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消解教师教育权威，促发高校师生冲突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互联网的勃然兴起，一个网络化的时代到来了。它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同时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作为高等教育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大学教师和大学生都无法回避地受到信息网络的冲击。其结果是师生关系发生解构与重构，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受信息网络的影响而出现重大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传统的高校教师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不断消解，这种消解容易促发高校师生冲突。
高校教师权威是指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高校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凭借国家、社会赋予的教育权力和个人因素而产生的，能够影响和改变学生心理、行为的一种支配力量[22]。传统教育中的教师权威意味着教师与学生（权威者与权威对象）之间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涂尔干指出，“教育活动就是一种权威性活动”[23]。现代教育中教师权威有了新的意义，其本质“是发挥育人的引导作用，为学生自身的成长、成熟以及最终走向自主、自觉服务”[24]。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依据合法性来源对“权威”做了三种类型的界分：一是传统权威，即长期的传统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权威；二是感召权威，即由个人魅力所获得的权威；三是合理——合法权，即法定的权威和专业的权威[25]。美国学者R.克利弗顿和L.罗伯特则进一步将韦伯的第三种权威的两个类型分离开来，提出了权威的四个层面，其中法定的权威与传统的权威源于制度，而感召的权威与专业的权威则源于个人因素[26]。据此，将高校教师的权威分为四个部分：（1）传统权威，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师职业身份的尊崇，体现为“师道尊严”、“尊师重道”等传统观念。（2）法定权威，即以一定法律、政策、制度等规则系统赋予教师的强制性的权力所形成的权威。这一权威也缘于教师是社会的代表，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传道者。（3）感召权威，即教师因其为人师表、敬业奉献、严谨治学、关爱学生等高尚的人格品质，以及富有魅力的气质修养等个性特征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4）知识权威，即教师因其“闻道在先”而在知识占有上处于上位，从而形成对学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这是由教师自身的学识、专长所形成的，是高校教师权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7]。“在当今的师生关系中，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仍是维系大学教师地位和教学权威的根本条件。”[28]总之，在高校中，教师地位的保持是以教师权威来维系的，教师权威的源泉在于社会的赋予、自身的知识与经验以及学生多处于“权威中心”阶段的特点[29]。在传统教育中，许多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教育教学活动的执行是依赖于教师的权威地位的。
在传统社会，教师权威在教育中享有着神圣的地位。但是在网络时代，教师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发展使教育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教育中教师独享的权威开始被网络分享，教育的权威资源因网络而重新配置，从而造成教师权威解构，高校教师在传统教育中的权威消解。其表现在：
一是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化身”的知识权威消解。“闻道在先”是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的前提，是受人尊重、为人信服的本质所在。在传统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垄断者”，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被视为知识的象征，教师是学生获得文化知识的主渠道，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来源，教师在传授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在学生中分配知识上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形成了牢固的知识权威形象。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其知识权威更显突出，因为高校教师“往往被认定为某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对某一问题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被社会和公众赋予了很高的知识权威”[30]。但是在网络时代，高校教师的知识权威正在被消解。首先，知识的无限增长，使得任何一个高校教师都没有能力掌握教学所需的浩如烟海的所有知识。如果说在古希腊，一个青年人可能至少在理论上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掌握所有人类的知识，那么，到了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今天，这就绝无可能了。