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文释义，不落俗套

喻氏在注释条文方面，不拘泥于前人之说，往往于众人忽略之处，有独到之见解，于后学者颇有启发。如脾约证，成无己谓之“胃强脾弱”，后人也多所附和而未加深究，嘉言独谓其不然，他在《尚论篇》卷二的“附答门人奇问”中曰：“盖约者，省约也。脾气过强，将三五日胃中所受之谷，省约为一二弹丸而出，全是脾土过燥，致令肠胃中津液日渐干枯，所以大便为难也。设脾气弱，即当便泄也，岂有反难之理乎？相传谓脾弱，不能约束胃中之水，何以反能约束胃中之谷耶？”此不囿于前人之说，单以燥土津枯而立论，确有新意。

喻氏于注文之中，每以精细的辨证而析其机制，持论不同凡响。如他在《尚论篇·太阳经中篇》第七法注文中说：“见脉紧故当用麻黄汤，而脉浮不紧者，乘其邪方在表，当用麻黄汤托出其邪，不使得入；既脉浮数而不紧者，乘其邪正欲传，当用麻黄汤击其半渡，而驱之使出……可见天然一定之法，不因邪势之浅深，辄可变易也。”可见麻黄汤证，脉浮紧为常，脉但浮不紧或脉浮数为变。辨证不可但凭一证之变而改弦更辙，妄施他法，必以病机为立法之据，足见其辨证之功底。

综上所述，可见喻昌在《伤寒论》的研究方面，有许多独特的立论。自其将三纲鼎立之说系统化之后，以此来订正、研究《伤寒论》的学风渐次兴起，如张璐祖仲景之文，宗喻昌之说，采各家之注，参个人之见，撰成《伤寒缵论》一书；程知的《伤寒经注》则谓唯有喻嘉言能“破前人之窠臼，开后学之悟门”；舒弛远为嘉言再传弟子，故对其更加推崇备至，谓《尚论篇》一书，使“仲景斯道，焰如日月”（《舒氏伤寒集注》）；吴仪洛之《伤寒分经》则是全面承袭了喻氏学说，认为“将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极得分经之妙”；他如徐忠可（喻嘉言门人）的《伤寒图说》、史以甲的《伤寒正宗》、高学山的《伤寒尚论辨似》、黄元御的《伤寒悬解》等，在理论上也多宗尚喻氏之说，可见喻氏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

方、喻两氏执错简论，倡三纲之说冲开了当时泥古不化的风气，开创了各派争鸣的局面，推动了《伤寒论》的研究，但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三纲鼎立的基本思想，即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之说，早在王叔和的《伤寒论·辨脉法第一》第20条已有论及，原文说：“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孙思邈则谓：“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千金翼方·伤寒上》）成无己则认为，风伤阳，寒伤阴，卫为阳，营为阴，故风伤卫，寒伤营，各从其类而伤也。可见前人对三纲的理法方药已有论述，只是未提高到统领全书的高度。而喻氏独尊方有执，非议成、王不遗余力，也未免失之偏激，况此三纲之说，凿分营卫，机械地进行病理套析，也不无可非之处。故后世持反对意见的亦大有人在，如柯琴《伤寒论注·自序》谓：“三纲鼎立之说，巧言簧篑，洋洋盈耳，此郑声所为乱雅乐也。”尤在泾《伤寒贯珠集》虽亦按法类证，却不以三纲之说印定眼目，只以大纲大法，贯汇经文。柯、尤两氏，结合临证应用以阐发《伤寒论》之理法，较之喻氏过求理论之规范而机械划分三纲，是有一定进步的。(https://www.daowen.com)

喻氏还以伤寒法统括温病，颇多发挥。他认为，《伤寒论》虽详于寒而略于温，但辨治温病之法尽括其中。他在深入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内经》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温病辨证纲领，尤其是他提出的以保阴为主的治疗原则和伤寒方治温病的思想，对后世温病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提出的温病三纲分证理论，由于和临床实际有一定出入，而且他在冬不藏精及两感温病的选方用药中，使用温热方药较多，故未被后世医家广泛接受。

总括上述，可以看到，喻昌在《伤寒论》的研究中，不但于原文的编次、释理方面有独特的见解，而且他推广《伤寒论》之用，于温病方面亦师仲景之法，对后学颇有启迪。其提出的新理论虽亦有不妥之处，但其着意于求新发挥，不泥于前人之说的改革精神，却是值得赞扬的。

（《江西中医药》，1996年第27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