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巴黎之旅
休谟在爱丁堡的府第成了许多学者名流经常出入的场所。他们讨论文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政治和经济，在这里推动苏格兰的启蒙运动，领导着不列颠思想界的新潮流。我们的哲学家早已辞去图书馆的职务，打算只凭借自己的名望和财富，在这种哲学生涯中度过余生。
但是，和他在人生旅途中多次遇到的情况一样，他的这个打算也没有能实现。相反，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从哲学的生涯中跳到了外交舞台，经历了一段最热闹、最富有色彩的生活。他在《自传》中写道：
“1763年，我接到素昧平生的赫尔福特勋爵的 邀请，让我陪同他去巴黎出任大使，并且允诺我不久即可被任命为使馆秘书，而在同时，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秘书的职责。这个建议虽然很吸引人，但起初我却辞谢了。因为我不愿意与权贵们打交道，也恐怕巴黎的礼仪和繁华都丽不适合我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不过，这位勋爵再次敦请，盛情难却，我就欣然接受了。无论是就愉快还是就利益来说，我与这位贵族相处，以及后来与他的兄弟康韦将军相处，都是十分幸福的。”
赫特福德勋爵（Francis Sevmour Conway，Lord Hertford）是英国宫廷中一位很有地位并颇受敬重的贵族，他性情温和，信仰虔诚，虽出身豪门，但并不奢华。休谟第一次见到他时，使断定他是“英国宫廷中最和蔼可亲的人。”1763年，正值“七年战争”刚刚结束，英王派赫特福德勋爵担当出使法国的重任，并为他指定一位年轻人做使馆秘书。但赫特福德勋爵对此人选不甚满意，经休谟一些在伦敦很有影响的朋友推荐，勋爵决定邀请休谟做他的秘书。在此之前他们并无任何来往，但休谟的大名想必他一定久闻。不过也很难设想，他这样一位虔信的贵族为什么会选中休谟这位大怀疑主义者。然而不论如何，在此后的相处中，不仅他们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休谟在法国的声望对勋爵执行外交使命也大有帮助。
休谟最后决定接受赫特福德勋爵的邀请共赴巴黎，也不仅仅是因为勋爵的一片盛情，虽然我们知道，休谟是很尊重别人的情谊并易受其感染的。实际上，很久以来，法兰西就一直在召唤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当时，法国正处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的高潮之中。十八世纪是整个欧洲的启蒙世纪，而巴黎则是全欧启蒙运动的中心。启蒙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思想文化运动，是一场现代文明与封建蒙昧主义的大决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一段最光辉的里程。在整个法国知识界，在科学、艺术、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到处都沸腾着新思想的潮流，到处都进行着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审判。当法国的自由思想家们进行这场伟大的斗争时，他们在海峡彼岸，在苏格兰大哲学家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他的著作在巴黎被竞相传阅，特别是他有关批判宗教的著作，更在那里引起巨大的激动。他的思想被传播，他的人格被赞美，在巴黎人眼里，休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英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早在14年前，孟德斯鸠使曾邀请休谟，希望他到巴黎来，共赴这场理性与蒙昧、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此后这种呼声则越来越高。休谟本人也早已有心此行，且一直对法兰西怀着美好的感情，只是没得合适的机会。
休谟巴黎的崇拜者不仅有著名的文人学者，而且还有许多皇亲贵族、达官贵妇。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便是在休谟晚年生活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的布弗莱·鲁韦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1724—1802年）。布弗莱夫人是当时巴黎上流社会最活跃、最有地位的贵妇人之一，她家的沙龙是巴黎所有的显贵、名流、学者经常去的地方。她不但年轻美貌，而且聪明好学，休谟的《英国史》出版不久，她便悉心阅读，并对休谟的才华和思想极为钦佩。1761年3月，她给休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向他遥致敬意。在信中，伯爵夫人对《英国史》一书大加赞赏，说它通过揭示幸福与美德的一致性而照亮人的心灵。她说，她无法用语言表达读到这本书时的心情，“对您卓越的著作的钦佩使我激动，对您的人格、才能和美德的尊重使我受到鼓舞，屡次引起我给您写信的愿望，因此我可以表白说，这种感情一直深深地袭扰着我的心。”（她还表示，如果休谟有意来法国，她会尽全力相助，为他的快乐愉悦提供一切。休谟以愉快的心情很快给她写了回信，从此开始了两人频繁的书信来往。为了见到休谟，伯爵夫人曾专程赶往伦敦，但因休谟在爱丁堡而未如愿。不过，伯爵夫人的深情厚谊自然使休谟激动不已。也许这也是促使他接受赫特福德勋爵的邀请，出使巴黎的因素之一。
