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中医学的理论家，又是经验丰富的实践家
喻氏是一个博览群书，注重实践，具有一定革新精神的著名医学家。
1.重新编例《伤寒论》，以纠正叔和之误 喻氏认为晋代王叔和“附以己意”编纂《伤寒论》之后，致其篇目先差后错，历代医家特别是林亿、成无己等先后校注《伤寒论》均“莫能舍叔和疆畛”，且各鸣一己之见，甚至于“先传后经”。唯方有执著《伤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说明他对方氏“错简论”是极力推崇的。但他又认为方氏没有对王叔和加以驳正，痛感千余年来，《伤寒论》沦为“若明若昧之书”，为使之“如日月之光照宇宙”，必先驳正叔和序例，振举其大纲，然后详明其节目，使学者不致受王叔和编次之误。(https://www.daowen.com)
究竟《伤寒论》的序例如何编次才正确？首先，他认为王叔和编纂《伤寒论》序例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错误。即：①认为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赘辞其后，可与不可诸篇独遗精髓平脉一篇，好比碎剪美锦，缀以败絮，迷惑后人，并认为王氏以辨痉湿暍脉证为第一，以辨太阳病脉证为第二，别论反在正论之前，这是叔和不究心之弊。②太阳经中插入温病、合病、并病、少阳病、过经不解病，内容庞杂，令读者茫然。③阳明经中漫次仲景偶举问答一端，隶于篇首，纲领倒置，且无扼要。④春温夏热之证，当另立大纲，而叔和懵然不识，致后人误以冬月之方施于春夏，而归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⑤霍乱病、阴阳易、瘥后劳复等证，仅是条目，而王氏却别立篇名与六经并峙，有失轻重。而对林亿、成无己，则指责他们“割裂经文，使后人无门可入……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由此，他认为欲使仲景之道不致因叔和而坠，必须重新编次《伤寒论》序例。
喻氏认为《伤寒论》的四序应顺次为“冬春夏秋”，而“冬伤于寒，春伤于湿，夏秋伤于暑热”则为四序中主病之大纲。同时，指出大纲之下，分例397法，如此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此外，他还认为仲景立法，冬伤于寒独详于春夏秋三时者，是以“冬月伤寒为大纲”，而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至此，则“大纲既定，然后详求其节目，始知仲景书中，矩则森森，毋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在具体序例中，他把风伤卫之证53条列入“太阳经上篇”，寒伤营之证58条列入“太阳经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之证24条列为“太阳经下篇”……在各篇中，又将其分门别类。如以桂枝汤证为一类，桂枝汤加减法另归一类，麻黄汤证归为一类，如此种种，条目甚为分明（以上引文见《尚论篇·卷首》）。
2.敢于正《内经》秋伤湿之误，创立“秋燥论”之说 燥与湿，天壤之殊。
燥为天气，湿为地气。从季节来说：春月地气动而湿胜，秋月天气肃而燥胜。本来这是一般的道理，但《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均有“秋伤于湿”之说，历代医家也多从其说。喻氏认为“秋伤于湿”之“湿”字分明为燥之误，他在《医门法律》卷四“伤燥门”中对《内经》病机十九条“独遗燥气”提出质疑，然后指出“春伤于风，夏伤于暑”之后，应是“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只有这样，四时五运之气才不相背戾，才能决千古之大疑。喻氏这种敢于向经典提出质疑和创立新论的革新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秋燥论的主要论点既有凉燥，也有温燥，但从“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而燥令乃行”，以及“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分析，他还是偏于温燥的。关于秋燥之脉因证治，也各有阐述。他说：“其脉之应，仍从乎金之端。”而燥气为病则干，内干而精血枯竭，外干而皮肤皱揭，干于津液而荣卫气衰，肉烁而皮著于骨等。而燥气伤人必先伤于上焦华盖……故喻氏认为病机十九条之“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二条系指燥病而言。治则上，他认为应治以辛凉甘润，佐以或酸或辛，临病制宜，这正是他临床中灵活变通的表现。