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夕阳无限好
不过，除了卢梭这件事外，休谟回国后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他在伦敦住了两年多，出入王宫和上流社会，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并应赫特福德勋爵的兄弟康威将军（Henry Seymour Conway，1721—1795）的邀请，担任了将近一年的副国务大臣。但此时他已对政治生活感到厌倦，也无意谋取高官显爵，只想在哲学的港湾中过平静的生活。于是，在1769年夏天，他结束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由伦敦回到他的出生地爱丁堡，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说：
“我回到爱丁堡，很富裕、……健壮，而且虽然年迈，还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我的名声日起。”
他这几年的生活过得相当舒适愉快，是他自己觉得最满意的几年。他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哲学家，已经完成了他的全部作品，这些作品给他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使他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虽然在国内，还不时出现保守势力的诽谤和攻击，但在全欧洲，他已被公认为启蒙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同时，他也是很富有的，除了著作的版税和担任公职时的收入外，他还从政府得到每年一千英镑的年金。他在爱丁堡的新城区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新的宅邸，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人生的第二个大事业”。按照他的看法，“第一个大事业是娶一个妻子，我希望这能及早实现。”但是，对于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结婚的想法已经是不实际的了。他住在这所新建的宅邸里，度过宁静、幸福、受人尊敬的晚年。人们为了表达对休谟的敬意，把他的住宅所在的那条大街改称为“圣大卫大街”（St.David Street），这个命名不久就得到官方的批准。
在“圣大卫大街”的府邸，休谟继续读书和研究，修订已出版的著作，接待各方面的朋友，像往常一样热烈地讨论哲学问题。在当时来访的朋友中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人，这就是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其时，美国问题，即北美英属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大问题，而休谟是分离论者，支持美国的独立要求，因为他认为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分离或迟或早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果实离开树木，孩子离开父母一样。后来，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有人请休谟发表评论，他回答说：“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坚信美国的命运。”
我们的哲学家在他的故乡、在他的府邸里续续编织着他的哲学之梦，享受着他生命的晚秋时节的温暖、宁静的时光。但是，死神的魔爪已悄悄向他伸来。1772年，休谟的身体开始显出虚弱的迹象，此后的三年中，日益不佳的健康状况便一直困扰着他。1775年初，休谟患了肠胃病，此后体质急速恶化，一年内体重就减了70镑。但是休谟处之泰然，以十分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的迫近。1776年4月18日，他动手写了我们上面多次引证过的那篇著名的《自传》（My Own Life），或他自己戏称的“葬礼演说”，简略地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以平静的笔调总结了自己的失败和成功，然后写道：
“现在我料想离死不远了。我倒没有因为疾病而受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虽然身体非常衰弱，但我的精神一直没有消沉。因此，假如我要指出一生中哪个时期愿意重过一次，我一定会挑出这后一个时期。我仍然像以往那样热烈地研读。快活地谈笑。而且我想，一个65岁的人，即使死去，也只不过是截去几年疾患中的时日。虽然我看到许多预兆，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但我知道我没有几年来享受它。此时我对人生已毫无牵挂。”
