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起源和宗教的本质
休谟不仅对教会宣扬的神迹和宗教理论作了相当尖锐的批判，而且还进一步探讨和说明了宗教信仰的起源问题，并揭露和激烈抨击了教会势力的黑暗、腐败、丑恶罪行和宗教对社会生活的败坏作用。在这方面，休谟突出地表现出启蒙思想家的特点。我们知道，与休谟同时代的法国启蒙学者们也是从宗教的起源、本质和社会危害等几个方面对基督教进行了相当尖锐深刻的批判，并公开举起无神论的旗帜的。
休谟首先考察了历史记载的和当时的原始部落的情况，指出世界各地最古老、最原始的宗教，都是多神教和偶像崇拜，他们根源于人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休谟认为，宗教并不是同人类俱生的，宗教感情并不像自爱、慈爱、感激、悔恨等，是人类中普遍的自然情感，而是后生的、第二位的。远古时代的人们，就像诗人弥尔顿描写的亚当（Adam）问世之初那样，对自然的瑰伟壮观，只能感到惊异和恐惧。他们处于蛮荒、蒙昧之中，迫于艰难的生计，孜孜于营求粗陋的衣食，没有能力去认识大自然的构造、秩序和最高原因。自然界每一奇异事件的发生，总是使他们惊诧，认为是一种奇迹，使他们恐惧、颤栗和祈祷。他们经常处于自然力量的威胁之下，无法预见、控制自然灾祸，每种自然事件都被无知的人们迷信为“有某种理智力量的统治”，这就导致了对自然的偶像崇拜。休谟又认为，人们有一种把神秘力量想像为人自己那样的天性，他们对自然的原因无知，又渴望知道未来的命运，就把人自己的思想、情感乃至肢体、形象都赋予神这种想像的产物，于是产生了人格化的神，人们以献祭、祈祷等方式向神寄托避祸求福的愿望。各地区、各民族的自然条件、生活状况很不相同，他们幻造、信奉的神也就非常不同，而且都是多神教。休谟说，宗教观念实际是人内心的想像人投向人身外的幻影。后来文明发展了，本应消除传统宗教观念，但人类由于有着好奇和轻信的弱点，便不经考察就相信了祖先留下的传说，再加上宗教家有意利用人们的盲目信仰，宗教便保存和传播开来。这样，休谟把宗教归结为尘世的历史现象，归结为无知和迷信的产物，神被还原为世俗的人本身在想像中的幻化，这就抹去了神学家安在上帝头上的那个永恒神圣的灵光圈。
休谟认为，一神教包括基督教都是从多神教演变而来的。一神教并不比多神教高明，它同样不是以理性为基础，不是立足于对自然的理解，而是出于更强烈、更偏狭的迷信，出于人们习惯于奉承谄媚这种心理本能。古老民族在承认权力各自有限的诸神的同时，往往在权力的分配上，承认某一种有更高的权威，可以主宰其余诸神，有如君王驾驭诸臣。由于人们不断献媚取宠于这个“君主神”，使他不断扩张权力、完善形象，就逐渐形成了无限完善的“最高存在”、“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它不仅受凡人的崇拜，也受其余诸神崇拜，在天堂世界形成一种神圣的等级关系。休谟指出，基督教的建立同样靠着粗俗的迷信和一连串的奉承谄媚。圣母玛利娅本来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妇女，后来却被奉承抬高到全智全能、法力无边的地步。基督教本身也包含着粗俗的多神教因素，它在上帝与凡人之间，设置了天使、圣徒之类，不仅要求崇拜上帝，还要求崇拜这些次等神，实际上又回复了偶像崇拜。
休谟进而着重揭露、批判了基督教神学的荒诞、虚伪和反理性的狂热，指责它靠实行专制迫害才得以确立起来。他把原始多神教与一神基督教作了比较，指出：多神教比较宽容，容许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信奉不同的神，不至于残酷镇压异教；而基督教则绝对排斥异己，乃至采取战争屠杀手段。希腊神话崇尚勇敢、仗义等高贵的英雄气概；基督教的教义、戒律、苦行等，则培养人怯懦、愚昧、自卑等低下品性，压抑人性，使人陷于奴隶般的顺从。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的主要内容虽然是迷信，但还没有理论性教义，它们根据的神话传说还比较质朴，多少还合乎自然；近代一神基督教则在迷信之上又加上谬妄的理论性教义，是迷信和教理的混杂，更加违背自然、窒息理性。休谟猛烈抨击基督教神学家们对自然的法则和构造全然无知，讽刺他们只会唠叨一些突然的、未可预料的自然灾祸，把它们说成是上帝显示的“天意”，利用所谓“神迹”煽动宗教狂热，“使人沦落到近乎野兽的地步”，他们还居然把这种狂热说成是“凡人与神性得以直接沟通的唯一手段。”休谟指出，神学家们“有着一种爱好荒诞和自我矛盾的癖向”。一种教义似乎越违反理性和常识，就越能博得信徒的虔敬，总是诱使人们相信烦琐的诡辩。
