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组方重病证

喻昌非常重视疾病因素对遣方用药的影响，《医门法律》分述各类外感及内科杂病十四门，每门均先议病后载方。首卷即述望、闻、问、切四诊，并重视脉象研究，通过四诊合参以辨明病证，确定治疗方剂。足见其选方组方以病证为基础的特点。(https://www.daowen.com)

喻昌强调遣方用药以病证为根本在《寓意草》中有较完整的体现。该书卷首即设“先议病后用药”和“与门人定议病式”两则医话，对当时一些庸医“《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不重视与病证分析相关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只“议药不议病”的弊病进行了批驳，强调“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说明其治疗用药必先“识病”，然后对应病证选药组方。“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且勿论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药为良，某药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论病，则药之良毒善恶，何从定之哉？”医者治病必须先诊断何病何证、病因何起、病势缓急、病程长短及病性如何等，以此确定治法方药。同时进一步规范议病模式，从患者病情表现，到“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均有述及，“一一详明，务令纤毫不爽”，并被“允为医门矜式”。足见喻昌选方组方用药考量周全，选方组方均以辨明疾病特征为先提条件，是其组方的突出特点。当然，喻昌“识病”用药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其所论议病式为议病、识证、组方施药的模式，以辨明病证为中心法则，而后根据药性等药物理论选择合适的药物。围绕此“法”组方的过程包括疾病的病因分析、病机阐述、主兼症辨别“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