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人才体制以造就领军人才
创新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是最宝贵的高校NSSFC项目团队和其他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资源。领军人才是创新人才的杰出代表，对高校NSSFC项目团队和其他高校科研团队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高素质的领军人才往往能带动一项重大技术突破，一个学科的兴起，甚至是一个产业的出现。造就领军人才必须改革人才体制。人才体制包括人才引进体制、人才培训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人才体制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把领军人才的引进、培训和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1.引进高校NSSFC项目团队领军人才
在当前我国高校领军人才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引进高校领军人才应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引进高校领军人才包括从国内引进和从国外引进两个方面。
首先，从国内引进。从国内引进即从高校外的国内政府机关、科研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引进高校需要的领军人才。从国内引进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二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获得博士学位人员、正高职称的学科带头人。引进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调动、录用、聘用的方式，引进到高校工作，成为高校正式工作人员；另一种是通过临时聘用、借用、兼职等柔性流动方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高校奉献智慧和力量。为了保证优秀人才能够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高校要制定一定的引进政策，为领军人才提供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妥善解决引进人才落户、医疗、保险、税收、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这里排除了高校从国内高校引进领军人才，因为把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种人才引进并没有增加高等教育系统的领军人才，反而使高等教育系统的领军人才结构发生不合理流动，甚至是挖墙脚式的流动，这种引进对高等教育系统没有意义或有负面意义。
其次，从国外引进。从国外引进即主要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引进高校需要的领军人才，包括引进外国科研人员和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回国两个方面。在引进外国科研人员方面，我国高校可借鉴美国吸引世界科学精英和高端人才的成功经验，引进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华工作。建议中央政府拔出财政专款，设立“引进世界一流领军人才”基金，专门用于引进世界一流领军人才，并配套制定永久定居或移民等政策。高校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解决引进人才的福利待遇问题。在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方面，要继续创造条件、完善配套政策，加大吸引留学人才的力度，特别是有潜力成为领军人才的海外名校杰出人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科技教育发展仍将处于追赶阶段，高校急需领军人才，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归国是解决高校当前高层次紧缺人才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17]。
2.培训高校NSSFC项目团队领军人才
由于领军人才的培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目前高校普遍缺乏领军人才的情况下，加强高校领军人才的培训也可以成为一项应急措施。培训高校领军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1）建立国内培训基地。在中国一流大学建立若干国家领军人才培训基地，为领军人才提供快速成长平台，聘请世界一流学者到基地讲学，为领军人才提供科技、人文等高级课程，提升领军人才综合素质。为了加快培训领军人才，在国家领军人才培训基地实行特殊政策，采取特殊措施。
一是实行特殊的学术自由政策。实行特殊的学术自由政策要像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一样，在国内领军人才培训基地，实行与其他高校不同的特殊学术自由政策，彻底打破学术禁区，给国家领军人才培训基地充分的学术自由。这种特殊学术自由政策，会在培训基地形成自由、民主的探究氛围，营造良好的学术特区环境，有利于吸引更多在国外留学、工作和生活的优秀华人、华裔科学家回国，到培训基地创业、工作，进而为我国科研提供更加强大的领军人才支撑。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很多优秀华裔学者之所以选择居留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那里活跃的探究氛围吸引。同时，随着科研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也可以吸引更多外国的领军人才来中国合作与交流，甚至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这样，在提升我国科研能力的同时，也必将有利于我国科研优势的不断增加与积累，进而跻身为领军人才培养的主要国家[18]。定期聘请不同领域的国际一流领军人才到培训基地讲学，为我国领军人才开设高级培训课程，以尽快提高我国领军人才的综合素质。(https://www.daowen.com)
二是遵循领军人才的成长规律。人才成长是有规律的，领军人才也不例外。这些规律有很多，其中领军人才的成长规律主要有：一是名师传承规律。中国有句名言“名师出高徒”，一流的领军人才需要一流的名师指导。名师传承规律是指在领军人才培训过程中，领军人才的德识才学得到名师的指导、点化，从而使领军人才在继承与创造过程中与同行相比，少走弯路，成长更快。二是扬长避短规律。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种差别是由人的天赋素质、后天实践和兴趣爱好所形成的。领军人才不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全才，领军人才大多数也是扬其长而避其短的某方面或者某领域的拔尖人才。三是最佳年龄规律。领军人才具有一个最佳年龄区间。有学者对公元1500年至1960年全世界1 249名杰出自然科学家和1 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自然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区间是25至45岁，峰值为37岁。四是马太效应规律。社会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特殊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还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肯承认他们的成绩。这种现象被称为“马太效应”。因此，应给那些具有发展前途的“潜领军人才”以大力支持。五是期望效应规律。人们从事某项工作，采取某种行动的动力，来自个人对行为结果和工作成效的预期判断。这是现代管理激励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更高的期望目标也是激励领军人才取得更大成就的重要动力。六是共生效应规律。人才的成长、涌现通常具有在某一地域、单位和群体相对集中的倾向。就是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和时间内，人才不是单个出现，而是成团或成批出现。七是累积效应规律。人口资源、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是三个逐层收缩的金字塔，高层次人才居于塔尖，高层次人才的生成数量取决于整个人才队伍的基数。八是综合效应规律。人才的成功与发展，都离不开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两个条件。前者决定其创造能力之大小，后者决定其创造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19]。九是合理流动规律。领军人才合理流动是领军人才尽快成长的重要途径。鼓励国家领军人才培训基地的领军人才合理流动。根据库克人才创造力周期理论，在某个岗位上，人的创造力高峰一般维持3至5年，若在创造力衰退之前适时地更换岗位，则能使其发挥最大的创造力。也就是说，领军人才合理流动能激发其二次创业。人才流动，特别是领军人才的流动是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从国内外领军人才的职业迁移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院士的职业迁移率比国际高引科学家要略低，其中还有一部分人终生固守着一个单位，不利于创造能力的多次激发。建议尊重人才流动与领军人才成长的规律，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和政策，鼓励领军人才在合理流动中快速成长，但也要限制不合理的炒作和恶意竞争[20]。
