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走向生活
为了寻求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使他的身体和心智都得以完全康复，我们的哲学家离开了奈因微尔斯故园，从贝里克登舟起程，去英格兰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有人介绍他到那里的一位富商手下当学徒。
在去布里斯托尔的途中，大卫·休谟在伦敦小住几日。他要会见一些朋友和熟人，同时也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稳定一下情绪，以便精神饱满地投入新的生活之中。实际上，虽然休谟决定选择新的生活方式，但对自己的前途仍然充满疑虑，对自己身体能否完全康复，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和有效，并没有多大把握和信心。因而在他抵达伦敦时，仍然满腹心事，忧郁不快。他请教了一些医生和朋友，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于是他决定写信给著名的医生和著作家约翰·阿巴斯诺博士（Dr.John Arbuthnot），倾吐自己的苦闷和忧虑，希望得到博士的明示和教诲。
这封信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多次引证过的那件著名的“我的部分生活经历”的文献。阿巴斯诺特博士是当时伦敦很有声望的人物，被誉为伦敦著作家中“第一人”，人们称他是“多才多艺的天才，卓越的医生，学识渊博且极富幽默感的人。”休谟与阿巴斯诺特素昧生平，但对他的才智和声名仰慕已久。休谟在信中回顾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介绍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治疗、养息的过程，述说了自己的苦恼、忧虑和扰乱心绪的种种思索，特别重要的是详细地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对传统哲学的基本看法以及他要为之奋斗的“人性的科学”的大体设想。休谟在信中说：
“……我不必对你说，我是一个苏格兰人，是你的同乡，因为从无任何这样的联系，我所能仰赖的，是你的甚至对像我这样素昧生平的人的博爱。我所希冀的是你忠告的恩惠，……只有一个医道致湛、通晓文学、才智机敏、判断力强、且有伟大博爱的人，才能给我满意的回答。为了我不时的悬念，我期待名声能给我指出更多的集这些美德于一身的人。……我必须承认，我焦急地期待着你对我的评判，……深信你的坦诚正直和宽宏大度，……
……我求教过许多医生，尽管他们医道高明，但都不能探查出我的病因，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并非是具有伟大学识的人，他们不了解这些心灵的活动。你的名望告诉我，你是消除我的疑惑的最合适的人，而我正要征询人们的意见，以使我能平息伴随如此缠绵的痼疾而来的种种忧虑和期望。”
在这封信中，休谟提出了当时为之深深苦恼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阿巴斯诺特博士的明确指教。但是，当休谟写完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情竟豁然开朗了。无情地剖析了自我，冷静地述说出自己的郁闷和思索，也就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和净化。休谟发现，他完全能够对自己的种种疑惑做出恰当准确的回答，打开心灵的钥匙原来就在自己的手里。因此，这封信实际上并没有投寄出去，而是由他本人珍藏一生。这封信成了休谟自我认识和自我把握的标志。他的精神出现了转折的契机。他不再觉得有必要请教权威来指导生活的方向。他许久以来致力的文墨生活不再受逆境的牵制和左右了。
在上面这封信中，休谟表示，为了更有效地重新开始研究学问，他下决心把它们暂时放在一边，去尝试一种积极的生活。经过审慎的考虑，“我选择去做一个商人；经人介绍我去布里斯托尔找一位富商，我现在正在去那儿的途中，决心忘掉自己，忘掉过去的一切，尽可能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生活之中，遍游世界各地，直到完全摆脱缠身的病魔。”
布里斯托尔距伦敦一百多英里，是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18世纪英国对西印度贸易的主要港口。因为带有熟人的介绍信，休谟到布里斯托尔后很快就找到了职业，在一家商行当职员。他的老板是迈克尔·米勒先生（Mr.Michael Miller），主要经营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食糖，同时也很可能从事奴隶贸易，按照惯常的非洲——西印度群岛——英格兰的金三角航线，大获其利。所以休谟上面说到要“遍游世界各地”，想必并非无由之想。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他在那里供职不几个月，就因与老板不睦而辞职。争吵的直接原因是休谟改正了米勒信件中的一些语法和文体上的错误，这使米勒大为恼火。他对休谟说，他无须提高什么语言水平，就凭现在这样的英语，已经挣了两万英镑。结果，休谟怀着愤懑的心情，拂袖而去。除了优雅精美的表达，休谟不能容忍任何粗糙的文字；除了文墨生涯，他不适合于任何其他方式的生活。
休谟离开布里斯托尔后，直接去了法国。这位23岁的苏格兰青年，早就对这个伟大的邻国怀着景仰之情。他对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的文学极为钦佩，而对法国哲学更为敬重。他第一次踏上法兰西的国土，内心里十分激动。休谟对法国深厚的热爱之情，在他174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露：
“……除了希腊人以外，法国人是唯一这样的人民，他们同时拥有哲学家、雄辨家、历史学家、画家、建筑师、雕塑家、音乐家。至于戏剧，他们甚至超过了希腊人，更远远胜过英国人。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们大部分人都具有完善的艺术，而其中最为得心应手和技巧娴熟的是I'Art de Vivre（生活的艺术）和社交的艺术。”
从1734年仲夏到1737年，休谟在法国住了三年。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到了法国，打算隐居乡间，从事研读。在这里我拟定了不懈追求的终生计划，结果也顺遂心愿。我决意撙节俭朴，以弥补财产的不足，维持独立的生活。除了增进文学上的才能而外，其他任何事情于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在法国隐居期间（起初是在兰斯，但主要是在昂儒的拉福来舍），我写作了《人性论》。……度过了三年舒适的日子……”