休谟的一些朋友劝他到伦敦或乡下去，换一换环境，或许对他恢复健康有益。起初休谟不打算离开爱丁堡，但后来为了请约翰·普林格尔爵士（sir John Prinsle）治病，终于在4月间前往伦敦。当他在途中的莫佩思（Morpeth）一家旅馆休息时，他的仆人科林（Colin Ross）在门口看到坐公共马车赶来的亚当·斯密和约翰·霍姆。原来，他们一直为休谟的健康状况担忧，见休谟不打算来伦敦，便立即出发前往爱丁堡，没想到在莫佩思不期而遇。于是，斯密回故乡去探望生病的老母，霍姆则陪同休谟返回伦敦。
在莫佩思，休谟和斯密抽空讨论了休谟死后他未发表的部分著作的出版问题。休谟在1776年1月4日已经立了遗嘱，指定斯密为遗稿管理人，把《自然宗教对话录》以外的所有遗稿全权委托给斯密处理。休谟明确希望斯密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本书。我们知道，此书多年前就已写成，只是一些朋友说它肯定会招致猛烈的攻击，才一直拖着未出版。但是作者对自己的著作抱有一种特别的慈父般的自豪感，现在重病缠身，眼看它会被世人遗忘，终于下决心要让它免于这一厄运，而不管是否会招致攻击。如果能活下去，便由自己出版；死了的话，则由遗嘱执行人出版。但是斯密对承担这个责任顾虑重重，担心出版此书会招致人们的攻击，影响自己的前程。他向休谟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起初休谟同意斯密的意见，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为了确保《自然宗教对话录》最终一定出版，他写信给伦敦的出版家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1715—1785年），问他是否愿意做遗稿管理人帮助他编辑出版该书。他在信中说：“我的一些朋友对我赞誉说，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作品。迄今我未出版该书，是因为我最近想安安静静地生活，远远避开那吵吵嚷嚷的反对声。因为，与我以前出版的几种著作相比，这本书虽然并不会受到更多的反对，但如你所知，它毕竟还是会受到责难的，所以仔细想起来，没有出版它也许倒是对的。我在这本书中塑造了一个遭到严厉驳斥、最后放弃了自己观点的怀疑论者。而且他承认，他只是以罗列吹毛求疵的小道理为乐。但是，在他被驳倒之前，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对于那些问题，人们肯定会感到不快，认为是出格的、放肆而无礼的问题。……如果你当前的处境不妨碍你编辑出版此书的话，我想把全部版权交给你。……我想你对出版这本《对话录》一定不舍有丝毫顾虑。”斯特拉恩立即表示同意承担这一责任。于是，休谟对遗嘱作了修改，指定斯特拉恩为自己的全部遗稿的管理人及全权所有者，并补充说，“如果在我死后的两年半内，《对话录》因某种原因未能出版，……所有权则归我的侄子大卫，他的责任，把它们按照他叔父的最后要求出版，必定会受到全世界的赞许。”
休谟的伦敦之行并没有使身体得以恢复，反而使病情急剧恶化，他回到爱丁堡“圣大卫大街”的府邸，安详地等待着自己大限的来临。7月4日，也就是在他踏上死亡之途前不久，休谟邀请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共进了一次告别晚宴。他的朋友们陆续来到这里，看望我们的老哲学家，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休谟虽病卧在床，身体极度衰弱，但仍然十分乐观快活，谈笑自若，兴致勃勃地与客人们交谈。一天，亚当·斯密来到休谟的房间，看到休谟的精神很好，便产生了一丝希望，以为他的朋友还能恢复。老哲学家安详地对他说：“你的希望是毫无根据的。连续一年多腹泻不止，恐怕对谁来说都是很坏的，而在我这个年纪，它是会置人死地的。我晚上躺下时，觉得自己比早晨起床时更虚弱一些；我早晨起床时，觉得比晚上躺下时更弱。而且，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生命中枢已受到侵袭，所以我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教了。”
斯密说：“既然必定如此，那么你至少是满意地离开朋友们和你哥哥一家的吧。”(https://www.daowen.com)
休谟回答说，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几天前他读了琉善（Lucian，120－180？年）的《死神对话录》（Dialosues of the Dead），他发现书中向查龙（Charon）提出的延缓上船的各种理由没有一条适合他：他没有正在建造中的房舍，没有需要赡养的女儿，也没有要与之报仇的敌人。他说，“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向查龙提出的理由，以在生命的岸边多待一些时日。我打算做的事都已经有了结果，我不能期望有什么时候会比现在离开我的亲属和朋友更好的情境了：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死而无憾。”