1763年10月，休谟陪同赫特福德勋爵启程赴任。他们一到巴黎，便受到空前的热烈欢这。显爵贵妇一个个兴奋不已，纷纷向这位誉满全城的哲学家欢呼致意，以与他结识为一时之荣。法国国王立即召见了他们，国王全家也都十分快活，孩子们逐个向休谟鞠躬致敬，表达他们的爱慕和景仰之情。相形之下，作为英国政府代表的赫特福德勋爵倒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休谟在抵达巴黎后不几天便给亚当·斯密写了一封信，描述了突然经历的离奇变化给他带来的最初感受：他的前半生在爱丁堡的市民当中是被攻击、指责和迫害的对象，现在则成了法国宫廷和权贵们无比崇拜的偶像。他说：“特别是在最近几天，我在枫丹白露遭受了（这个措词并非不恰当）任何人在同样时间里所能受到的最多的奉承。但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几天，只要我健康状况良好，就再也不愿意受这样的奉承。”（几个星期后，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在这里我吃神仙吃的食品，喝神仙喝的酒，只闻芳香，脚踩鲜花。我会见的任何人，特别是所有的太太、小姐都认为，如果不就我的名声对我说一番冗长的独出心裁的话，他们似乎就没有尽到不可或缺的义务。”的确，休谟在巴黎获得了一个哲学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在当时的巴黎，哲学家便是国王，而休谟则是哲学家中的国王，宫廷里的达官显贵或沙龙中的文人骚客都在地面前匍匐跪拜，执臣下之礼，休谟则像神那样周旋其间。后来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没见过风尚的奇特威力的人，决不会想象我在巴黎受到各阶层和各种社会地位的男女给予的款待。我愈回避他们过度的谦恭礼仪，他们愈对我表示谦恭礼仪。不过住在巴黎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这个城市有大批聪明、博学而温文尔雅的文人学士，胜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在巴黎期间，休谟出入最频繁的和他最受欢迎的地方是上流社会中十分活跃的各种“沙龙”。“沙龙”一词是法文“salon”的音译，本意是“客厅”、“会客室”。1737年，巴黎卢浮宫的方形沙龙中举办了一次美术展览会，这种展览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沙龙”由此得名。在启蒙运动时期，上流社会的一些名人或贵族陆续开放自己的抄龙，邀请各种各样的名人雅士，如心怀不满的贵族、富商阔贾、官僚士绅、名媛贵妇，以及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文人，进行内容相当广泛的，包括政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和艺术等诸方面问题的讨论和对话。由于参加的人员十分庞杂，政治立场和哲学、艺术观点也不尽相同，所以对讨论的问题往往意见不一，甚至发生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争吵，但这里又是相当宽容的，人人都有渴望知识和学问的优雅谦逊的风度，人人都接受艺术、理智和社会平等。实际上，这些沙龙是思想自由的王国之一，是法国的政治生活、文学生活和上流社会交际生活的缩影。它们比休谟在爱丁堡参加的社团更有贵族情调，也更平民化。当时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政治的、文学的或艺术的俱乐部，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沙龙就是一些俱乐部。它们是巴黎、法国乃至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心，在这里的谈话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这里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整个第三等级酝酿了革命的世界观，制定了行动的纲领。(https://www.daowen.com)
这些沙龙通常都是由某一位妇女主持。她不仅需要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要具备深刻的理解力、献身的热情和对启蒙运动的关切和同情。休谟到巴黎后造访的第一个沙龙是若弗兰夫人（Marie－Therese Rodet Geoffrin）家的沙龙。若弗兰夫人被人戏称为百科全书派诸兄弟的“大婶”。她阔绰有余，足以为文学和艺术界人士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实际上她本人既没有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修养，更谈不上哲学和政治上的造诣，可是她却能在客人中应付自如，并赢得受人尊重的那些人的敬意。休谟与若弗兰夫人相处的十分友好，1765年，当他的《英国史》的新法文译本出版后，曾亲自赠书给这位女主人。
休谟常为座上宾的另一个沙龙是由达朗贝（Jean Le Rond d Alemdert，1717—1783年）的女友勒斯皮纳斯小姐（June de Lespinasse）主持的。这个沙龙以有形形色色的客人和贵妇人出席独具一格。勒斯皮纳斯小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她不仅对文学、哲学和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而且能熟练地说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休谟说她是巴黎最通情达理的妇女之一。勒斯皮纳斯小姐曾长期负责经营德方夫人（Madame du Deffand）的著名沙龙，1764年，因未经许可擅自接待达朗贝和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等人而被解雇。她在达朗贝的积极协助下按照更好的原则举办了自己的竞争性沙龙。在她的沙龙里聚集着大使、公爵夫人、陆军元帅和金融家，许多著名学者也常在那里露面。休谟在巴黎期间，时常出入这个沙龙，并和女主人以及达朗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年后，当休谟临去世时，曾赠给达朗贝一笔二百英镑的遗产。
