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燥的理论溯源

关于秋燥的记载始见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记载：“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提及：“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在古代医书理论上都以秋病“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及“冬生咳嗽”的致病特点归结为“秋伤于湿”。关于燥象的记载同样源流于《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且记载“燥胜则干”明确了燥气致病特点。《素问·至真要大论》云“燥者濡之”，揭示了津液枯燥可用滋润药的治燥方法。金元时期对燥证特点“燥胜则干”进行深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燥邪致病理论的进一步巩固与施治方法开展深入研究。金元时期，燥证之概念渐出，诸医家多论燥之病证及诊治大法。金元四大家寒凉派创始人刘河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依据古人对燥证的研究及燥证特点“燥盛则干”，对病机十九条进行了充分的补充。刘河间提出“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概括了燥邪致病的病机及其临床诊断的特点并将六气病机补充完整。同为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这一时期对燥证也有所研究，并在《脾胃论》中也记载了润肠丸等治疗燥证的方药，以滋养荣血、滋润肠液等方法治疗燥证，但都为治疗内燥。朱丹溪为滋阴派的代表，倡导阳有余而阴不足，注重滋阴清火，其四物汤的加减等就为内伤虚火的内燥而设。唐宋时期提出秋季易津液枯燥的观点。著名的医学大家王冰编次和注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冬水寒，夏火暑，秋金燥，春木风，长夏湿土，谓五行之寒、暑、燥、湿、风也。”但至此历代医家多是研究津液枯燥之证并无明确提出外感燥邪的“秋伤于燥”之说。东汉前《内经》作为一部最古老的医学专著，在秋令所伤上提出“秋伤于湿”，主要论燥象。东汉仲景时，仍未形成“燥证”之概念，只有与燥证相关的基本理论，如燥气致病的特点、病机和治疗。直到金元时期燥证概念渐出，却并没有进一步提出“秋伤于燥”。

明清时期提出“秋燥”病名。明代儒医李梴在《医学入门·治燥门》中博采众家之长，把燥邪首先分为内外。而清代喻昌在此基础上著《秋燥论》专篇，对燥邪病因、病机及治疗作了系统论述，深入补充和探讨了燥气致病的理论，并创制了很有疗效的“清燥救肺汤”。明清以后，渐由“燥证”提升为“燥病”层次，并创五脏燥证之阐发，尤其是“秋燥”成为温病之一后，对“燥病”的诊治方法更加丰富，且渐成系统。(https://www.daowen.com)

喻昌在《医门法律·秋燥论》中记载“秋月天气肃而燥胜，斯草木黄落。故春分以后之湿，秋分以后之燥，各司其政，但凡秋伤于燥，皆谓秋伤于湿，历代诸贤，随文作解，弗察其讹，昌特正之”。喻昌指出春分后的湿气，秋分后的燥气，各自与他们的时令相关。历代各位医家没有看出《内经》中的错误，喻昌明确纠正了“秋伤于湿”之误，并以此确立秋燥病名。但千古大疑“秋伤于湿”和“秋伤于燥”究竟有何区别，早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刘河间说“（燥）异于寒湿，同于火热”，把燥与湿的差别做了区分。而喻昌在《医门法律·秋燥论》中明确了燥与湿的区别“燥之与湿，有霄壤之殊，燥者天之气也，湿者地之气也，水流湿，火就燥，各从其类，此胜彼负，两不相谋”。燥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燥为火，湿为水，两者是此消彼长，不相融合的。从此以喻氏《秋燥论》开始把秋燥作为病名归纳于温病范畴，为近现代燥病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

随着燥病理论的发展，喻昌未对温燥凉燥的区分作任何解释和阐述。所言“燥金虽秋令属相，然异于寒湿，同于燥火”，实为对温燥的辨证认识，并非对燥气性质的全面解释。对于此句的理解，喻氏之后的学者更倾向于燥病有凉温的看法。通过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沈目南在其《医徽·燥病论》中说“燥病属凉”，俞根初在《秋燥伤寒》中提出“秋深初凉，西风肃杀，感之者多病风燥，此属燥凉”和“若久晴无雨，秋阳以曝，感之者多病温燥，此属燥热”，对燥病因不同时节分温燥和凉燥提出理论支持。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也指出秋燥轻则为燥，重则为寒。这些观点都被王孟英、费晋卿等医家支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