进入信息时代后，知识的数字化使信息和知识在总量以及更新的速度上发生了质的飞跃，知识爆炸、信息爆炸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词，任何个体想穷尽知识都不再可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31]。霍金早在1998年白宫千年晚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曾说，如果科学知识仍然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增长，到2600年，如果你将新书依次摆放的话，你要以每小时90英里（144公里/小时）的速度行走才能跟上新书出版的速度。即使是世界上最博学、最聪明的科学家也无法记住所有的科学知识，更不用提科学知识本身就在进行新旧更替，人们不断提出新的、更为合理的认识。可见，人类已经淹没在自身创造的知识的“海洋”之中。在学生眼里“教师什么都知道”的崇高形象在知识狂潮的冲击下开始逐渐暗淡。其次，知识、信息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多，高校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信息源。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以及知识传播的方式。正如现代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让·利奥塔所说的那样，“学术知识将转化为电脑语言，传统的教师地位将为电脑记忆库所取代。教师的教学也将委托给连接‘传统记忆库’和‘电脑记忆库’的机器，任学生在终端机器前随意使用”[32]。在网络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支持下的网络系统拥有丰富的信息和知识存储，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其巨大的知识资源宝库。同时，网络准确、快捷的查询功能又使得大学生在知识宝库找到及获取其所需的知识变得极为方便、高效。因而，大学生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就可以自主地、不依靠教师，并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自己所需的知识。由此课堂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渠道，网络成了大学生全新的信息源。于是，学生从教师处所获得的知识越来越有限，并且对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不再都视为“绝对的真理”，对教师权威也变得不再绝对服从。再次，师生双方获得信息的机会相对均等，教师不再是分配教育资源的唯一阶层。在网络时代，“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师生之间不断进行着角色转换，教师亦是‘学生’，学生亦是‘教师’”[33]。由于网络知识资源的开放性、共享性，大学生拥有能够与教师相对均等的获得知识的机会。同时，由于网络中的教育资源带来了知识的低廉化，这使得教育资源不再匮乏而成为取之不尽的宝库。于是，大学生需要什么知识、从哪里获得知识、如何获得知识有了自主选择权，教师对教育资源在学生中的分配权大为弱化，既无力有效地“控制”学生，同时对学生的“控制”也失去了意义，教师的权威逐渐消融。最后，网络时代的知识快速增长与更新，高校教师在新知识的获取上不占优势。当前，人类知识增长的速度以及知识被淘汰的速度均以几何级数呈现，整个社会均弥漫在知识的氛围当中。任何人已有的知识都将因新知识的出现而很快变得匮乏和过时，这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要求。对高校教师来说，在知识方面要维持或确立自己与学生的多寡、优劣与先后关系，就必须持续地学习新知识。但即便这样，教师也很难一直保持知识上的占多、占优与占先。由于大学生的求新欲望更强，对现代信息手段的应用能力更强，以致他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往往更强，他们获取知识的数量和时间不再落伍于教师，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教师。在部分知识领域，学生甚至处于知识高位，教师还应向学生学习，即带有浓厚的“后喻文化”[34]色彩。总之，在网络时代，高校教师失去了以往在知识经验方面的绝对优势，教师知识权威的不可替代性大为动摇，由知识的化身所支撑的高校教师知识权威正在消解。
二是高校教师作为“道德楷模”的感召权威消解。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说过：“真正的权威来自内在的精神力量，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消失，外在的权威也随之逝去。”[35]就高校的教育教学活动而言，教师在人格上的感召力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教育实践中有一种现象叫“教师人格效应”，即教师如果在人格上赢得学生的心，学生便会产生仰慕之情，乐于听其言、信其道。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几乎是排他性地占有着学生的尊敬、崇拜。但在网络时代，原来的为教师所独有的感召权威受到冲击，网络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首先，平等自由、灵活多变的网络空间及网络文化，因深合大学生的天性而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高校校园环境、学校文化相较于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而言，更显得刻板、划一和强制性，更有悖于大学生追求自由、个性和时尚的天性。这样，学生就容易对以教师文化为主的学校文化环境产生抵触情绪，而对网络文化环境产生依存心理[36]。网络以其五彩缤纷的空间和平等自由的文化吸引着学生，学生在网上能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进度，这种主动多样的学习方式比课堂中教师单调的知识传授方式更让大学生们喜欢。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其对于大学生的魅力更是有增无减，网络已经成了学生离不开的“伙伴”，这使得高校教师已难以与更具感召力的网络权威相抗衡。其次，网络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化，教师难以具备学生多样化要求的人格与德行。