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方法的探求

对于建造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来说，方法和体系是同样重要的。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大都力图把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置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方法的探求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当时的自然科学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为了认识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形态及其规律性，首先要在实验的基础上获得大量的感性经验，然后由感性经验逐步上升到一般的结论。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实验的方法和数学的方法成为当时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实验方法就是通过实验和观察，广泛收集材料，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和归纳，从中发现普遍的自然规律。数学的方法就是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经过严密的数学计算，以精确的数量关系来概括和反映自然规律。哲学家们对自然科学中的这两种方法进行了片面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强调感觉经验、推崇实验和观察方法的经验论和强调理性思维、推崇数学上所运用的演绎法的唯理论这样两种哲学倾向。

坚持经验论或难理论立场的这两派哲学家们分别把自己的方法论原则贯彻到对人的问题的研究领域。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经验论哲学的开创者，他认为“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当求知于感官”，任何科学的基础都是感觉经验，所谓产生新科学，亦只是说，按照规则从经验中收集来，把它重新建筑一番。培根要求严格按照经验方法考察事物，毫无先入之见地研究现实。他把他的经验归纳的认识方法不仅用于研究自然，而且用于研究人，研究人脑中产生的表象和意志活动，以及社会、政治方面的各种形态和现象。在培根之后，霍布斯、洛克等人继续发展了经验论理论，特别是洛克系统地表述了整个经验论哲学的基本思想，宣称：“凡是在理性中的，都已先存在于感觉中。”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

与此相反，笛卡儿、斯莫诺莎等唯理论哲学家则用另一种方法来研究人的问题。笛卡儿把他由以出发的哲学原则“我思故我在”作为人存在的唯一可靠标志，肯定了思维和理智。在他看来，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来自直觉和演绎。所谓直觉，也就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由澄清而专一的心灵所产生的概念；所谓演绎，就是在理性直觉的基础上，从业已确切知道的其他事实所进行的任何带必然性的推理。笛卡儿说：“离开精神直觉或演绎，就不可能获得科学知识。”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这一派哲学家们以唯理论的传统精神断定人的本质主要在于思维、在于人有理性。他们把有理性理解为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自由而积极的活动。理性是一种特殊品质，正是它决定着人的本质。

休谟继承了培根以来的经验论哲学传统，并把经验论的基本理论原则贯彻到底，把经验论哲学的实验和观察方法作为他的人性的科学的基本方法。他说：

“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而我们对这个科学本身所能给予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https://www.daowen.com)

休谟对自己的这个想法非常重视。他认为，关于人的科学发展到今天，必须经过一番重大的改革，这就是研究方法的改革，即把实验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这门科学，应用于精神题材。所以，他把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称作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在他看来，研究人性和人的心灵的本质，与研究自然界的物体一样，若非借助于仔细和精确的实验，并观察心灵的不同的条件和情况所产生的那些特殊结果，那么对心灵的能力和性质，也一定同样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我们必须努力将我们的实验推溯到底，并以最少的和最简单的原因来说明所有的结果，借以使我们的全部原则达到最大可能的普遍程度。不过，对人的心灵的研究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不利条件，这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那就是，当精神哲学收集实验材料时，无法有目的地进行实验，事先定好计划，并按照预定的方法去应付可能发生的每种具体困难情况。当我不明白在某种情况下某一物体对另一物体的影响时，我只需把这两个物体放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并观察其有什么结果发生。但是在精神哲学中，如果我把自己放在我所要考察的那种情况下，企图以同样的方式消除任何疑难，那么这种思考和预计显然会搅扰我的自然心理原则的作用，而必须会使我无法根据现象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而且人的心灵的作用是最奇特的，它们虽然紧紧靠近我们，但是它们～成为反省的对象，它们便似乎陷于暧昧的地步。我们的眼睛并不容易找到分辨它们、识别它们的那些界线。那些对象太精细了，它们并不能在同一方面或同一方位下持续很久；我们必须在一刹那间借敏锐的眼睛来把握它们。因此休谟主张，我们只能贡献出一幅心理的地图，把人的心灵的各种部分和能力描写出来。如果我们能知道人的心灵的各种作用，把它们互相分离开，把它们归在适当的项目下，并且把它们在作为反省和研究的对象所呈现的那种纷乱情形改正了，那已经是一部分不小的科学工作了。

据此，休谟激烈地批评了唯理论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唯理论哲学把人当做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来加以考察，而不着眼于其为活动的东西，他们力求形成他的理解，而不是来培育他的举止。他们将人性认为是一个可以静思的题目，他们精密地来考察它，以求发现出有什么原则可以规范我们的理解，刺激我们的情趣，并使我们赞成或斥责某种特殊的对象、行动或行为。他们由特殊的例证，进到概括的原则，并由盲目接受的原理而继续推论出残缺的理论，而不顾这种推论的结论是否与常识相悻。休谟认为，这种虚玄的推理不仅很容易陷于错误，而且给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

不过，休谟并不是反对一切理性思维的推理和概括，而是主张这些推理和概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以经验为其范围和限度。在他看来，天文学家虽然一向只是根据各种现象证明了各种天体的真正运动、秩序和体积，而且他们虽然一向也就满足于此，但后来哲学家则依据最巧妙的推论决定了各种行星的运转所依以进行的那些法则和力量。关于自然的其他部分，也有同样的研究。在心理的能力和组织方面，我们如果用同样才力和费同样心力来研究它们，也可以有相等的成功，即发现出人的心灵的各种活动是受什么秘密的机栝和原则促动的。“在任何情形下，精确都是有助于美丽，正确的推论都是有助于细微的情趣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最概括、最精微的原则，除了我们凭经验知其为实在以外，再也举不出其他的理由。经验也就是一般人的理由，这种理由，即使对于最特殊、最奇特的现象，也无需经过研究便可以直接发现出来的。

因此，休谟认为任何关于人的科学都不能说明人性的最终的原则，因为我们不能超越经验，所以见自命为发现人性终极的原始性质的任何假设，都是蒙蔽世人的狂妄和虚幻，都应该予以摒弃。休谟指出，这种不能说明最终原则的情形，如果被人认为是关于人的科学中的一个缺点，那么这是这种科学和一切科学所共有的缺点，也是和我们所从事的一切艺术所共有的缺点，不论这些学艺是在各个哲学学派中所培养的，或是在低贱的工匠作坊中所实践的。这些学艺中没有一种能够超出经验以外，或者建立任何不以这个权威为基础的原则。然而，我们发现了人类理性的最后限度，并非就因此气馁和失望，放弃对人性的研究和对真理的追求，而是要在这个限度之内，建立起一门不是虚幻玄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关于人的科学，休谟明确地说：

“我们必须借审慎观察人生现象去搜集这门科学中的种种实验材料，而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着人类的交际、事务和娱乐去取得实验材料。当这类实验材料经过审慎地搜集和比较以后，我们就可以希望在它们这个基础上，建立一门和人类知识范围内任何其他的科学同样确实、而且变为有用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