休谟还特别揭露了教会的黑暗、腐败、丑恶罪行和宗教对社会生活的败坏作用。他认为，历来的宗教教义在本质上都是反自然、反理性的。宗教利用迷信和狂热的手段，要求人们过着一种违反自然的生活，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感情和理智，带来了无穷的危害。他说，正当人们同自然界中的真正敌人进行斗争时，宗教却又为人心树立起“想像的敌人”、“幻想的魔鬼”，影响了人对真正的敌人的斗争，使人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他写道：
“人，的确，能够合群而制服所有他的真正的敌人，而成为全动物界的主人；但他不是立刻又为他自己树起想像的敌人、他的幻想中的魔鬼吗？这些魔鬼用迷信的恐怖来追逐他，并摧毁他所有生活的享受。他认为，他的快乐，在魔鬼们的眼中，是一个罪过；他吃东西和休息，给予魔鬼以忿怒和冒犯；他的睡眠和梦寐是引起他焦惧的新鲜资料；即使是死，他实可借此逃开一切其他的灾难，也只给予他对于无穷的和不可胜举的灾祸的恐惧。迷信对于可怜的凡人的不安的胸怀之侵扰，就如豺狼侵扰畏怯的羔羊一般。”(https://www.daowen.com)
休谟认为，宗教是人类理性最凶恶的敌人。在他看来，宗教对人类理性的害处，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宗教迫害人的理性，扼杀人的自由和知识，给人类社会带来黑暗和愚昧。“道德、知识、爱好自由，这些品德招来了宗教审判官的致命的惩罚；当这些品德被排斥之后，社会便陷入了最可耻的无知、腐败和桎梏。”第二，宗教鼓吹人的自卑感，把上帝看成远远高超于人类之上，使人在上帝面前显得十分卑小，只能忏悔、忍受和卑躬屈膝，贱踏了人的尊严。休谟指出，教会宣扬的“独身、禁食、苦行、禁欲、自我克制、谦卑、静默、隐居，以及一整套的修道上善行”，在社会上毫无用处，反倒使“理智迟钝，心情冷酷，想像模糊，脾气败坏。”第三，在宗教的统治下，圣经就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理性和哲学只是宗教的工具，只能为宗教的教义服役，不能对教义表示怀疑，更不能提出违反教义的任何理论。人们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发展科学的权力，只有信奉宗教教义的义务，这就严重阻碍了人类理性和科学的发展。宗教愈发展，教会的势力愈大，对人类进步的阻碍作用就愈大。
有些思想家和道德家认为，宗教即使是荒谬的，但总比没有宗教好，因为信教可以制止恶行，“规范人心”，“使人的行为人道化”。休谟明确指出，实际上宗教的更普遍、更直接的害处正是在于道德方面。他说，宗教要求信仰者履行种种仪式，并培养宗教情感和抱持若干信仰。由于宗教情感和信仰是违反自然感情和情绪的，所以，人们以貌似的热诚履行许多宗仪式，但在那时候心却是冷的，萎靡的：一种佯装的习惯就逐渐形成了，欺诈和虚伪变成了主要的原则。所以人们通常观察到，最高度的宗教热忱与最高度的虚伪，绝不互相冲突，而且往往统一在同一个人的性格中。那些“犯有极大罪行，干着最险恶勾当的人，通常都是最迷信的人”。休谟还说，即使迷信或宗教狂热并不直接违反道德，可是注意力分散，一类新的而无谓的褒奖的抬高，赏罚的乖谬的施与，必然会产生最有害的后果，并且极端削弱人们与正义及人道的自然动机的联系，使人背离自己的合乎自然的行为，形成欺诈、虚伪的心理和性格。休谟认为，宗教不仅不能促进道德，反而会败坏道德。维护社会的道德风尚，调节人的行为，不能依靠宗教信仰，而要依靠人的天赋。他指出；
“根据经验，可以断定，天赋的忠诚和仁慈的最小一颗种子，比起神学理论和系统所提出的最夸耀的看法来，对于人类的行动更有实效。”
休谟还进一步揭露了宗教对社会的直接危害，指出，宗教是社会的万恶之源。他说，在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以后，僧侣政府的那些原则还继续保持着，它们造成了一种迫害的风气，从此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毒药，并且是每一个政府中极其根深蒂固的党争的源泉。他还指出，党争、内战、迫害，政府的倾覆、压迫、奴役等等，总是伴随着通俗迷信控制人心之后而起的凄惨后果。任何历史记载中，如果提到了宗教精神，我们在其后就必然会遇见随之而起的许多灾祸，没有什么时候能比得上从未听到过宗教的时期更为幸福，更为繁荣的了。总之，在休谟看来，宗教的统治就是腐朽、痛苦和恐怖，人们在宗教那里得到的只是恐怖而不是慰籍。
休谟不仅指出宗教的种种祸害，而且他本人也对宗教报有极大的反感。他曾表示：“教会是我所讨厌的东西。”在他去世前不久与朋友的谈话中则说道；“自从我读了克拉克和洛克的著作后，就不相信宗教了。由迷信而产生的道德是最坏的。一般信教者都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