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活化的儒学

牟文以康德所提出的实践智慧学作为开端，来论述先秦儒学的实践性格，再探讨先秦儒学道德的形上学。牟先生运用其老师熊十力先生“体用一如”的方法论观点，^[10]“本体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源问题，“工夫论”是如何达致的修养工夫问题。牟文在探讨“践仁知天”时，有分别从“仁”和“天”提出本体的说法，“仁体”、“道体”、“创生性实体”或“创造性实体”，也从道德实践的进路，就是践仁，来探讨修养工夫。“体用论”适合诠释中国哲学重生命、重实践的特点，但是牟文似乎较呈现下学而上达单向达致的工夫，较无法表现出双向的互动，“即用见体”与“承体起用”，是一种诠释的循环。

道、德、仁、艺四目为一体之循环（circle）：

在礼文世界中开启仁心，人存在的真实感具有主体自觉的能动力，触之即动，动之即觉，因觉而悟，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生命本身回到宇宙的本源而交融不二，下学而上达以“即用见体”；人的生命与总体的存有根源合而为一，与天合德，内在化为吾人的德性，人依着真实情感的感通能力，具体开显于广大的礼文世界，由大本而达道以“承体达用”，但不是开显完就结束，而是循环相生不已，用后设学术话语而言，孔子思想实已隐涵“体用一如”的哲学观。由修养的工夫，“用”这个层次就是“方法论的层次”（methodological level）；而回溯到本源，“体”这个层次就是“本体论的层次”、“存有论的层次”（ontological level）。^[11]

孔子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章，表现了提纲挈领的思想进程，虽然孔子并不常言于性与天道的本体，亦曾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熊十力先生说：“孔子答门下问仁者，只令在实事上致力，易言之，即唯与之谈工夫，令其由工夫而自悟仁体，却不曾克就仁体上形容如何如何。一则此非言说所及，二则强形容之，亦恐人作光景玩弄。”^[12]在实事上唤醒仁心，也就是说，从日常生活中唤醒怵惕恻隐的仁心，回溯总体的根源，存有的根源开显于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的事物之中，当机指点仁心，换言之，“仁”放诸于生存场域，即是“礼”的落实，“游于艺”呈显了道德实践的面向，由存有哲学开启场域哲学。用后设的学术话语而言，相较于宋明儒的见体之学，孔子仁学一方面由艺入道，即用见体；另一方面由道成艺，承体达用，熊先生常言“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体是流行大用之体，用是本体开显之用，道与艺之间，如此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在生活经验之中，逐渐调适而上遂于道体，验之以体；一旦上遂于道体，道体又开显于生活世界，以体验之，孔子仁学包含天道天理、道德主体、历史文化三个面向，三者之间并非单向式的思维方式，隐涵着诠释学上的循环与实践上的循环，所谓的“体验”、“体会”，即是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而不唯是解释（explanation），乃是吾人根据主观的个别生命，通过客观的方法操作，而对诠释对象加以认识与理解，并进而给予批评与建构。人作为活生生实存而有的存在，迎向生活世界，开启“生活化的儒学”（lively Confucianism），^[13]人的主体心灵意识对客观对象的执着，如何处理人的扭曲与异化，以及寻求其复归之道，成为圣人之道的重要问题，而所谓“生活化的儒学”，“道”只是如实地开显，生命只是自然地朗现，解除对外在知识系统的执着，寻求内在生命的确定，提倡一个自得之学。

牟文以古德“仁是生道”的论点，探究“践仁知天”，将一个牵涉到形上学而有难度的命题，运用一个极佳的论点来加以证成。牟先生在先秦儒学即建构出本体，到了宋明儒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宋明儒提出“生生之仁”的说法。然而牟先生站在当代新儒学的位阶上，惜未尝以“仁是生道”来讨论生态伦理。

孔子的“仁心”，孟子的“良心”、“恻隐之心”，陆象山、程明道的“本心”，王阳明的“良知”，都是道德创造性的自己，感通之无隔，觉润之无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侵略性的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迄今，地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是所有存在物面临的浩劫。儒家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居于中心地位，“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但并不是从优越的角度而把自然界当成可任意掠夺、征服的对象，在“一体之仁”的价值中，天地万物不外于己身，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我与它”的关系，而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言“我与你”（I and Thou）的关系，儒家的人文精神蕴涵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建构环境生态伦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