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究五损，发《难经》之所未发

秦越人在《内经》“虚则补之”“损者温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基础上创立了“五损”治法，这在中医治疗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飞跃。喻氏亦谓之“秦越人发明虚损一证，优入圣域”。然而，限于历史条件，秦越人亦仅能提出五损的一般治法，而未能深究阐发，以将五损之论更好地明昭后学。为此，喻氏经过数年的研究，弥补了《难经》虚损论之不足，明确指出：“虚劳多本于脾肾。”因为五脏之间，生理相维，病理相损，治疗相因。所以虚损一证，不仅常有脏腑同病，且多涉及阴阳气血，倘若拘于五损之论，则难免顾此失彼。因此他提出五损治法“当以脾肾二脏为要”，真可谓知见宏卓！毫无疑问，补五脏仅能指导人们去认识个别（治法），而补脾肾才真正揭示了五损治疗的共性，从而将这一共性上升为五损的治则。一旦把握了这一共性（治则），诸脏虚损也就迎刃而解。临床实践证明，虚劳一证，其病机总括不外阴阳气血四端，然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能运化水谷之精微以化生气血，滋养脏腑；肾为先天之本，精血之海，藏真阴而寓元阳，为脏腑阴阳之根。所以，脾肾功能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因素。在虚劳证的病理过程中，脾肾的虚损则是病机演变的主要环节。喻氏穷究五损，洞察幽微，将脾肾二脏列为治疗五损之关键，从而把纷繁复杂的五损归纳到这一主导环节上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脏腑辨证的理论和实践，可谓发《难经》之未发，补前人之未备。(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