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髓迪光，三分阳明以缩窄攻下之范围

学界普遍认为，喻昌是伤寒学派中持“错简重订论”的代表医家，他将明代伤寒学家方有执以“风中卫、寒伤营”为依据划分太阳病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为“三纲鼎立”学说。但除此之外，喻氏对阳明病亦着墨颇多，其对阳明病的重视首先建立在对脾胃生理、病理的认知基础上，他认为“阳明一经之病，治之尤难，盖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大源，多气多血之冲，乃吉凶死生所攸关”，对于维持生命的运转至关重要，处方施药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同时也认为，时机适合地运用攻下法，对阳明病证治至关重要，将仲景关于阳明经“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文阐释为：“无所复传者，原为美事，孰知病邪归之而不传，反成如此之危候耶……所以唯有下夺一法，夺其土而邪不自留耳。”认为邪滞阳明易成危笃之势，唯有攻下能够缓急救险。然阳明病不攻下则邪不解，过攻下又伤脾胃，如《尚论篇》所言，存在着“邪实不可不下，正虚不可太下”的矛盾，必须“斟酌于邪正之间，以权宜而善其治”。而喻昌的“权宜”之计是：首先尽量避免出现非攻下不可的局面，“凡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即从太阳而不从阳明，可汗而不可下；凡阳明证纵见八九，而少阳证略见一二，即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两不可用也”。但凡有解表或和解表里的余地即要不遗余力，喻昌将其总结为：“起先唯恐传经（指太阳传阳明），传经则变生；其后唯恐不传经（指阳明传少阳），不传经则危笃。”并立专篇与门人讨论，将其命名为“伐髓迪光”论，自谓能得仲景学之精髓而启迪后人。(https://www.daowen.com)

攻下法度已定，喻昌又通过重新整理仲景原文的方式限制攻下的适用范围。在认同王叔和整理的成无己注本和赵开美本《伤寒论》中，皆以“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一篇统括阳明病，以“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概括病机。而在《尚论篇》中，喻氏却以原文中出现的“太阳阳明”“正阳明”“少阳阳明”为依据，将阳明病条文分为三篇。喻氏解释所谓的“太阳阳明”是“邪入阳明，太阳将尽未尽之证”，“少阳阳明”指“在经之邪不解，必随经而传少阳之证”，只有“正阳明”证才是单纯阳明病的表现。而从前冠于诸篇之首，作为提纲的“胃家实”条文则被置入中篇，即“正阳明”证中。喻氏此举表明：他认为“胃家实”仅是“正阳明”证的病机，并不能概括所有阳明病，而“胃实”者乃能攻下，故阳明病适用攻下的范围缩小。反映于原文，类似“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咽必痛。若不咳者，咽不痛”等条文即被归为“太阳阳明”证，甚至普遍被认为反映阳明病“里实热”病机的“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一条因言及“外证”亦被认为所属症状证兼太阳。经过喻氏重编后，“正阳明”一篇只余三十一则原文，攻下法的适用范围大大缩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