在巴黎期间，休谟不仅与达朗贝，而且与许多著名的学者，特别是百科全书源的哲学家们，如狄德罗（Dents Diderot，1713—1784）、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1715—1771年）、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Hlbach，1723—1789年）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休谟在书信中非常推崇这些杰出人物，他说：“这里的文人确实是非常可亲可敬的；他们都是久经世故的人；在生活上他们协调和谐，在道德上亦无可指责……”（法国的哲学家们对休谟也十分敬重，把他称作“Le bon David”（好大卫）。在休谟来巴黎之前，霍尔巴赫就曾给他写信，表达要“结识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人类最亲密的朋友的强烈愿望。”1766年，休谟回国后不久，霍尔巴赫又写信说：“我必须承认，我为被一位伟大人物所记惦着而自豪，至少我知道他的友谊的应有价值。”（狄德罗也曾写信给休谟，表达热烈的热爱和敬重之情。爱尔维修、达朗贝等人则多次建议休谟在法国期间写一部《基督教会史》，深入地批判神学，认为由他来写最合适，也会是最有价值的。至于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伏尔泰，因为他不在巴黎，所以未曾与休谟见面，但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多次提到休谟，称他为“我的圣大卫”，说他“是一个公正的人”，有一颗“卓越的心灵。”
休谟经常参加哲学家们的聚会。霍尔巴赫每周或隔周在府邸举行宴会，这也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个沙龙，人称定期召开的哲学三级会议。在这里，人们进行比较严肃的哲学讨论，话题很广泛，并常提出一些最大胆的学说，常谈论触犯神灵的事情。实际上，讨论最多的课题也就是关于宗教、迷信及其社会恶果的问题。休谟第一次坐上霍尔巴赫的餐桌，就对宗教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狄德罗向休谟表示，他不赞成当时英国流行的自然宗教，而主张把它们引向无神论。休谟冒昧地说，他以前从没有见过一个无神论者，也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霍尔巴赫说：“您过去有点不走运。现在您正第一次同十七个无神论者一起进餐。”当然，这样的分歧和争论并没有引起误解和不快，而是加深了相知和友谊。法国哲学家们公开的战斗无神论使休谟更坚定了批评宗教的态度，促进他晚年修改和急于安排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
休谟很珍视他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友谊。他在一封信中曾说：
“我在这儿这么受欢迎，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开始时真觉得有些吃不消。不过现在已经习惯多了，我也逐渐习惯于说法语。我和许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那些愚蠢的、虚情假意的恭维吹捧所无法相比的。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开始善意地开玩笑，说我的笑话……我已经觉得很习惯了。我也许要在这儿长久居住下来，不愿意回到伦敦那种党争、逐利和令人窒息的生活。我要住在我喜欢的地方，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但是，休谟的巴黎之行也有不愉快的事，这就是他与卢梭的著名争吵。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也是启蒙运动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早先与狄德罗等人交往甚密，并曾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撰稿。但因他屡遭迫害，性情好疑乖戾，结果与百科全书派也发生了决裂早在1762年，布弗莱夫人就曾劝卢梭到英国去，并写信给休谟，请他提供方便。但因当时卢梭已去了瑞士，而且对英国素无好感，结果并未成行。但正是这时开始，休谟与卢梭开始了书信联系。休谟很欣赏卢梭的才智，对他的著作多有赞誉，而卢梭也很钦佩休谟的为人和天才，说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和以持平精神从事写作的历史学家。”1765年，卢梭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性情宽厚仁爱的休谟建议他在英国寻觅住处，并表示愿意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他的生活舒适愉快。走投无路的卢梭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1766年1月，休谟结束了在英国驻巴黎使馆的任职，和卢梭一起回到英国。
休谟回国后，立即为卢梭的事奔走。最初，休谟在奇齐克地区（Chiswick）给卢梭找到了住处，但这位任性的哲学家不愿住在奇齐克，因为那里离城太近。于是休谟又在德比郡（Derby）的皮克（Peak）给他租了一所绅士的房子，卢梭又说如果房东不同意供应膳食购也不愿去住。休谟劝说房东满足了这个怪要求，因此卢梭前往德比郡皮克地区的伍顿（Wootton），称心如意地在那里定居。接着，休谟又为他从国王处取得每年一百镑的年金。卢梭说如果不保守秘密地就不想碰这笔钱。国王同意保守秘密。但是卢梭又说如果不将此事公布他就不领取。国王再次同意满足他这种反复无常的要求。然而，休谟为卢梭干得越多，卢梭越是怀疑他的动机是否真诚。起先常常用荒唐可笑的指责攻击他，接着又拥抱他，为总是怀疑他请求宽恕。但最后，当休谟在一封短信中告诉卢梭，国王已取消保守秘密的条件，接受年金的一切障碍都已随之排除时，卢梭终于完全听任缠在身上的恶魔摆布，在6月23日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宣称休谟的可怕意图最后暴露了，“你把我带到英国，表面上是为我寻找一个避难所，而实际上却是想让我丢脸。”
卢梭的反复无常使一向性情温和的休谟大为恼火，感到他的一片好心受到了一个卑鄙小人的嘲弄。休谟写信给当时居留巴黎的亚当·斯密，并委托他将事实真相告诉他们的巴黎朋友。此后不久，休谟将关于自己同卢梭关系的完整说明，连同他们之间的一切信件（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寄给了达朗贝，并表示他可以尽情利用。休谟在巴黎的朋友们对这场争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理所当然地完全站在休谟一边，并把休谟寄来的材料公布于世。一时间。关于这个争吵的报道充斥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报纸的各个栏目，成了知识界里的人们交谈和讨论的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