉，内在动力面的血缘亲情已无法维系外在结构面的宗法封建制度，礼坏乐崩，诸子百家面对周文疲弊的时代问题各自提出解决之道。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对僵化了的周文不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而是提出礼之本在仁，以真实情感加以活化周文。所以现代学者有“摄礼归仁”[3]的说法，由礼学进入仁学。“仁”是道德实践可能的根据，有这个根据做道德实践，“仁”代表道德实践。道德实践就是人格的完成，这种实践之所以为实践，一定是道德的实践；如果是根据科学知识而来的实践，譬如手术、运算等的实践，只是技术方面的实践，而非道德的实践。最后，君子致力于道德实践，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就主观方面而言，成圣；就客观方面而言，还会往上牵涉，牵涉到“天”，“天”代表超越面，这是儒家的基本预设。通过圆融的人生实践，让善圆满的实现。(https://www.daowen.com)
《论语》中，凡言“天”十次，“命”六次，“天命”二次，“性”二次，“天道”仅一次。《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牟先生以为这是《论语》里最玄的一个问题。“文章”指《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至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究竟是孔子没这方面的观念，抑或是子贡没听见孔子说过，还是听了不明白，自古以来莫衷一是。为什么牟先生以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还有为什么孔子要用这么曲折的方式表达？
首先必须厘清“性”与“天道”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问题。用西方形上学的词语讲，“性”与“天道”是属于存有论（ontology）的问题。“天道”就是天地万物总起来说的，天地万物之所以成为天地万物的最后根据，是绝对的存有、最高的存有，模拟于西方的上帝，是大写的Being；“性”就是散开对着个体讲，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体的最后根据，是小写的being。从不可得而闻也，可知夫子心中有这个观念，但为什么夫子不常讲“性”与“天道”？因为这不是讲的事情，不是用说的就能够证明，“性”与“天道”不是思辨理性或理论理性的事情，势必另辟溪径，而是实践理性的事情。
实践什么呢？就是实践“仁”，牟先生以“践仁知天”一句话来诠释孔子的智慧，这就是最高的智慧。据此了解，在孔子的生命中，暂时把“性”与“天道”的问题放下，因为“性”与“天道”属于客观的存有问题，存有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是经验所能把握到的，不可凭空而说。关键的地方在“仁”，从可以通过自己尽力就能把握的关键点入手，把仁道实现出来，实践出来就是体现出来，不是凭空就能知天的，而是从实践的工夫进路而来，通过实践仁道，方能知天。“性”与“天道”遂可以通过实践，体证而知。牟文由《论语》的“践仁知天”，逐渐发展出《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和《易传》的“穷神知化”，由实践的智慧学展开先秦儒学道德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