虽然31年后休谟又到巴黎时，被当做“英国最伟大的才智之士”而受到法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但他此时初到巴黎，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在巴黎仅仅逗留了一个星期，随即便去了兰斯（Rheims）。兰斯是法国当时的一座较大的城市，约有四万人口，城里的兰斯大学也是很有名的。休谟打算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希望在这里度过幸福愉快的时光，也为将来的幸福做好准备。”经友人介绍，休谟结识了兰斯的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广泛接触各界市民，他们的文雅风度和彬彬有礼给他以很深的印象。他过着舒适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法语和研究学问。在此期间，他还童读了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和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但是，休谟觉得在这个城市里花费太多，一年要用80镑来维持生活，这几乎是他的固定收入的两倍。所以他在兰斯只住了一年，便去了生活费用低廉的拉福来舍（La Fle che）。拉福来舍是一个仅有五千人口的小镇，但这里有一座在欧洲十分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法国著名哲学家苗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就曾在这里就读八年。直到休谟抵达这里时，这所学校一直是笛卡儿学派活动的中心。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休谟在这里借阅了大量的书籍，包括笛卡儿、马勒伯朗士（Nicole Malebranche，1638—1715年）的著作和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Marie Aro uet，1694—1778年）的《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与此同时，休谟在这里完成了他的长篇巨著《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人性论》是休谟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它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在这部著作中，休谟具体实现了他的关于建立“人性的科学”的设想。全书分“论知性”、“论情感”、“道德学”三卷，以牛顿、洛克以来的经验主义方法，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人性各方面问题的基本观点。他提出：
“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地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从这个岗位，我们可以扩展到征服那些和人生有较为密切关系的一切科学，然后就可以悠闲地去更为充分地发现那些纯粹是好奇心的对象。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确实的解决。因此，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休谟对他建立的“人性的科学”很是自信，认为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很少依赖以前的任何哲学体系。1737年8月26日，休谟写完了《人性论》后，写信给他的好友迈克尔·拉姆齐，说为了使他在读到《人性论》的手稿之前有所准备，建议他
“……重读马勒伯朗士神父的《真理的探索》、贝克莱博士的《人类知识原理》、塔尔（Bayle）的《辞典》中关于形而上学的文章以及芝诺（Zeno）和斯宾诺莎（Spinoza）的有关论述。笛卡地的《沉思录》也是有用的，……这些书将使你容易理解我的形而上学的推理部分以及其他部分。它们很少依赖于先前的哲学体系，仅凭给予作充足光明的天赋机智，就可以去评价它们的力量和坚实。”
1737年9月，在法兰西的国土上留居了三年之后，大卫·休谟带着他用心血凝结成的《人性论》手稿，返回祖国。
他于9月中旬抵达伦敦，即开始为《人性论》的出版事宜奔波。他在这年底写给亨利·霍姆的一封信中说：“我到这里已经近三个月了，每星期里都要与出版商们周旋，你可以想见，在此期间我并没有忘记这本书本身，我已经发现有些段落的风格和修辞并不令人满意。这件事的紧迫和重大牵扯了我的精力，使我比在法国单独沉湎于纯然的宁静时更难愉快。”
但是，除了关心《人性论》的出版事宜外，休谟在伦敦期间，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观察和了解这个大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政界、娱乐界和知识界给交了许多朋友，经常出入议会、法庭和剧院，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不过，他更多的闲暇时间不是在剧院中，而是在“哲学的讨论”中度过的。他时常去一个“彩虹咖啡馆”（Rainbow Coffeehouse）与经常在那里聚会的法国新教逃亡者们讨论哲学问题。他很重视这里的哲学谈话，在给亨利·霍姆的信中，还专门谈到过这里的“哲学之夜”。可以想见，这种思想交锋和智慧的交流，对休谟的哲学思考必定大有裨益。
虽然英国早就宣布了出版自由，但像休谟这样毫无名声的青年人，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出版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他那些大胆新奇的见解，更使人望而生畏。在友人的劝说下，休谟删掉了原稿中“论神迹”一节，即他自己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开波，《人性论》的第一、二卷终于在1739年1月得以问世（第三卷于1740年1月由另一出版商出版）。
