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古今，惟时所宜

从嘉靖元年至崇祯十六年（1522—1643），瘟疫流行，接连不断，其中大流行就有十多次，人民死亡不计其数。仅就吴县一带，也是“一巷百多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在这猖獗的疫情面前，许多医生墨守成规，依然搬用“伤寒”的方法治疗瘟疫。其结果不是“延误时日”，就是“攻补失序”，枉死的人民，不可胜计。吴有性看到这守旧的积习，惨痛的流弊，深感忧虑，反复寻思。为什么用《伤寒论》的方法治不好当时的瘟疫病？一连串的问题，萦回在他的脑海中，鞭策着他去探索，去研究。

在那把《伤寒杂病论》视为圣典的复古潮流中，吴有性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进。他大胆地提出“法无古今，唯时所宜”，冲破那沉闷的学术空气。他深切地感到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钻在旧书堆中徘徊观望，都无助于突破陈规旧说，征服瘟疫。只有迈开自己的双脚，到疫区去，到患者中间去，才能有所认识，有所发现，有助于征服瘟疫。(https://www.daowen.com)

崇祯辛巳十四年（1641），浙江、山东、河北各地又暴发瘟疫，日渐蔓延。到了五六月间，疫情更为猖獗，有的全家阖门遭受传染，就是鸡鸭牛羊也不能免，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吴有性敢于正视严峻的现实，毅然负起医者的神圣使命，再次投身于治病救命的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背起药囊，深入疫区，串门走户，一例一例地仔细观察，一个一个地悉心治疗。一名叫朱海畴患者，患瘟疫，连日来下痢不止，四肢不能举动，躺在床上就像泥塑一样，闭目，张口。经吴有性治疗半个月，共服生大黄十二两（60克），随后调理2个月，恢复如常，这病例，真切地再现出吴有性认真负责的精神，高明娴熟的医术。

吴有性应用自己多年探索积累的经验，认真诊断，细心治疗，结果“全活甚众”，得到人民的欢迎和赞扬。但是，在这赞扬声中，吴有性并不自我陶醉。他想念的是，众多的瘟疫患者，需要得到正确的治疗；他着急的是，不少医者还因循守旧，把瘟疫当作伤寒治疗，造成“投剂不效”，误人生命。他义愤填膺，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忘也。”呼喊出亟须革新的心声。