在价值观一元化的时代，学生对教师的人格与德行诉求比较单一，教师的感召权威较易树立。但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推动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与整合，促进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当今，大学生价值取向已经多元化，学生对教师的人格、德行诉求也各不相同，教师难以满足众多学生“不同口味”的要求，教师的感召权威降低[37]。最后，网络交往的开放性，使教师感召权威被分享。网络交往打破了传统的人与人面对面直接交往的模式，传统交往中的社会角色、地位权力、制度规范及其他一些交往障碍性因素在网络中被扫除，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交往主体，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沟通与交流意愿选择交往对象。作为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遍访世界各知名科研机构或学校，可以和世界各地著名学者、科学家进行对话，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因而，网络的开放式交往方式，极大开拓了对大学生形成人格感召的人的领域，人格感召的人不再限于学校中的教师，教师不再独享学生的尊重和崇拜[38]。(https://www.daowen.com)
三是高校教师“师道尊严”的传统权威消解。我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在几千年的教育史中，“师道尊严”在教育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确立，尊师重教已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但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以其开放性、主体性、公平性、自由性、交互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使高校教师的传统权威消解。首先，网络文化中的主体性特征使学生主体意识增强而质疑教师权威。在开放的网络时代，大学生在网络中平等、自由地交往，没有权威，无须听命于人，其主体性得到张扬与提升。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中获取信息，自主地参与各种互动与交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对教师的地位、对教师的说教产生怀疑，“师道尊严”弱化、解构。其次，网络中信息资源的公平性使大学生得以摆脱教师传统权威的控制与支配。由于网络信息资源特有的公平性、共享性的特点，“教育机会均等”得以实现，青年大学生不断地表现出自身的特长和才能，对传统的高校教师权威提出挑战，开始摆脱传统的“师道尊严”的控制与支配[39]。最后，网络空间中师生主体去中心化的特质，打破了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以身份地位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师生间“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使学生拥有了平等交流的地位，与教师分享了教育中的权力，也使教师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
四是教师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法定权威消解。教育制度体系把教师确立为社会的代言人，这种强大的制度力量赋予了教师法定的主宰和控制教育过程的权威地位。从教师来说，教师应该作为“社会代言人”，也必须作为“社会代言人”，教师必须将支配阶层价值观或主流价值观传播给学生，以保证学生的信念、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等符合社会要求。但在网络时代，教师的法定权威消解。因为在网络时代，教师不可能不受到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也不可能不受到学生的制约与影响，他不可能对支配阶层或主流的价值观一概认同，并且他自己的观点与主张未必与这些主流价值观完全保持一致。这使得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教师的权威，即法定的权威受到解构力量的冲击。从大学生看，网络已经深深地进入了对学生传播社会文化的行列，相较于教师对社会文化的传承，网络传播社会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速度更加快捷、手段更加多样、选择更加自由，对大学生深具吸引力。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重要渠道，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教师的知识传授而成为主渠道，这就使得教师“社会代言人”的现实功效大为降低，高校教师履行社会职责的法定权威被削弱。
总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教师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地、当然地拥有教育权威。高校教师的权威受到网络的分享，教育权威已不再为教师独有，已由一元化转向了多元化。正因为教师权威的消解，教师权威的合法性撤销，学生要求地位平等、权利对等、民主自由的呼声更加高涨，由此便会促发高校师生冲突的发生。
事实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高校教师与大学生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对高校师生关系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除我们重点讨论的教师权威消解外，它对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些都可能导致师生冲突。如网络空间中师生的匿名交往大大提高了对攻的可能；师生面对面交往的机会减少，师生交往具有了间接性，它使师生人际交往的意识更趋淡漠；网络教育中唯科学主义思想导致师生交往缺乏人文关怀，由此导致师生间情感疏离而形成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