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草》对“议病”的贡献

喻昌撰《寓意草》，强调“先议病后用药”，并提出“议病式”，对中医医案学是有贡献的。但是，从临证实践的过程看，“议病”是中医临证的必须环节，非“议病”不足以言治疗，无论其是否形诸文字；“议病”的实际过程总是在治疗之先的，无论其在医案文献中是在前还是在后。从文献载述的内容来看，“议病”始于西汉淳于意，两晋以下而至隋唐尚无医案专书出现，史传所载并不出自医家手撰，因而“议病”环节略显薄弱，但仍有痕迹可寻。宋元以后，“议病”成为医案的重要内容，包括金元四大家在内的医家多在医案中有“议病”部分，有些医案甚至是以“议病”为主干来书写的，如元代王好古《此事难知》中的“许先生论关中梁宽甫证”。明清时期，医家医案中“议病”内容更趋丰富，乃至成为一种风气。

因此，对《寓意草》关于“议病”的贡献需要客观评价。第一，明确提出“先议病后用药”，订“议病式”，但“议病”原本便是中医临证的需要和传统；第二，提出“议病式”，对医案格式以及“议病”的内容进行了规定，有助于中医医案的规程化；第三，喻嘉言“反复推论”，“演文”以“议病”，对后世医案辨证部分的撰写有启发和示范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9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