三是为领军人才建立学科特区。为领军人才建立学科特区，把培训基地创新与领军人才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南京大学为例，南京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成团组引进国际上高水平的新兴、交叉学科优秀人才，目前已成团组引进十多个学术群体。2003年10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田刚担任南大现代数学研究所所长。至此，南大已有包括分子医学研究所、理论与计算化学研究所、模式动物研究所、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在内的5个学科特区。完全可以考虑把这些学科特区建成领军人才培训的学科特区基地。学科特区完全参照国外一流学术机构设置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采用所长全面负责制，在用人、经费管理等方面有充分的自主权。研究所的人员聘任十分灵活，不再是“有了人再去找课题”，而是“有了课题选择合适的人”。学科特区产生的鲶鱼效应，不仅激活了南大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力量，也成为南大吸引、稳定海外人才的蓄水池。同时，“学术大师＋创新团队”的组织模式是南京大学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催生的一朵奇葩。在长期实践中，学校逐渐认识到，要形成这种组织模式，首先必须对于有长期合作基础、工作状态良好的优秀学科梯队和中青年学术群体，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正如200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团队主持人闵乃本院士所言，该获奖项目历经19年，“从提出基本概念、建立基本理论、证实基本效应一直做到最终研制成功全新的原型器件，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而是一个团队的研究成果，是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结晶”。截至2007年，南京大学已拥有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遴选的“优秀创新研究群体”、5个教育部“优秀创新团队”和一大批校级优秀创新团队。从2000年到2007年，各类优秀创新团队共获得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2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大师领军、团队作战的方式让每一个人在收获丰硕科研成果的同时也成为自主创新的骨干力量[21]。这些骨干力量在科研团队中得到了锻炼，再加上在学科特区的培训，将会比较快地成为领军人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为领军人才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区，培训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建立国外培训基地。由政府部门或国内一流大学牵头，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在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中国领军人才国外培训基地。与这些基地建立领军人才学术交流制度，定期选拔领军人才到国外培训基地进行学习培训和学术交流。之所以提出这一措施，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成为培养领军人才的主要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国院士获得研究生学位共同最集中的三个国家，所获学位数量分别大约占到总数的70.2％和58.6％。其中，以美国为最多，学位数量在总数中的比例分别达到了约44.1％和45.2％。这些数据表明，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培养领军人才的积聚优势。以我国院士为例，近八成院士的最高学位在国外获得。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培养领军人才的主要场所。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我国院士取得研究生学位最集中的学校均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这些大学都是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同时也是领军人才取得研究生学位最集中的大学。这足以说明，知名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培养领军人才的主要场所。因此，在我国大学还不能大规模培养领军人才的情况下，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建立领军人才国外培训基地，把国内有一定基础的领军人才定期派到国外培训基地进行培训，是快速提高国内领军人才素质的一条捷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国外培训基地需要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学习外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3.培养高校NSSFC项目团队领军人才
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2020年前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科技教育发展应该进入超越阶段，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面临的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我国的领军人才不能也不可能长期依赖海外来培养，要尽快树立领军人才必须立足于国内培养的理念，坚持早期介入、分阶段发展、长期扶持的方针，在综合素质养成、专业能力形成、创新能力激发、领军能力形成等不同阶段为领军人才成长创造条件、营造氛围[22]。领军人才作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其生成数量取决于整个创新人才队伍的基数。培养领军人才必须以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为基础。而要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必须彻底改革应试教育，全面推行创新教育。在推行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上，制定领军人才培养政策，建立领军人才培养基地，设立领军人才培养基金。