接着休谟风趣地虚构了几个要向查龙提出来的理由，设想了可能很符合查龙的性格的十分粗暴的回答。他说：“我想可以对他说，‘好心的查龙，我现在正在校改我的著作，预备出新版本，可以给我一些时间吗？待新版本出版之后，让我看到公众承认我改进的结果。’但是查龙会说，‘当你看见对新版本的结果时，你又会作出别的修改，这样的借口就没有终止的时候了；可敬的朋友，请上船来。’但是我还可以提出，‘耐心点，好心的查龙，我一直致力于打开公众的眼睛，如果我再活几年，便可以满意地看到流行的迷信体系的垮台。’但是查龙肯定会悻然大怒，‘你这个无赖，你说的那些是几百年也不会发生的，你以为我会准许你拖延那么长的时日吗，现在就给上船来，你这个懒汉，混日子的家伙。’”
1776年8月25日，大卫·休谟最后合上了双眼，与他生活了65年的人世长辞。他的遗体安葬在卡尔通·克拉格兹（Calton Crags）的新墓地。根据休谟的遗嘱，由著名的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1728—1792）在墓地上设计建造了一座大圆塔。举行葬礼那天，人们纷纷赶来观看这位大哲学家的人生戏剧的最后一幕。人群中有一个人说：“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旁边的人对他说：“这没关系，他是一个可敬的人。”
的确，大卫·休谟是一位可敬的人。1777年休谟的《自传》出版之初，亚当·斯密在给出版家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
“这就是我们的最卓越的、永远不会被忘怀的朋友，对于他的哲学观点，人们无疑会有不同的判断；每个人各以其碰巧相同或不相同的意见，而有赞成或者指责它们的差别；但对于他的人格和行为，很少能有分歧的意见。实际上，他的性情可能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平和安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他收入最少的时候，必须节省又最节省，但也不妨碍他在适当的情况下作出慈善而慷慨的行为。他的节俭，并不是为了爱财，而是为了独立。他极端温和的本性，绝不削弱地坚定的精神和稳重的决心。他那时常的幽默调侃是他美好的天性和情绪的真实的流溢，这种调侃中掺和着机智和谦逊，而没有半点恶意的迹象，它绝不是他戏弄人的手段，反之，它对人毫无伤害，甚至那些被取笑调侃的人也不曾有懊恼和不快。对于他的朋友，他们时常是被取笑的对象，他更随和地与之交往，并奉献出他那博大和亲切的品质。这种快乐的性情，如社会上公认的，常常会给人带来轻浮和浅薄的印象，但在他那里却伴随着严谨的热忱、最广泛的学问及深刻的思想，而且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最渊博的气量。总之，我认为，他无论在生前还是在死后，总是在脆弱的人性所许可的范围内，接近于一个生智有德的人的理想。”
斯密上面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有意地重复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的《斐多篇》（Phaedo）结尾的那句著名的评断，意在把休谟与苏格拉底相比拟。确实，休谟和古代世界那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和高贵的品质。他坚毅而宽厚，快乐而不流于轻浮，富于理智而又感情热忱，他具有积极的乐观精神，以永不休止的努力，度过了能胜过任何正直的人的、真正富于人性的一生。休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人。
休谟在《自传》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现在回顾一下我的性格就结束此文吧。——我的为人，或者毋宁说，我从前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用这种过去的说法，会使我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看法），性情温和而能自制，坦率、喜好交际而心情愉快，平易近人并且不易发生仇恨，在一切感情中都十分适中。虽然我爱文学上的名望，但尽管我几度遭受挫折，这种主导的感情却从未使我不快。青年人、不自检束的人和文人学子都乐于与我相处。我与端庄的妇女相处觉得特别愉快，我从她们那里受到的款待没有什么不满意地方。总之，虽然许多人在别的方面贤达卓越，可往往会因受到诽谤而不悦，而我则从未被诽谤的毒齿伤害。我虽置身于各政党和教派的狂怒之下，但我对他们的愤怨泰然处之，他们反而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未有给我的品格和行为作为辨护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料想到，宗教狂们不是不愿意捏造和传播损害我名誉的故事，但他们决不能找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来。我不能说自己的这个葬礼演说中没有任何虚荣心，不过我希望这种虚荣心并没有错置，而这是一件容易搞清和查明的事实。”
这就是启蒙时代最卓越的哲学家、“苏格兰的圣大卫”——大卫·休谟的自画像。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哲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