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哲学的伦理转向意义重大。首先是随着哲学领域的扩展和观念的更新，哲学的界定和分类都会发生变化。伦理是第一哲学，那么，形而上学、知识论、自然哲学和逻辑学都以伦理探究为目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打破了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传统分类法。如何判断哲学范式的转型，黄颂杰先生说：“评判哲学转向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志归根到底要看哲学家们在本体论—知识论问题上的态度、思想和观点及其论证。”[7]本体论—知识论是作为哲学模式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内核，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取代本体论的地位，显然是撼动了哲学的根基，这与先前的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等所表现的对哲学范畴的关注点转移显然不同，这一轮的转向是哲学的范式转型，代表了哲学概念的更新，但随之而来的将是哲学分类的变化。而像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科技伦理、城市伦理等学科在当代成为显学，则对我国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分类法也形成了挑战。这些问题都将引起哲学界进一步的讨论。
二是伦理学概念也会有新的发展。当哲学从宗教、从科学、从形而上学的领地分化出来之后，便不再成为神学的奴婢而为神的存在提供本体论的证明，也不再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造科学理性的神话，而是回到了人自身。如果说，伦理是关于人的理论，那么，人与世界、人与自然都在其中，因为天地人本来一体。如此，从人出发，在各个领域进行伦理追问和哲学反思岂不顺理成章？！
第三，也许至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哲学非同小可的积极意义，那就是，有助于理解和澄清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从哲学的当代发展来说，对“他者”的关注成为哲学的重要问题。在近年来的国内哲学界尤其是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与他人或他者有关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日益成为热点。这是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张力日益成为问题，在“自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个陌生的“他者”（包括他人、社会和自然）时，“自我”如何与这些“他者”相处？这不止是一个纯粹理论思辨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必然突出了伦理、政治、宗教等实践向度。由哲学的伦理范式转型看中国哲学，重点不在于再次依傍西方而跟着开展伦理转向，更重要的则在于重新认识对中国哲学的意义。我们知道，哲学这门学科来自西方。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对号入座，充其量自认为是伦理本位，果其如此，则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其性质和品位都低了，黑格尔正是此意义上奚落中国只有常识道德而没有思辨哲学。于是，为了证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度有学者极力去寻找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就又寻到了西方。[8]所以，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建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依傍”为特征。
西方哲学的伦理转型是对传统本体论—知识论的批判和推翻，不仅为西方哲学开辟新生之路，而且为中国的发展和文化自信创造了好的契机。在传统“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那里，其被定位于“理论”（思辨），定位于“原理”（普遍）而使其离现实的生活和人的生存状态分离开来，本来离生活最近的伦理、政治、宗教等，也因要以理论思辨为归依而带有知识论的特征，从而造成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相分离，进而形成形而上学高于伦理学（理论高于实践）的价值判断。但在中国哲学那里，不存在这种分离现象，换句话说，形而上学与伦理是合一的，是相辅相成的。
从形而上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有道器之分，表明具体活动和形上的追求，但两者又不是截然脱离，而是要求“道在器中，器中显道”。不像西方传统哲学那种，将形而上学定位于“理论”（思辨）而与作为“实践”的伦理相分离，从而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
西方传统的伦理学，受人类本位中心主义的主导，对自然的价值重视不够，甚至贬低自然的价值，也不承认非人类动物具有道德地位。这种理论造成的现实后果在人类遭遇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中强烈地反映出来。而中国传统哲学讲万物一体，天地人三才，将人与自然和谐地构成生命伦理圈。如道家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确立为最高的“玄德”；儒家讲三才（天地人）之中人为贵，贵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佛家讲一草一目皆有情，等等。这种尊崇自然，包容万物的理念，当成为当代人类伦理理念的基本原则。
走出依傍，重新认识和建构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共识和伟大使命。哲学的伦理转向为我们挖掘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深刻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与人的内在统一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的伦理关系，以及从中所体现的哲学反思，建构中国话语的学术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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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由上海社科院主办，2016年7月在上海召开，以“企业和经济发展中的伦理、创新与福祉”为主题。来自联合国的重要官员和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56名专家学者与会。50多场会议，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伦理思考。具体内容可以参见媒体报道和会议论文。
[2]参见潘德荣：《德行诠释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8日；2016年9月21—22日由华东师大哲学系和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联合主办了“德行与诠释”学术研讨会，从一些论文标题可以看出诠释学伦理转向的端倪，如潘德荣《经典诠释与“立德”》、余亚斐《〈论语〉“德”字的诠释与辨析》、余治平《物体、心体的价值剥落与解释危机——阳明良知学本体论还原的过程分析》、何卫平《〈真理与方法〉中的实践哲学——析此书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及意义》、张能为教授的《“友谊”之作为哲学问题及其当代意义——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中的“友谊”问题沉思》，等等。
[3]据侯才先生《哲学的伦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塑》（载《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一文中引用黑格尔遗稿《德国唯心主义最初系统纲领》中的话：“形而上学在未来将进入道德之域……而伦理学将成为具有一切理念的完整体系。”
[4]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了沉思的、实践的和技艺的三种知识，而沉思的知识中又分为物理的、数学的和本体论的，而探究“存在之为存在”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将之称为“第一哲学”。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016b18—30。
[5]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
[6]张旭：《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论列维纳斯》，载高宣杨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第3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
[7]黄颂杰：《论西方哲学的转向》，《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
[8]台湾学者罗光写过一本《儒家形上学》（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出版，1980年修订本由辅仁大学出版，1991年订定本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其自序道，他在罗马传信大学教书时，当时欧美讲中国哲学的学人，都认为中国儒学只有伦理学，没有形上学。而胡适和冯友兰也不讲儒家的形上学。罗光认为儒家的伦理学流传了两千年，不能没有形上的理论基础。于是，他从《易经》、宋明理学去发现儒家的形上系统，并把第一章的标题就列为“形上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