其一，制定领军人才培养政策。把培养领军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和战略措施，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以创新教育为基础，制定领军人才培养政策。创新教育是培养领军人才的基础。“创新教育是旨在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教育。”[23]培养领军人才需要建立创新教育生态系统，以中小学创新教育为基础，同时建立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政策，借鉴美国创新教育经验，以“985”和“211”大学为主要培养基地，完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博士后人才培养制度，把创新政策与创新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科研与研究生教育一体化制度，“形成相对独立自主的领军人才培养体系”[24]。一是深化落实导师制，使学生在师生交往中获得成长。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高校学分制教学管理中尚处于尝试阶段，再加上大众化所带来的生师比的扩大，导师制的实施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确保导师制的成效，我国研究型大学应深化改革教师考核和评价机制，将教学研究和辅导本科生参与研究作为科研成绩的一个方面，从而调动教师参与本科教学和指导本科生科研的积极性；同时加强本科生导师制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以实现导师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自觉化，使学生在这种面对面的、频繁的师生交流中获得真正的成长。目前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制也存在一定问题，导师学术内外事务过多，所带研究生过多，面对面的交流指导过少，所以，要在培养制度中明确规定一个导师所带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最高人数，为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创造良好的培养制度环境。二是完善博士后制度，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博士后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支持有潜力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继续从事相关研究，为他们成长为领军人才创造机会。近1/3的国际高引科学家有博士后的经历，其中近1/3以某种身份为博士后单位工作过，可见博士后经历对造就领军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博士后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实施二十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影响，政府对博士后站点设置和博士后名额分配有着严格的控制，既不利于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的作用，也不利于充分利用高校的自身优势。我国要尽快完善博士后制度，给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允许高校按照自身的资源和需要，设置博士后站点，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为培养领军人才提供制度保障。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养制度，加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言，他们与自然科学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同等重要[25]。
其二，建立领军人才培养基地。在“985”和“211”大学建立领军人才培养基地，加强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人才培养，为领军人才成长提供优质平台。一方面，国家可以明确在某些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学科建立领军人才培养基地。已有的研究文献以及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中国两院院士为代表的领军人才本科教育阶段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领军人才的培养上，研究型大学具有优势累积效应，优质的本科教育是其成长的重要基础。为实现我国领军人才国内培养的目标，可以在某些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学科建立领军人才培养基地，遵循领军人才的成长规律，发挥自己应有的效用，提供优质的本科教育，为这些潜在科技精英打好宽厚的基础。具体表现在：开展真正意义的通识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使其形成网状的知识结构；减轻学生每学期的课程负担，扩大选修课的比例和选择面，给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建立本科生和研究生共选课程，让学有余力和对某一课题感兴趣的学生提前深入学习相关学科和课程[26]。另一方面，在领军人才培养基地实行更加宽松的学术自由小环境。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思想中的官本位意识相对有所淡化，但是，官本位意识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仍然相当顽固。这反映在科学研究领域，就是对“学术权威”的“尊重”。这一现象在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学霸”、“学阀”们为了一己之利，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灌输遵从权威的思想，这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极为有害。营造宽松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探究氛围，对于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领军人才的能力尤为重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学术自由观念的领军人才，才能促进国人思想观念的改良，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整体面貌的改善，才能促进我国成为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
其三，设立领军人才培养基金。为了支持领军人才培养基地更好地培养领军人才，设立领军人才培养基金，为未来领军人才提供一流的成长空间。领军人才培养基金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和落实本科教育的奠基作用，加大对本科教育的投入。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是一项需要投入巨大资源的昂贵事业。领军人才在素质养成阶段具有不同于一般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特点，为提供符合领军人才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的优质本科教育，进行的各项改革和完善都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教育资源。为实现领军人才国内培养的目标，应加大对本科教育的资源投入，为领军人才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后期的学术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对具有领军人才潜力的重点大学本科生，实行领军人才培养基金补助政策，为领军人才获得更好的本科教育创造条件。二是加大对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研究的资助力度。建立健全多样、完善的资助体系，确保不让一个优秀研究生因为经济困难失去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不断改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生活待遇；采取多种形式把经济资助与能力锻炼结合起来，通过提供各类助学、助研、助教岗位，既可以改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经济状况，又能提升其能力水平，为未来领军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开展科研交流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撑[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