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于临证，论治必先议病

喻氏治学态度严谨，认为“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为医者必须精通医术，若心粗识劣，而以人之身命为尝试，偶坠其术，惨同婴刃。所以，他殚一生之力，阐发岐黄奥义，补其未备，强调临证谨慎详审，并根据时医易犯之弊病，倡言戒之以法，约之以律。他反复强调何是何过，以期建立诊治疾病的法规，使医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违者则应承担责任。如诊病不知察色之要，鲁莽粗疏；治病不得其情，用药无据，以病试手；不合色脉，参互考验，得此失彼，得偏遗全，皆为医之过，必须认真纠正。古来医书慎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失，喻氏倡此，对于端正医疗作风，提高诊疗水平，有现实意义。

喻氏极力主张按照《内经》理论指导临证全过程，强调明标本、本四时、察地宜、审逆从、辨脉证、识难易、知新久、守岁气、远寒热、约方药、定过失。为使辨证论治建立在充实可靠的基础上，主张建立完整的病案，鉴于前人病案过于简略，提出了详细的病式内容。所列项目之细，体现了《内经》法天则地、中傍人事、四诊合参、制方用药等一系列重要原则，至今都是可取的。其所著《寓意草》病案就独有特色，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皆反复推论，务阐明审证用药之所以然，较各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者，亦极有发明，足资开悟焉。”(https://www.daowen.com)

喻氏慎于临证，特别强调先议病而后用药。《寓意草》首篇就提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用药”，识病则选药通神，不识病则歧多用眩。针对《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不求医理，盲目索方，只议药不议病的倾向，尖锐地指出：“初不论病从何起，药以何应？”这些论述，对目前仍存在的不详于辨证，堆砌诸药，滥用杂投，博搜以冀弋获，多用药而侥幸有功的不良风气，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