喻氏之秋燥论，对后世医家是有影响的，如叶天士说“燥自上伤，均是肺先受病”，以及“秋令感伤……当以辛凉甘润之方”，笔者认为都是受喻嘉言的影响。事实上，他自制的清燥救肺汤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者所喜用，也足以说明秋燥论在临床上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3.制定中医病历格式，使后世有规矩可循 历代医家，著书立论不厌其详，然在中医临床上，特别是病案的记载方面，却过于从简，往往是三数十字，甚至寥寥数笔，即将全病概括其中。又因为中医与儒家关系密切，往往儒家即医家，医家也即儒家，或者是举业不成即为医业，故行文用字多深奥难懂，使后学者常感困惑。喻氏有感于此，强调书写病历的重要性。他认为医案对于今人后人，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治千万人而不爽”。因此，他特别指出书写病历应有一定的格式。在《寓意草·与门人定议病式》中，对如何书写病历均有较详尽的论述。举例：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有无，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几将今之中医学中之四诊八纲纳入其中矣，这与喻氏一贯强调凡治病必四诊合参不无关系。他在《医门法律》卷一关于望色、闻声、辨息、问病、切脉、合色脉各论中，均有阐述，并分别指出：“凡诊病者，不知察色之要。”“不能分呼笑歌哭呻……不别雌雄长短，出于三焦何部。”“不分呼出吸入，以求病情。”“不问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凡切脉不求明师传授……以病试手。”总之，“凡治病不合色脉，参互考验，得此失彼，得偏遗全……”均为医之罪过。喻氏强调四诊合参，完全是对病家负责的表现，我们从《寓意草》记载的一些医案中亦可见一斑。《四库提要》对喻氏医案也有恰如其分的评价，该书认为喻氏对医案“皆反复推论，各阐明审证用药之所以然，较各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者，亦极有发明，足资开悟焉。”喻氏这种严肃认真，书写病历一丝不苟的精神，实为难能可贵，也确是吾人学习之楷模。他定下的书写病历格式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4.“先议病后用药”论的临床意义 《寓意草》开宗明义第一篇是《先议病后用药》，足见喻氏对其重视。他认为从上古至今时，代有良医，虽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规矩准绳，为医者必按一定方法治病遣药。他主张“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这是因为“药者可以胜病者也”，指出药物之所以能治病，在于医者对疾病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即正确的诊断。用药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做到精，就必须有正确的诊断，然后才能药到中的，直达病所。“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即此意也。同时，他又指出，药既能胜病，但“药皆可伤人”，也不可不知。医者如不能了解疾病而滥施药物，就可使药伤人。这样全面地辨证地论述医、药、病的相互关系，确属不可多得。他还针对当时医者不学无术，徒以空名，遂致医学荒废，成“议药不议病”之弊端而大声疾呼“无如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真可谓金玉良言也。
笔者对喻氏“先议病后用药”是有一定体会的。曾见一患者，头痛胀重难忍，且头晕，发热恶寒，白睛稍黄，小便黄而短少，大便结，且有口臭纳呆等症，就诊时头裹毛巾又戴帽，身着棉衣，由其兄扶持。其舌红苔白黄腻，脉弦数。自谓从发病至今20余日，先后延医诊治，均以感冒证治，遂致愈拖愈觉难愈。笔者当时认为此乃肝胆温热内蕴所致，非外感之病。以疏肝利胆、清热利湿之法治之，投以柴胡、青蒿、地骨、草果、地胆头、栀子、白茅根、车前、香薷、薏苡仁、麦冬等二剂，二诊时症已大减，即以上法加减数剂而愈。由此，可见治病必先议病，议病然后才能识病，识病然后才能药到病除。
综上所述，喻氏之论，立论正确，层次分明，道理深入浅出，举例不厌其烦，真是做到丝丝入扣，使学者莫不为之信服。反以喻氏之论，看今之医道，确有相形见绌者。喻氏之“先议病后用药”也不失为中医学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