现在，休谟把他那些大胆新奇、甚至是革命性的思想端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它们能否引起他所预期的“哲学的完全改观”呢·此时此刻，作者本人的信念和感情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在《人性论》第一卷的结尾，休谟已经披露了他的担忧和不安：
“我首先对我在我的哲学中所处的孤苦和寂寞的境地，感到惊恐和迷惑，设想自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妖物，不能融合于社会中间，断绝了一切人间的来往，成为一个彻底被遗弃的、衷心忧郁的人。我很想混入群众之中，取得掩护和温暖；我自惭形秽，就没有勇气与人为伍。于是我就招呼他人来与我为伍，自成一个团体；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每个人都退避远处，惧怕那个四面袭击我的风暴。我已经受到一切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甚至神学家的嫉恨；那么，我对我必然要遭受的侮辱，还有什么惊奇么·我对他们的体系，已经声明不赞成；那么他们如果对我的体系和我个人表示憎恨，我还能惊异么·当我四面展望时，我就预见到争论、反驳、愤怒、诟骂和毁谤。而当我反观内视时，我也只发现怀疑与无知。举世都联合起来反对我，驳斥我；虽然我自己就已经是那样脆弱，以至我觉得，我的全部意见如果不经他人的赞同，予以支持，都将自行瓦解和崩溃。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踌躇，每重新反省一次，都使我恐怕在我的推理中发生谬误。”
但是，这种忧郁的情绪随即就消逝了：
“最幸运的是，理性虽然不能驱散这些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把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治愈了，或者是通过松散这种心灵倾向，或者是通过某种事务和我的感官的生动印象，消灭了所有这些幻想。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
然而，无论如何，休谟对自己的著作还是充满信心的。在为《人性论》出版而奔波的那一段时间里，他精神振奋，兴致勃勃，沉醉于成功的幻想中。他自认为这部书提出了许多会使哲学彻底改变面貌的新见解，向当时流行的、传统的观点进行了挑战，因此，一定会引起轰动，专家学者们可能会对它进行指责和非难，他并准备好用堂正的反驳来迎战。但是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人性论》第一、二卷出版后，竟然无人问津，不仅书卖不出去，而且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甚至在他的朋友中间反应也不热烈。休谟后来在《自传》中说；“从没有任何文学上的尝试比我的《人性论》更不幸。它从印刷机中一生出来就死去了，它无声无息，甚至在狂热之徒中也未激起什么怨言。”其实，对于像当时的休谟这样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来说，这种失败是不难理解的。人微言轻，不足以引起整个世界的重视。在哲学史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s）和尼采（Friedrich Wihelm Neitzche，1844—1900年）的《札拉图士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等传世佳作，在问世之初都曾遭此厄运。另一方面，休谟以极高的哲学智慧和才华，提出了许多尚未为世人领悟的问题，曲高和寡，不为他的时代所理解和接受。也许《人性论》出世的大早了，如果晚半个世纪出版，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人性论》出版后不久，休谟就回到了离别将近五年的故乡，和母亲与哥哥住在一起。此时他哥哥约翰·霍姆已成为一个很精明能干的庄园主，使祖传的产业大为增加。休谟住在乡下，一面继续读书写作，一面期待着社会对《人性论》的反响。我们知道，这种期望完全落空了，我们的哲学家初试身手，就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人性论》的失败并没有使休谟打算放弃文人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天性愉快，性情乐观，在受打击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并且以很高的热情在家乡从事研读。”他认为，《人性论》失败的原因，是在于自己的某些缺陷，而这些缺陷是可以避免的。这并不是书的内容不妥，而是叙述不当。他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使他的思恣更好地适合大众的口味，易于为他们所接受。于是他开始写一些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论说文，这些文章涉及批评学、哲学、伦理道德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论趣味和热情》《论艺术和科学的起因和进步》《论迷信和狂热》《论人性的尊严》《论出版自由》等二十七篇，进一步阐发了《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这些文章分两卷于1741年1742年在爱丁堡出版，书名为《伦理和政治论说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论说文的尝试是成功的，休谟确实受到了公众的认可。《伦理和政治论说集》一经出版。即大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报章杂志也竞相发表评论、报导和介绍休谟的著作。这与《人性论》问世时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照。休谟在1742尔写给亨刮·霍姆的信中颇为得意地说：
“《伦理和政治论说集》已在伦敦销售一空，这是我从两位熟悉的英格兰绅士的来信中得知的。它们现在供不应求；正如其中一封信所说的，保罗教堂的大书商伊尼斯（Innys）抱怨没有新版，因为他没能为主顾们找到此书、我也得如巴特勒博士（Dr Butler）到处推荐这部书。因此我希望获得更大的成功。它们会被证明像肥料一样，滋养我的哲学的其他部分，这些部分是更持久的，虽然具有更艰难棘手的性质。”
确实，《伦理和政治论说集》的成功使休谟精神振奋，信心大增，先前失败的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正是《伦理和政治论说集》，开始建树了大卫·休谟作为18世纪杰出文人的伟大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