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哲学的历史发展
大卫·休谟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虽然他过着一种纯粹文人的生活，一生的大部分都消耗在文墨生涯中，但他始终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幸福，致力于建立一种肯定人的价值、提高人的尊严的人的哲学和人性的科学。他说：
“你可以尽量爱好科学，但是你必须让你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必须使它对于行为和社会有直接关系。”
大卫·休谟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哲学，人的问题是他进行哲学思考和探索的主题。
实际上，人的问题亦是一种永恒的哲学问题。因为哲学知识的特点不仅在于理解世界本身，而且在于理解“人—世界”的关系。对哲学来说，人的问题始终是核心的、决定性的问题。同时，由于人类的生活条件、生活内容和人本身都是经常变化着的，所以这个问题又是常新的。只要生活在前进，思想在运转，人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提到人们面前，迫切地要求予以回答。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革，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全部力量的历史时期，这个问题会显得尤其尖锐和突出。
哲学史上对于人的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方案。从古代开始，对人及人的本性和本质的理解，像一个焦点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流派，它们都企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人及其人在世界的地位、使命。
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人被看做和理解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秩序的组成部分，人与其周围的整个存在是统一的。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大都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特点，主张人服从于自然物质关系的普遍决定论，社会伦理道德亦被看成人群集聚的自然组织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共同规范。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也就是希腊城邦的内部极盛的时代，苏格拉底实现了哲学上的一次重大改变，使哲学由关于存在的终极原理的抽象学说，成为一门论述生活哲理的特殊科学。苏格拉底特别强调刻在德尔菲神庙墙上的那句古老的格言“认识你自己”的意义，认为哲学就是对人的自我的认识，不仅认识现实的人的局限，同时也认识自己的神圣本质。哲学并非远在天边，而是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心中，“哲学是人的思想的本性”。(https://www.daowen.com)
通常认为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人的哲学的创造者，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召回到人间，教导人们思考生活和道德、善良与邪恶。这种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的哲学，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庞大体系中以及后来的希腊化时代话学派的学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柏拉图认为可能存在一个理想的实在——理念世界，而人的最高使命，就是把自己还给理念世界。人应当遵照人的理念来造就和完善自己。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现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基本观念，即客观上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占主要地位，个体的人要服从普遍性的原则。但从本质上来说，古希腊罗马哲学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对象的、注重人的利益和进步的人的哲学。它热情地赞扬人的理性，赞扬人创造文化和法律、艺术作品以及在城邦里生活的才能，肯定人成为有美德者以及理解和分清善恶的能力，并把这些才能看做是决定人的特殊性的突出特点。
在这以后的中世纪哲学中，神的王国取代了人的王国。中世纪哲学只注意超验的、神的存在领域，只承认、论证和捍卫基督教会的原则，认为神是最完美的实在，是绝对的和决定一切的本原，它预先注定了世界和人的命运，而人只是上帝所安排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是执行神的意志的盲目工具。人类活动的“自然法”，人的本性固有的自然欲望和生活的最终目的，便是爱上帝、追求洞见上帝的“最高幸福”。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贬抑人的理性，否定人的价值，扼杀人的自由，是反人的神道主义的信仰哲学。
到了近代，人重新成为哲学注意的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针对中世纪的神道主义和信仰主义，力求从现世实际生活条件、从人的根本来理解人，并把人的自由和尊严建立在尘世生活的基础上。它肯定人的尊严和伟大，肯定人能充分发挥其智慧、知识和力量，肯定个人的努力能揭露出宇宙的秘密，并为人类谋取福利。在这一时期的哲学中，人既表现为完整的、独立的、有灵有肉的个体，又表现为与宇宙的有机统一。在人的这种完整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伦理学观念和关于人全面发展、不断完善的学说。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重视感性和意志，对人的热情颂扬多于严肃的哲学思考，诗人的激情多于哲学家的论证。而17世纪的哲学则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人文主义的见解。
作为“科学时代的预言者”，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科学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培根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自然的知识，相应的科学是自然哲学；一类是上帝的知识，相应的是神学；第三类是对人类自身的知识，相应的科学是人类哲学。他认为，在人类哲学中，对人类个性的综合研究就是对人性的研究，而且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他说：“我觉得对人的本性的概括综合研究，应当是一门自身独立的知识。”按照培根的分类，人类哲学应包括研究人的身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人的灵魂的心理学、以认识真理为方向的逻辑学、关于向善的意志的伦理学以及把人作为社会一员来研究的政治学和公民哲学。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培根并没有完全建立起这样一门独立的人的科学，但在哲学史上，他却预示着人的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把人作为概括性科学哲学知识的对象，使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的理论形态的、与自然科学相并列的科学学科。在整个17世纪，这一直是许多哲学家们努力的目标。例如在霍布斯那里，人完全归属于科学哲学认识的领域，这种认识从人的各种表现来研究人，把人看作与其他动物并列的生物，并把人看作伦理学的、社会的生物。笛卡儿也赞成对人进行科学研究的原则，主张用当代科学的方法把人作为自然物体来研究。他们肯定了从人的各种不同表现对人进行具体研究的原则，认为只有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才能说明人的问题。休谟说：“到了这些哲学家才开始把关于人的科学置于一个新的立足点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好奇心。”
不过，17世纪哲学中的人的概念，还是以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人的问题却具有直接的社会历史意义，是一种直接现实性的问题。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的科学，必须与当代的社会生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使其展露出具体的社会的和人的内容。这种具有直接现实感和深厚历史感的人的科学，是人类在走向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必须迈出的一步。而这正是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所面临的繁重的理论任务。
大卫·休谟是在那个时代里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的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